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文學紀念碑”叢書

“文學紀念碑”是我策劃于2007年的一套叢書（以下以“叢書”代稱），首先確立的選題是兩卷本《納博科夫傳》。首卷《俄羅斯時期》2009年7月出版，一鳴驚人，叢書就此正式亮相，進入廣大讀者的視野。到2019年7月，《納博科夫傳》精裝重版。歷經10年，實際推出30余種，這套以經典作家傳記為主要特色的口碑叢書已成為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的品牌叢書之一。

叢書名緣于俄羅斯一套同名叢書，該書系側重介紹世界文學經典，亮點在于完備的學術性題解和注釋，這是俄羅斯學者的強項。文學紀念碑，字面意思即文學的豐碑。借用過來之后，我從兩方面作了壓縮和強化。

文學，此處特指文學傳記（亦囊括回憶錄、日記、書信等傳記性體裁），尤其經典作家的傳記。源于其作品的深厚度及相應闡釋空間，經典作家在文學史序列里屬于第一梯隊，文學史往往會給予很大篇幅；就傳記而言，他們的傳記的經典性毋庸置疑，隨時代不斷翻新，甚至多有重復；就讀者接受而言，經典作家受眾最廣，讀者寄予的情感相當深厚，且隨著時光荏苒而層累。

紀念碑，無論是實體（體量）還是抽象意義（歷史感、影響力），本身就具有傳記性。巫鴻先生的美術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學術貢獻就是提出了“紀念碑性”。因此，當“文學”和“紀念碑”這兩個詞組合在一起，會產生一種奇妙的化學反應，特別有力量。誠如德國古典主義美學家溫克爾曼對古希臘雕塑的評價：“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就這樣，叢書的范圍大致框定。

20世紀是“傳記”復興的世紀。伍爾夫在世紀之初提出“新傳記”概念，強調傳記的文學特質。文學傳記（或謂作家傳記）在20世紀中葉即結出碩果，諸如理查德·艾爾曼的《詹姆斯·喬伊斯傳》、利昂·埃德爾的《亨利·詹姆斯傳》、沃爾特·貝特的《約翰·濟慈傳》、邁克爾·霍爾羅伊德的《蕭伯納傳》等經典傳記。這些作品既有學院標準，兼具上乘文筆，而且多被歐美知名傳記類獎項遴選出，本身即有品質保證。譬如美國國家圖書獎關注作品題材，普利策傳記獎則重文本修辭。

叢書一開始選擇的兩卷本《納博科夫傳》和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即是傳記典范，在知人論世和文學批評上做到極致，尤其作品解讀可謂超卓，承續甚至再造了作家傳記的偉大傳統。兩套傳記在各自研究領域都有“終結者”美譽，兩位譯者也完美傳達了原作的調性。

兩套傳記對于叢書思路的啟發，更多的在于經典作家如何與歷史關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例。約瑟夫·弗蘭克在各卷前言再三闡述其“文學傳記”觀：“我所選擇的方式——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生活置于他與時代文學及社會-文化史的相互關系之中——滿足了廣大讀者的迫切需要”，“文學傳記作者不一定非得重點描寫其傳主個人生活中那些純屬表象和逸聞的細節，這些東西可以通過作家的作品來表現，而且應當嚴格地從屬于對社會-文化環境和文學背景——它們與創作有直接得多的關系——更為全面的描述”，“文學傳記的目的在于，根據作家的個人生活，同時根據作家所處時代的社會、文化、文學以及哲學環境和氛圍，為讀者提供一個將有助于他們更好地理解作家的作品的背景”。弗蘭克將這種寫法視為“融合傳記、文學批評和社會文化史的實驗”。這個模式相當完美，弗蘭克旁征博引，伏筆千里，描摹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坎坷而壯闊的一生：1840年代中期以處女作《窮人》一舉成名又迅速遭別林斯基冷落，反叛的種子萌芽，參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被捕受審；1850年代西伯利亞受難10年，信仰產生“神秘的突變”，重返彼得堡，重建文學聲譽，前后創立兩份文學雜志，卷入1860年代上半期的文學-社會思潮，創作出轉折性作品《地下室手記》，預示著未來那個偉大作家的誕生；1860年代下半期陀氏創造力非凡，短短五六年，三部長篇、兩篇中篇；最后10年間，陀氏以《作家日記》的成功、《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創作、莫斯科普希金紀念像揭幕演講達到個人社會聲譽的巔峰（第五卷明年陀氏誕辰200周年之前推出）。貫穿五卷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與19世紀下半葉俄羅斯社會思潮的艱辛互動。借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后續會擴展至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等經典作家，全面探究時代思潮的底里。

叢書正是借由經典作家進入對歷史的觀察，予讀者以教益。就此而言，叢書事實上還是落腳在了文學史，由一部部經典文學傳記書寫并合力建構的文學史。去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制作了一款主題帆布袋，袋面上印有“從經典作家進入歷史”字樣，這一理念正是叢書要義所在。很幸運，叢書一開始就得以確立高標準，雖然也有影響的焦慮。好在前列經典傳記大多已納入叢書序列。叢書目前還計劃開辟子系列，系統引進英美浪漫主義經典作家的傳記。

叢書另一支線是文學回憶錄。個人興趣所在，叢書前期確實偏向俄羅斯文學，后面當然會向其他語種擴展。俄羅斯文學向有“文學中心主義”的說法，指的是文學相對于史學和哲學在俄羅斯的重要性。回憶錄正是俄羅斯文學的強項之一，整體而言，較之其他語種的文學回憶錄，俄羅斯文學回憶錄“文學性”外延內涵似乎更為豐富，更有力度。叢書先后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婭、茨維塔耶娃女兒阿里阿德娜·艾伏隆和幽默作家苔菲的回憶錄或日記。它們既是文學的，也是歷史的，更是倫理的。后續尼娜·別爾別羅娃等人的回憶錄也值得期待。此外，還出了同時代人回憶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的回憶錄，這也是俄羅斯文學的一個小傳統，對于經典作家的回憶錄的整理相當完備，這一類也要延續出版下去。

叢書內多為體量巨大的傳記，對于編輯來說，無論心力還是體力，都是個考驗。我把目光朝向詩學批評。這個面向對于經典作家來說本是題中之義，能夠深度開掘其文學觀念。因為體量小很多，我稱之為“詩學小冊子”。新增這條線包括《詩的見證》《捍衛想象》，以及新近重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文學傳記（回憶錄）與詩學批評兩翼齊飛，倒也張弛有度。

叢書出版這10年來，刷新了不少人對于經典作家的認知，在人文閱讀領域反響熱烈，尤其是在俄蘇文學界口碑不錯。我想，讀者認可的是原作的高品質以及譯文的高完成度。對于以引進版為主的叢書來說，傳主、傳者、譯者，三重契合，方能臻于完美。叢書聚合了不少資深譯者，每年都有優秀作品登上各類人文圖書榜單。

近年來，傳記類出版持續熱門，新的品牌不斷涌現，諸如南大社“守望者”、上海文藝社“藝文志”，都推出過高質量的文學傳記。壓力，也是動力。“文學紀念碑”更應保持一貫品質，提高辨識度，提升規模效應。5年前，我曾期望叢書更為恒久開放，力爭向“紐約書評叢書”“現代文庫”“美國文庫”看齊，如今，有了新的實績，這一愿景更當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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