多年以前的一次派對上，一位強勢、富有的男性向一位年輕的女士自信地大談自己對一本剛出版的新書的看法，盡管他其實并沒讀過這本書，只是看了雜志上的書評。

“那是她的書。”直到有賓客提醒他，他口中這本書的作者正是他眼前的這位年輕女士，他才停止了自己的高談闊論，不過沉默也只維持了片刻，很快他又找到了新的話題，重新開始滔滔不絕。

以上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美國作家麗貝卡·索爾尼特（Rebecca Solnit）的新著《愛說教的男人》（Men Explain Things to Me）中描繪的場景，故事中那位年輕的女性就是作者本人，正是這次經歷驅動她寫出了這本書。

何為”男式說教“？

嚴格來說，“男式說教”（Mansplaining）這個概念并不是作者索爾尼特創造的，而是她在文章中分享了自己作為女性被說教的經歷后所產生的回響，是很多女性基于相似體驗的共同創造：文章發表之后，先是一個叫“男學者向我解釋事情”（Academic Men Explain Things to Me）的網站出現了，許多在大學就讀或任教的女性分享了她們被輕視、被無視、被打斷和其他諸如此類的故事。再后來，“男式說教”這個詞被創造了出來，它被用來描述這樣的一種現象：男性們居高臨下地向女性解釋或談論一個話題，而往往被迫傾聽的女性才是對這一話題更有發言權的一方。

那么探討“男式說教”的意義何在？本書譯者、英國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講師張晨晨認為，“男式說教”只是性別暴力中最常見的、看起來最無害的一種形式，它根植于一種習慣于忽視女性聲音的性別文化。“男式說教”的背后是一根沒有盡頭的鏈條：否定她們的聲音，沒收她們說話的權利，讓她們噤聲乃至消失。作者自己也很驚訝：她的這本書從一個好笑的生活故事開頭，卻以強奸和謀殺結尾，從微小的社交煩惱一直延伸到暴力的噤聲與死亡。在這本新書中，作者從“男式說教”談起，卻不僅僅局限于此，她用明快而醒覺的文字向鏈條的遠端試探：她談到了各種針對女性的暴力，談到了婚姻平等，也思考了女權主義的未來將走向何方。如果你被“男式說教”這個新詞吸引而翻開這本書，你將會發現它的意涵遠遠不止于此。

沉默的同心圓與女性言說的可信度

索爾尼特在《與狼共舞的卡桑德拉》一文中提出了“沉默的同心圓”概念，這個概念揭示的是女性是如何變得沉默的，或者說，女性是如何“被沉默”的：首先是內在的壓抑、自我懷疑、抑制、困惑和羞恥；然后是恐懼，擔心由于發聲而被懲罰和排斥；接著是外部力量，它們試圖通過羞辱、霸凌或者徹底甚至致死的暴力讓那些無論如何都要發聲的人噤聲；最后，最外層的同心圓是當故事終于被講述，當講述者沒有被直接噤聲，故事和講述者的“可信度”卻遭到質疑。

這里提到的“可信度”（credibility）也是作者在本書中常常論及的一個重要概念。在她看來，可信度是一種女性所欠缺的根本性權力，父權社會不僅質疑女性所說的內容，“女性在說話”這件事情本身就在被質疑，而這種對女性言說可信度的質疑從古典時期開始延續至今：希臘神話中的女先知卡桑德拉因為反抗太陽神阿波羅的強暴而被降下說話無人相信的詛咒；西方現代醫學中的“歇斯底里癥”則為厭女癥披上了偽科學的外衣，這種被認為是專屬于女性的病癥的內里充滿了對女性理性的否定，傾向于認為女性是失智的、不可信的。但諷刺的是，“歇斯底里”（hysteria）一詞源自希臘語的“子宮”，人們曾認為這個詞所指示的情感狀態來自不穩定的子宮，可哪個男性不是在子宮中被孕育出來的呢？

女性的聲音被否定，連帶著她們的經驗也不被重視：女性的疼痛被當作次要的經驗，以“心肌梗死”這一病癥為例，胸痛、呼吸困難等典型癥狀多發于男性患者，女性的癥狀往往更隱蔽、更多樣，卻更容易被忽視；再比如汽車從一開始就不是為女性制造的，在做安全試驗的時候使用的都是男性身材的假人，直到2011年，當車禍發生時，女性有超過40%的可能性會死亡。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男人的經驗被認為是共通的、典型的，而女人的經驗被認為是特殊的，我們仍生活在一個女性被他者化的時代。

父權社會中的女性缺位

在這本書中，作者難得地展現出了厚重的歷史眼光和鮮明的溯源意識，她用古希臘悲劇中的人物卡桑德拉說出真相卻無人相信的詛咒引出當代女性言說缺乏可信度這一困境，我想這并非一個隨意的引用，而恰恰說明了女性說話的權利被壓抑是一個始于古典時期的歷史性問題。這讓人聯想到英國古典學家瑪麗·比爾德在演講集《女性與權力》中的論述，通過回到《荷馬史詩》，回到古希臘戲劇，我們發現女性的聲音被限制在私人領域的傳統自古有之。

面對時事，索爾尼特的反應敏捷，她的文章在新聞網站和報紙上大受歡迎，她不止關注現狀“是什么”，而且進一步思考著“為什么”和“從何開始”，并從中總結經驗、提取共性，這種意識在《祖母蜘蛛》一文中得到了清晰的體現。這篇文章從家譜中女性的缺位寫起：“家譜上面沒有女人，她不在上面，她的母親不存在，她的祖母們也不存在……往前追溯更多的世代，更多的世紀，成千上萬的人消失了。”父系社會的族譜就是一種由父到子的單線敘事，由于父親需要確知“我的兒子是我的”，女性被禁錮在家務和生育的家庭領域中，她們的身體和欲望被視為丈夫的所有物。她們承受了孕育和分娩的痛苦，而家譜上卻沒有給她們的名字留下位置。

父權制下的血脈是通過排除女性而形成的一種線性敘事，作者認為這種排除不僅出現在性別領域，而且存在著一種廣泛的模式，她將那些在敘述中被排除在外的影響籠統地稱為“祖母”。面對如此精妙的比喻，我們不禁期待作者能將討論擴展到性別以外的其他領域，將這種排他性的單線敘事在其他領域中重新網格化，但僅從這篇文章來看，作者似乎無意踏出性別話題的門檻，這似乎是一個小小的遺憾。

女權的現在與未來：一場關于平等的革命

在敏銳的洞見之外，作者對語言的靈活調度也為這本書增色不少，例如在諷刺一些以為被男性身份賦予了說教權力的男人時，她寫道：“但是智慧并不長在你的襠部。”而講到女性在婚姻中的失語時，她的筆觸又變得深沉，伴隨著一種理解的痛楚：“他覆蓋她，就像床單，像裹尸布，像簾幕。她沒有獨立的存在。”作者長于用尖銳和直截了當的語言聲明自己的立場，為女性爭取權利，但我們也能夠感受到她在極力避免讓自己的觀念滑向片面仇視男性的極端女權主義。比如，她對“男式說教”這個詞是非常警惕的，她覺得這個詞在某種程度上可能將人引向“但凡男性解釋的內容都是錯誤的”這一誤區中。本書中作者呼求的是一種兩性間的平等，以及人的解放。

索爾尼特認為，男性和女性并不是彼此的敵人，不平等的現狀和失衡的權力關系才是人類應該共同對抗的東西，危害女性的觀念也讓男性受害，而女權主義者們的抗爭最終也將使男性受益；女權主義不該是一場只屬于女性的狂歡，更不該跌入女權壓倒男權的另一重深淵；女權主義不是剝削男人的陰謀，而是解放所有人的運動。索爾尼特對平等懷有極大的熱忱，這本書里就有一篇講婚姻平等的文章，她將婚姻平等稱作一種“威脅”，它威脅到了傳統婚姻的不平等，作者解構了傳統婚姻中的性別角色，在更加平等、包容的婚姻關系中，人們能夠獲得自主選擇角色的自由。

對于這場關于男女平等的革命，索爾尼特的態度是樂觀的，她將平等的觀念比作《一千零一夜》中魔瓶里的精靈，精靈一旦被釋放，就無法再回到瓶中。革命首先由觀念構成，保守派可以限制生育權，但他們無法再讓大多數女人相信她們不應該有控制自己身體的權利；關于家庭暴力的法案仍然很不完善，但是“一個丈夫有權打妻子”和“打老婆是家庭私事”這樣的觀念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當這些觀念有了生命，就像蝴蝶扇動了一次翅膀，有什么東西改變了，精靈不會回到瓶中，為平等而奮斗的女性不會投降。

索爾尼特的個人風格鮮明，許多觀點令人耳目一新。盡管作者在一些觀點的論證上略顯單薄和片面，比如，被不少讀者詬病的“暴力沒有種族、階級、宗教或國籍，但是它有性別”，似乎有將兩性差異凌駕于群體差異之上的嫌疑，但仍然不妨礙它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思想的觸角，是一本富有啟發性的女性主義讀本。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