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閑逛與深機

與一件作品相遇，有許多情形。

有些是無意的，有些是有意的。細究起來，無意并非無意，有意也許不那么明確具體。指出這點，是想說每件作品面對的都是具體的人，生活在具體的歷史、文化、社會和時代，有自己的經歷、想法、趣味和習慣，不是經驗白板，不會被動“寫入”。他們看作品，其實是看自己，是在交換、確認、深化、豐富自己的經驗和愿望。就像市場上的閑逛、漫游，但更多是有意而來。不管是閑逛，還是有意而來，他只看見需要的東西，這些東西似乎也看見他，從一大堆“背景”中跳出來。這些東西也有目標，為人生產，但永遠不知道誰才會滿意，它的命運被懸置、被一次次延宕，驚心動魂又悄然無息。這是多么尷尬——生死攸關但又無法言說的關系呀。一直到他停下，仔細端詳，和擁有者交流，并想把它帶走……正是一個個匿名而具體的人，使藝術成為可能，成為所理解和所需要的作品。

如果一個時代里，很多人都中意某件作品，那么這件作品就紅起來。如果很多時代過去了，這件作品仍有抓人的魔力，那它可能是件杰作。想想看，在一個似乎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大市場”中，人潮起起落落，但人們始終聚集在個別商品上，那只能說人類已經離不開這些東西了。在這些作品里面，最大限度地保留著人性和靈魂，被人享用不盡，如同那些耕耘千年依然肥沃，值得信賴、依靠和廝守的田疇，那就是一代代生命藩息的靈壤。

美術是典型的空間藝術。現在一些畫家喜歡畫大畫，但像兌了水，比較寡淡無味，沒法趴近細讀。這些不恰當的大畫，占據寶貴的展覽空間，以為畫前可以站更多的人，想在有限的展期內形成“共享”，但結果往往是“路過”。好的觀看近乎“獨享”，好的作品在合適的尺幅內，滿眼剛好罩住，能打破空間藝術的魔咒，帶人進入時間的河流，體味不斷閃爍增殖的豐富性與可能性。

美術館的人群不都是為作品而來。游客是觀看行為中的人群假象。在達·芬奇的《蒙娜麗莎》面前，為傳言、獵奇、裝飾身份所驅使，熙熙攘攘的人流在這里擠成堆，刻畫“到此一游”的意識形態。美術館的人群也是“作品”，是社會的“作品”。任何社會，注意力都是稀缺資源，特別是還想從中分一杯羹的藝術，要想從被互聯網、自媒體攪動的更加渙散的心神里，吸到一縷社會的視線，非有火眼金睛不可。哪些是普遍、持久、不易覺察，像人所未聞的珍稀礦脈，牢牢鑲嵌在千米之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存在的深處，哪些是簡單、短暫、淺表、肥皂泡似的浮光掠影、過眼煙云……關鍵是對這種資源的分類、估量、發現、捕捉和兌現的能力。這需要兩種能力：一種是超出藝術知識范圍的人文能力以及對社會結構，特別是心理、思維、情感、愿望、矛盾、壓力、焦點的直覺把握能力；另一種則是通過藝術的方式完成杰出的、干凈的、震撼人心的非凡概括。因此，我們看到，天才的“廚師”會經常從煙熏火燎的“后廚”跑到人群深處的“大堂”，他不僅是看“菜品”，更多是看“食客”，因為“食客”也是一道五光十色的“菜品”。美術館中，暗啞的畫面面對觀者，像個從深處浮現的“吸血鬼”，它要擭住理想的觀者，它有話要說，努力想蹦出一個個詞來。但誰會接住這些詞并一路傳遞下去？這里懸置著所有藝術都伴隨終身的疑問。

一件作品，先要被看到。作品被看到的機會不是無限的，甚至非常稀缺。特別在古典社會，所謂的“發表”、“展示”和“傳播”，可能就點綴在交游、雅集、宴食……甚至青樓的聽歌買笑之間。這樣的沉醉空間，短暫而虛無，很難被撿拾和固定下來。有些了不起的作品，因為機會稀缺，湮滅在時間的灰溪。但也有一些，經歷了這么長的時間，竟然會被找到、喚醒、起死回生。

美術作品最好的呈現空間是展廳，是面對面地觀看。它無法像書一樣大量復制、供人隨時分享。展廳的空間不是無限的，進去的人和可看作品都很有限。無論是作品還是觀者，這樣的交流和傳播，相對于書籍、廣播、影視、互聯網、移動客戶端等，是邊緣的、零星的、時斷時續的、成本較高的選擇。人們至今迷信作品的唯一性，強調細讀原作，認為再完美的印刷品，都是“替身”、“二手貨”，是“失真”或“失貞”的，即使復制技術的進步讓內行人也經常蒙圈，但他們仍認為復制品缺乏“靈光”的神秘魅惑，根本無法與原作相比。這種情形對傳播不利，使共識分散，遲滯了判斷，無法形成大致統一的審美尺度。對籍籍無名的新人而言，尤其如此。這一切，在影像時代、信息社會雖有改變，但多少又變成炒作和鬧劇，成為更嚴重的干擾或遮蔽。

今天，美的分蘗、繁殖、對立和夭亡，如此嚴重。特別是當代藝術的現場，打破了人們對藝術整體性的默認。這是什么？何為藝術？嘩變、出圈和顛覆……平地而起的變故，引起悄悄的騷動，無需挑動，無法清理，也無法復原。關于美的中心化結構不復存在，“冊封”的多源、多元和多變，影響、效用、界線的分散、對沖與流失，日益深重。生機和毀壞、保守和激進、吁請和抵制、曖昧和極化、一日千里和風流云散……同時呈現。作品的淵面之下，涌動的是社會結構、體制機制、市場、技術、全球化、多樣性、文化變遷的無限淵藪。從各種角度看，從單一到復雜，從整齊劃一到千姿百態，轉型中的社會結構、體制機制遠比改革開放前復雜千倍，各種元素、維度、力量同時在發力、牽制和平衡。特別是市場、金融、技術、全球化和多樣性的全面滲透，幾乎影響到一切方面……所有這些，加入和塑造著人們的動機、心思、言辭、偏好和態度。童貞歲月蕩然無存，萬物碎裂和成熟。這些力量顛簸流離地落到一件件作品的命運里，它的出生、籍屬、性狀、評價、冊封和歸宿，被嚴重復雜化了。當人們再與一件件作品相遇，可能不再是畫面、形式、構圖、線條、色彩……不再是這些重重深機折射出的令人暈眩的鏡像，觀看不在悅目，感性、直覺、經驗中含有了越來越多藝術之外的艱難之思，言語變得困難，作品越過定義，它與觀者和社會的關系難以析明。

鑲嵌或炸裂

比如右圖的作品。2016年10月，我在今日美術館的“第三屆今日文獻展”上看到它。看這個展覽，有兩個原因：一則它是當代藝術展。當代藝術眾說紛紜，人們態度矛盾，時有作品帶出風波；二則它是由民營美術館操辦。今日美術館是最早最有影響的民營美術館，主打當代藝術，它的策展策略和入展標準是我所感興趣的。當我還在一個偏遠省區工作時，曾指導策動把一個圖書館的地下空間改造成體現當代藝術的平臺，給它命名“圖書館魅影”。2007年12月，大雪紛飛中，我策劃的一個名字叫“虹”的首展登場了。我希望它能為一派的原始凝滯帶來現代開放的氣息，希望它是和解的約定，是那只用喙擰下橄欖枝的鴿子。事后的效果使我松一口氣，這可能是我曾長期生活的那個地方第一次由體制內主導推動這樣一件事。

每個人都是“當地人”，是當地生產的一部分。我曾說過一句無聊的話：“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時間，你就是什么”。但也不僅于此，他的絲絲蔓蔓，無時無刻不在兜兜轉轉，可以伸到很遠，不斷的漂移、抽離和移植，“當地”擴大到“他鄉”，“家鄉”漸成“故鄉”或“原鄉”。但他總有一個或幾個開始時的“主根”，他無法生在所有的時間、所有的地方。人生不過百年，這個尺度決定經驗、情感、可獲的知識與人生深度，有個永遠無法克服的局限，也因此，單個人的情感或理性又總是片面的、相對的。人在認知，個人在認知，但人群的深處或深處的人群，這些認知是不是也如夏夜的螢光蟲，微小盲目地在夏夜漫飛呢？每個人天然以自我為中心來建構經驗和觀念的世界。童年一圈圈擴展，融入遼闊社會，形成身份與認同，又不斷消解或加強著身份和認同，如同古人常說的那團“氣”，形狀、結構、方向變化萬端，難以確定和言述。人類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從各方面連成整體，注定要相依為命。但這不是均質的整體，結構就充滿對立沖突，注定要相依為命、相惜相憐又你死我活、無法共處，這一切，理解起來如此之難，又如此盲目而決絕。每個人、社會、文明、民族和國家，在必然的聯系和接觸中，是自者和他者的鑲嵌與炸裂、隔離或調適、再加固與再修正。我們總是先找到差異最大的部分，找到尖銳之處，磨平它、偽裝它、擱置它、刻意地忽略它，或者夸大陌生、震驚、焦慮、傷害、屈辱和憎恨，試圖擊碎、掩飾、吞下這難咽之物。

挑這件作品來分析，是因為時下強烈的語境，使它突顯出來。這場疫情擴大、分化了不同的應激反應，人群焦灼，注意力聚集，零碎的、個別的意識之間，隱藏于日常的各種意識形態之間，都被新冠病毒套牢、鑲嵌和炸裂，在家庭、階層、代際、地域，在朋友圈、閑聊時光和一點一滴的生活細節中，地震波般輻射擴展，它造成的震動不僅在目前不可知的自然、科學知識方面，更主要的是引發了人造的、有形無形的設施的裂痕。

當代藝術需要“入戲”的觀眾。這件作品，從我4年前看見它、偶然想到它，它就扎了根、在記憶的暗房一點點長大，又在當下語境破土而出，一下子顯影出來。它自然而然地浮出幽暗的水面，適當的語境和我的意識結構給了它浮力和位置，剛好鑲嵌上當下景象的某個部分，不那么嚴絲合縫，卻很真實。2016年今日美術館的“第三屆今日文獻展”，有100多件國內外的作品，我只記住了這一件：銹褐色的、緩慢轉動的鏈條構成閉合的線條輪廓，描出墨西哥地圖的形狀，從轉動的鏈條上，特別是轉角齒輪咬合的地方，一條條濃稠凝滯的機油，不斷滴在白墻上，它又黑又紅又臟，像從一張大嘴的牙縫里流出來……我感到震驚，隨機在心里給它命名“墨西哥”。我想到了什么？想到了大航海、殖民史、種族屠殺、對土著女性的普遍強暴，想到墨西哥人的面孔和血緣，想到白人種族主義對美洲拉丁裔的“一滴血原則”……

人類歷史是一部同化史。主要是自然同化和強制同化。自然同化是雙向的、主動的，和平、緩慢、日常。歷史上的強制同化給人留下更多的印象，往往伴隨戰爭，雖然也是從人、物、文明上的掠奪和占有，但因為年代久遠，特別是地緣、文緣、血緣的相鄰相近，或者百十年的、拉鋸似的相互施加帶來的某種平衡感，已被消平、諒解、釋懷和坦然面對。而且，如恩格斯所言的“征服者被征服”，在古代中國，在中華民族的融合發育和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格局鑄造中，更為規律和典型。這里有世界史中最早、最大、最鮮明的農耕集團和游牧集團，沿黃河、長城、絲綢之路這三條自然、軍事和文化之線分布、串演，農耕與游牧的分野、相處與運動，是兩種生產生活方式密切接觸時必然發生的反應，特別是它們的規模體量相近時，就會發生猶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的效果……在生產生活、族群、社會、文化諸方面，沖突、融合、交換，如同歷史的“攪拌器”和“大碾盤”，生生不息、旋轉千年，是不斷整體化、有機化的智慧與力量。在共同的“天下觀”和“大一統”觀念的籠罩下，文明程度更高的農耕生活，更多地扮演的守雌、母性、保守的一面，“地勢坤，厚德載物”，“萬物并育不悖”，具有更內在、更持久的容受力、馴化力、繼承性，而不斷涌現的新鮮的游牧力量，天行健，屢屢扮演主動一方，生生不息又擴展消散，成為轉化和加入的力量。小的例子是，出塞和親的到游牧集團的漢家“閼支”，在草原社會的兩性關系中，反而高于她在農耕社會的性別地位，能夠扮演更重要的社會角色。同時，母親的哺育是血緣的，也是文化的，大帳之下，那些跨血緣、跨文化的混血兒，猶如舊世界中的“新人”，在情感和文化方面，更傾重于母親的一邊，往往幾代之后，殊途同歸。即使今天，在邊疆的民間，在多民族家庭的后代中，作為母親一方的文化傳遞性也更為明顯。在普遍的文明里，母親是“來處”和“歸處”，地、土地、母親、繁衍、族群、文化、社會、傳續……往往被并置和一同看待。2004年10月，我在巴黎街頭看到聚合了許多少女笑臉頭像的招貼，我問翻譯這是在說什么？翻譯說是一項法蘭西之母的評選活動。看來高盧人也有此喻，特別是經由啟蒙運動和法國革命的加敕，賦予女性以自由、祖國的象征義涵，德拉克洛瓦著名的《自由引導人民》這幅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政治抒情油畫，正是鑲嵌了這一觀念的經典。從人類早期普遍的生殖崇拜、豐饒女神，到中世紀的禁欲、壓制和女性、母親象征的消遁，再到近代的重新喚醒和政治化，有一只歷史之手，參與到對性別的選擇、裝飾和使用中。

近代西方列強殘酷的大規模殖民和強制同化，超出人類已往歷史的想象。它以工業、資本和巨炮的碾軋，把啟蒙精神推到反面。這些從神權、君權重壓下剛剛走出來的、自以為獲得了人性、理性的人群，把除己之外的“他者”、“他處”，當成人群與群的狩獵之域，跨越大洋和半球，侵入全然陌生的未知文明和族群，以壓倒性的優勢直接掠奪、消滅和同化。這一歷史景觀在美洲大陸最為典型，那里的文明和原住民很大程度上被突然中斷和意外死亡了。這幅滴著機油的墨西哥地圖作品，如此醒目，在白色的展墻上默默轉動，鏈條、齒輪像工業武裝起來的牙齒，鐵是臟的，霸道、蠻橫、兇相畢露。我看到它，立刻恍然大悟，我的記憶和知識一直建構在這樣的理解上。為了弄清作者姓名，我向今日美術館的高鵬、晏燕索要畫冊和作者信息，從他們寄來的畫冊、發來的作者信息里，我突然發現，我把作品名稱和作者想表達的意思搞錯了。

原來，作者馬塞拉·阿馬斯是位女性。我記憶里一直想當然假定是男性。作品的名稱也不叫什么“墨西哥”，而是《自我機器》。最重要的，是作者認為她的作品想要表達的是：“它是一個以墨西哥領土為形的機器，上面裝有控制原油流量的電子潤滑系統。《自我機器》是一個過度運轉，且象征受損的機器，闡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關于主權問題及能源依賴的議題。這臺機器的意義源于將其作為全球化能源流動的載體，涉及資源的提取和消耗。其功能性與社會想象之間形成對比，又被根深蒂固卻毫無用處的想法所擾亂。”同時我發現，今日美術館的作品遠沒“原作”強烈，它油量不夠多，機油、生鐵的氣味不夠大，不足以濺到、彌散到觀展者的頭發絲里、白襯衫上。

我感興趣的是，這件作品在不同國家、民族、文化和社會“旅行”時，會發生什么？反正它在我心里發生了根深蒂固的“誤讀”。我為什么一眼看見它，就叫它“墨西哥”？為什么一開始就直接認定它所表達的意思，是關于殖民、種族滅絕、強制同化的控訴性作品？這種深信不疑是從哪里來的？類似的情況是不是在我身上經常發生？我是個什么樣的人呢？面對這件作品還有多少人發生同樣的誤讀……我們這代上世紀60年代生人，經歷的是新中國的兩個歷史階段，但在我的知識觀念結構里，一切要從1840年開始的中國近代史講起，這是個整體性的大邏輯，也因此，遠方的那些“他時”、“他者”、“他處”，那些我從未經驗的、類似的歷史，似乎有整體的現場性，這些翻山越海、連成一體的龐大結構，堅不可摧，是一整段相互連接的、顫動的、如山岳般跌宕起伏的命運線，它太明顯了，無法忽視，無法釋懷，也甭想解構。這樣的經驗和認知結構不斷吸附、鑲嵌新的碎片，使它強化、加固、巍峨如山。即使得到新的作品信息后，潛意識里仍會追根溯源，自動連綴成上下文：“自我機器”，資本是它自己的意識形態，機器、能源、工業、全球化、過度運轉與受損，對應著自然、和平、綠色、輕量、舒緩，也可同構、套用、鑲嵌到殖民地人民及其命運中，這個順勢延伸的復調——他們（人群和自然）都曾被機器（資本、殖民）冷冰冰地強力污染、侮辱和損害過，而且至今隱隱作痛、無法安眠。疫情重壓下的美國，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和那句“我無法呼吸了”，通過影像和網絡的巨量深描，牢牢錨定社會的結構矛盾，在西方回蕩串演，積累的張力最終產生炸裂效果，街道人群洶涌，火光四現。這一切在時代鏡像的聚焦下，極像一件不斷“改寫”和“完成”的社會“作品”，一件龐大的、以城市空間為展示現場的當代行為藝術，一個瞬間發生鏈式反應的“自我機器”。我們看到，不再是一般的閑逛和隱晦的深機，“作品”對抗“作品”，消滅和清除直接呈現，一座座雕像被推倒，觀念價值上的自我清算，回溯燃燒到資本的上游——他們殖民時代的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