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故事好像在哪兒聽過：

一個小鎮，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好學生，同班，表面上沒有交集，私底下發生了關系。然后高考，進了同一所名牌大學，在一起，然后分開，各自有了交往對象。女孩有受虐傾向，而男孩患上抑郁癥，艱難維持學業。最后，兩人總算重新在一起，不久后男孩要出國留學，不得不再次分開。

這種故事會不會成為飯桌上的談資，會不會有人聽后嗤之以鼻，說，“這兩人有毛病吧，不正常。”

把小鎮叫作卡里克里，女孩叫作瑪麗安，男孩叫作康奈爾，這就是愛爾蘭作家薩莉·魯尼第二部長篇小說的故事梗概。對了，這部小說叫作《正常人》。小說《正常人》中文版

小說《正常人》中文版

正常，一個平凡的詞，一個好用的詞。標準很低，滿足了也不值一提似的：“這很正常嘛”。可一旦被排除在外，就突如其來得有了殺傷力，斬釘截鐵的樣子——“這不正常！”一天天過去，用的人好像沒怎么想過，“正常”的準繩是什么，定標準的人是誰。

希臘神話里有個綽號“鐵床匪”的妖怪。有兩張鐵床，一長一短。騙來旅客，他讓小個子睡大床，將其身體拉至與床等長，直到斷氣；又讓大個子的睡小床，將伸出床沿的腳砍掉。那兩張鐵床大概就是鐵床匪心中的“正常”。

薩莉·魯尼要是遇到這兩張鐵床，肯定會把它們砸得稀爛。她喜歡拷問定義，然后瓦解它。對她筆下的人物來說，詞語太小，常識太窄，根本放不下她們感受到的現實。她們只好拒絕被它們定義。《聊天記錄》里，弗朗西斯和前女友博比和好，但不希望被視作“復合”，于是她們發明了一個笑話，問大家也問自己，“什么是朋友？”“什么是聊天？”

這種問題是不會得到確切答案的，但它可以拒絕被世俗規訓。

什么是正常的人生？

《正常人》里，瑪麗安和康奈爾面臨的問題更復雜。相較從事藝術創作的弗朗西斯和博比，他們更普通，需求更簡單。這是兩個有點破碎的小孩：康奈爾沒有父親，母親十七歲時未婚生下他，獨自打工將他養大；瑪麗安童年時被父親毆打，父親離世后被母親和哥哥冷漠對待，感覺自己不值得被愛。他們渴望正常，因為那是大多數人都在的地方，獲得愛的概率更高，受傷的可能更小。但那正常究竟是怎樣的，學校不教，大家也緘口不談。帶著困惑，康奈爾希望“自己知道別人私下里是怎么生活的，這樣他就能模仿他們”。

這種困惑在填報高考志愿前夕達到了頂峰。他開始體會到選擇帶來的撕裂感，“感覺自己實際上是兩個人，很快他就必須選擇一個作為全職，把另外那個拋在身后。”是去老家附近的大學讀書，和原來的圈子待在一起，按部就班地活下去，還是去都柏林的名校，參加晚宴，討論時事和文學，與奇怪的女孩談奇怪的戀愛，然后越走越遠？

逃離小鎮認可的正常軌道需要勇氣。哪怕康奈爾在瑪麗安的鼓勵下做出決定，他仍然感受到逃避選擇的誘惑：“有一瞬間，他覺得自己可以保留兩個世界，兩種人生，他可以在二者間穿梭，像穿過一扇門般簡單。他可以獲得瑪麗安這樣的人的尊重，同時在學校受人喜愛，他可以有秘而不宣的觀點和喜好，不會有什么沖突，他永遠不用在二者間做出選擇。他只需要一點點的偽裝，就能存在于兩種完全獨立的生活里，永遠不會直面那個終極問題：他該怎么活，他是怎樣的人。”

康奈爾自己也知道，這是一種錯覺。這個問題很快就會追上他。

什么是正常的親密關系？

《正常人》改編的電視劇一出，有人歡呼，終于有一個不狗血的校園青春愛情故事了。兩個年輕人的愛情，終于不用被墮胎、車禍、絕癥、第三者所打斷，甚至不以世俗意義的戀愛關系為節點。它終于變得寬廣起來。成為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之間的事。在小說扉頁的題詞里，薩莉·魯尼引用了喬治·艾略特的小說《丹尼爾·德龍達》：

“精神狀態的變化是一個秘密，人們將它恰當地命名為‘皈依’，對我們當中許多人來說，無論天或地都不會給他們帶來任何啟示，直到某種個性同他們的相碰，帶來一種不同尋常的影響，并迫使他們接受它。”

小說的一個瞬間，康奈爾說瑪麗安并不是大家想的那種人，她很驚訝，因為她以為自己被囚禁在一個單一人格里，很難輕易改變。康奈爾的話讓她意識到，“如果她和（他）在一起時變得不一樣了，那么這種改變并沒有發生在她的內部、她的人格里，而是發生在他們之間、他們關系的張力之中。”

愛情在魯尼筆下被陌生化。脫離男歡女愛的脂粉氣，它變得安靜、肅穆起來——人和人相互理解、彼此改變的事，怎能兒戲？就像辛波斯卡在《金婚紀念日》里寫，“他們一定有過不同之處/水與火，相互遠離/在欲望中偷竊并贈予/攻擊彼此的差異”。

人人都說薩莉·魯尼會寫性。《紐約時報》評價《正常人》電視劇，“嚴肅認真地對待性愛”。其實在我看來，康奈爾和瑪麗安之間進行得最激烈的是觀點的交鋒。“有時他覺得自己和瑪麗安像花樣滑冰選手，即興地進行討論，如此熟練而完美地同步，他們自己都感到驚訝。她優雅地將自己拋到空中，盡管他不知道要怎么做，卻每次都能將她接住。他們知道在入睡前可能還會做一次愛，于是聊天變得更加愉悅，而他覺得，他們親密無間的討論，話題時而抽象時而個人，也讓做愛的感覺更好了。”

那些影響兩性關系的因素，魯尼也寫，比如金錢、階級、家庭。康奈爾會思考金錢的流動軌跡：他母親每周去瑪麗安家打掃衛生，領取放在牛皮紙信封里的工資，其中一部分又流到他身上，再由他花在瑪麗安身上。兩個家庭之間的差異偶爾讓他和瑪麗安窘迫，讓他們無法解讀對方的沉默，但從來不會阻止他們繼續交往。這種灑脫一部分來自二十一世紀的高等教育，一部分來自他們的個性。無論發生什么，康奈爾和瑪麗安似乎總能在身側豎起一道結界。他們一旦走進去，雜音便消失，世界再次只剩下他們的低語。

“私密”是這段年輕關系的關鍵詞。康奈爾不止一次感嘆，每次和瑪麗安說話，他都有一種完完全全的私密感，它強烈到幾乎“壓在他身上”，“和她在一起就像打開一扇離開正常生活的門”。他們很少在公開場合示愛，不會向外界透露性愛的細節，甚至扭捏于宣布戀愛關系。這種行為幾乎是“反社交媒體”的——以絕對的隱私換來絕對的信任和絕對的安全感，給予這段關系你能想象到的呵護——或許只有活在社交媒體時代的人，才能做得如此決絕。鐘娜，小說《正常人》中文版譯者

什么是正常的人格？

讓我們來聊一聊疾病吧，魯尼仿佛在邀請。康奈爾在兩種人生之間的掙扎尚未解決，高中好友的自殺已將他推向崩潰的邊緣。他患上了抑郁癥。與此同時，身在瑞典交換的瑪麗安精神狀態也出現問題，她開始厭食，渴望被人掌控，感覺自己一無是處，內心空無一物。

通過描寫康奈爾對學校心理咨詢處的觀察，魯尼點出了當下社會對精神疾病的潛在態度。康奈爾發現，咨詢處前臺和等待室之間隔了一面玻璃板。“他知道安裝玻璃隔板背后的邏輯：有精神疾病的人在某種程度上是被污染的，具備潛在危險。哪怕他們沒有在失控的暴力沖動之下襲擊桌后女子，他們還是可能會對著她呼出某種微生物，導致她沉迷于過去所有失敗的情感經歷中。”

精神疾病因其無形無蹤、無法控制，一直以來被人們像灰塵一般掃到角落，避而不談。正如瑪麗安所觀察到的，精神世界是個體無法逃脫的空間。當它健康時，它如同一個無邊無界的花園，讓人幾乎意識不到它的存在；一旦出現問題，它就化身一間牢籠，將心靈關押在肉身的柵欄之內。這一點在瑪麗安逃入臥室，躲避發怒的哥哥時，通過她的心理活動得到深刻的展現：

“自打孩提時代起，她的人生就不正常，她知道的。但如今很多事都被時間所覆蓋，就像葉子落下，蓋住一方土壤，最終和泥土混在一起。她那時的遭遇已經埋入她身體的泥土中。她想做一個好人。然而內心深處她知道自己是個壞人，一個墮落的、錯誤的人，盡管她那么努力地去做對的事、樹立正確的觀點、說對的話，但這只是掩蓋了她內心埋藏的東西，那個邪惡的自己。”

然而瑪麗安真的不正常嗎？換句話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真的應當被排除到“正常”之外嗎？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開始就給出答案，“疾病是生命的陰面，是一重更麻煩的公民身份。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于健康王國，另一則屬于疾病王國。盡管我們都只樂于使用健康王國的護照，但或遲或早，至少會有那么一段時間，我們每個人都被迫承認我們也是另一王國的公民。”

由于瑪麗安的許多遭遇都在緊閉的家門背后發生，就連康奈爾也花了幾乎一本書的時間，才真正理解和接受她的心理訴求，甘愿犧牲自己“正常”的一面，以滿足她的脆弱。正因如此，當我們伴隨這兩個年輕人，來到他們故事的尾聲時，才會由衷地認同瑪麗安對這段關系作的結語：

“（如果不是因為彼此）他會在一個截然不同的地方，過著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他對待女性的方式也會不同，他對愛的期許也會不同。至于她自己，她也會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她會得到幸福嗎？那會是怎樣的幸福？這些年來，他們就像一盆土中的兩株植物，環繞彼此生長，為了騰出空間而長得歪歪扭扭，形成某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姿態。但最終她幫助了他，她讓一種新的人生成為可能，她可以永遠為此而欣慰。”

“歪歪扭扭”，是魯尼作為作者的表態。沒有可以作為標桿和范本的正常人生、正常感情、正常人。就如同土地不會長出毫無彎曲的樹枝和沒有瑕疵的果實。那些希望在魯尼的小說中獲得“正確三觀”的讀者，和那些在菜攤上挑揀“完美蔬果”的消費者一樣，只會鼓勵市場炮制出更多寡淡無味的商品。風味與美不會在那里。正如美國作家查爾斯·巴克斯特在《潛臺詞的藝術》中寫道，“在小說里，人們無需裝作比他們實際的更好，人物可以并且應當發生沖撞，產生戲劇性場面，欲望終將實現，而所有的真相都是美的。”

（本文作者鐘娜系小說《正常人》中文版譯者，現居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