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父親，他也忘記了曾經和他短期共事的那位姓“左”的老師。母親說，她也記不得這個人了。不必說天下之大，熙熙攘攘，就是在我生活的那個村莊，許多人和事都被淡忘了。表姐應該記得她，但我想起左老師時，表姐已經辭世十幾年了。

我在蘇州生活幾十年，和許多離開故鄉的人一樣，會經常回憶起過往。我的鄉愁不是落寞，也不是在似乎舒適的現代生活中緬懷曾經的舊日子。一次文學活動中，需要每個人寫一句關于鄉村的話，我記得我寫的是：鄉村是鋤頭落地的聲音，不是鄉愁吟唱的詩。其實，這樣表述未必妥當，鋤頭落地的聲音也是詩。

左老師是扛著鋤頭入住知青屋的。她站在幾個人中間，胸前掛了一朵大紅花。從這幾個知青由船上跨到碼頭時的步伐看，他們確實是城里人。很多人都擠在碼頭上，大隊宣傳隊的叔叔阿姨們敲鑼打鼓歡迎他們。左老師他們走過供銷社門口，上了大橋，在水泵房附近右拐上了小橋，小橋西南側有一幢房子，就是知青屋了。

這個時候左老師還不是老師，是來插隊的知青。他們很快參加春耕春種了，小姨回來說，那個姓左的知青能吃苦，也特別干凈。我沒有進過知青屋，上學時會從屋前路過，一次看到左老師在門口掏出鏡子照來照去。知青們好像都有些才華，晚上他們的屋里有吹口琴的聲音，也有手風琴的旋律。我后來知道，手風琴是左老師的，她拉出的曲子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們這里的人都不知道這曲子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好像是在插秧的時候，左老師到我們學校代課了，校長說：歡迎左老師！左老師教音樂和圖畫，她走進教室時成了左老師。我們都知道左老師會拉手風琴，她第一次上課時卻沒有帶上手風琴。她講了什么是五線譜，她唱五線譜時的聲音像笛子一樣亮。下課時，左老師問我們，這節課怎么樣，大家有什么意見？我舉手了，左老師有點緊張：你說吧。我說，左老師，我們喜歡聽你拉手風琴。左老師問，同學們的意見呢？同學們說，我們要聽你拉手風琴。第二次課時，左老師拉手風琴了。她上身有節奏地晃動著，眼睛不看我們同學，好像她就在她拉的歌曲里。坐在前面的女生發現，左老師穿著絲襪的右腳在地上踩著拍子。

這已經是夏天了，快要放暑假了，我們光腳還嫌熱。左老師怎么不怕熱，不怕出汗？我問左老師，你怎么穿襪子？左老師可能沒有想到一個男生問她這樣的問題，她有點尷尬地說，穿襪子衛生，出汗了，腳不會黏在鞋底上。這有點道理，我們出汗了，也怕鞋底潮濕了有臭味。上課不緊張時，我們都會在課桌底下輪流摩擦腳底和腳面，這樣就沒有汗了。

事情好像不是這么簡單。幾周下來，我們發現左老師上圖畫課時不穿襪子，只有上音樂課時才穿。一次她上音樂課時，還穿上了裙子。第二天上圖畫課，換下了裙子，穿了一套像軍裝一樣的衣服。不同的課，不同的服裝，有時候講究，有時候馬虎。我們都不懂，覺得左老師是個不簡單的人。我回去問我表姐，表姐讀過高中，也到過北京，在天安門廣場見過毛主席。表姐說，你慢一點說，左老師是不是上音樂課拉手風琴時穿裙子穿襪子，上圖畫課時就不穿裙子不穿襪子了？我說，是的。

表姐開始也覺得奇怪。過了一會兒，表姐恍然大悟地說，是這樣的，她可能有儀式感。拉手風琴是表演，表演就是儀式。你們這個左老師可能是個藝術家。我那時還不懂儀式感的確切涵義，但表姐的一番話讓我對左老師肅然起敬。表姐說，你看，老師進教室之前，都會整理衣服，這就是儀式感。你再想想，過年時，你要給長輩拜年，這就是儀式。

我們放暑假了，縣里的宣傳隊到我們大隊來演出，節目單上有左老師的節目。在新落成的大隊禮堂的臺子上，一個像郭建光一樣英俊的青年出來報幕了。父親說，這是呂老師的弟弟，演話劇的。呂老師是我們的語文老師，身材嬌小。呂老師的弟弟在給左老師報幕時，神采奕奕，激昂地說：有一位知青，她本來是我的同事，但她主動要求到農村插隊。她在這廣闊的天地里經受了鍛煉，她纖細的手指更有力量了，她演奏的曲子也更能鼓舞人心。在掌聲中，左老師穿著裙子，穿著襪子，穿著有點高跟的涼鞋登場了。左老師拉的第一首曲子是《北京的金山上》，在曲子快要結束時，全場的人發出喝彩。

呂老師的弟弟在左老師快要合上手風琴時再次走上了舞臺。他先是唱了“哎巴扎嘿”，然后問大家：好不好？大家齊聲說：好！要不要再來一首？要！全場響起了掌聲。臺下有人喊：快快快。呂老師弟弟說：來來來。臺下的人說：在哪里？呂老師弟弟指著左老師說：在這里。臺下又是掌聲。左老師拉的第二首曲子，我沒有聽過。可能因為大家不熟悉，左老師謝幕時的掌聲比剛才小了一點。

散場時，我跟呂老師上了舞臺，她弟弟正在用凡士林卸妝，我發現卸妝以后的這位叔叔似乎更好看。我問左老師，你拉的第二首曲子是什么？左老師說，那是《伏爾加小調》。我不懂，看到呂老師的弟弟走過來和左老師說話，我也不好意思再問下去。我在禮堂門口遇見表姐，我問表姐，剛才左老師說她拉的是《伏爾加小調》，這是哪個國家的？表姐說，這是俄羅斯手風琴曲，“伏爾加”是一條河流的名字。

我再次見到呂老師弟弟時，已經聽說左老師和他是中學同學。他們高中畢業后一年，進了縣宣傳隊，兩人開始談戀愛。我們都沒有在意，左老師在田里拋秧時，這位男同學來看過她。那時，我還不懂，但覺得他們真是般配。左老師和表姐成了好朋友，一個懂俄羅斯音樂，一個懂俄羅斯文學。我在表姐家的箱子里翻課本和雜志時，聽到她們倆在悄悄討論一個叫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人。我一直不知道呂老師的弟弟叫什么名字，聽到表姐說，某某下次來時，你們一起到我們家吃飯。我這才知道左老師的男朋友叫某某。

表姐家緊靠碼頭，在供銷社的東側，人來人往都從表姐家門口過。左老師和呂老師弟弟一起到表姐家，表姐請他們進屋。左老師看到我也跟其他人一樣站在門口張望她的朋友，就說：你也留在這兒，進去吧。我說我要回去吃飯了，她的朋友也朝我點點頭。午餐時，我聽到了外面的嘈雜聲。母親說，好像南面有人在吵架。聲音越來越大，好像還有哭聲。這哭聲很像左老師的聲音，我就跟著母親出門了。在巷子口，看到表姐家門口有一大堆人。我們都走過去，這才看清左老師哭著和一個年紀大的男人吵架，表姐想拉開他們，但怎么也拉不開。左老師說，我就是要嫁給他。年紀大的人將表姐推到一旁，順手給了左老師一個耳光。被打的左老師繼續說，我就是要嫁給他。這個時候，很多人上來，拉住了這個年紀大的男人。左老師的男朋友跟表姐說了幾句，然后兩人往知青屋去了。這個年紀大的男人是左老師的父親，他朝左老師的背影吼道：你有本事，就不要回家。

我不知道左老師后來有沒有回到他父親老左的家。這個暑假過后，左老師消失了，她應該回到了縣城。我從表姐那里知道，老左反對小左這門婚事，是因為小呂的爸爸被打倒了，老左擔心女兒受牽連。后來陸陸續續傳來的消息，是老左生病了，還有就是老左和小左斷絕了關系。開學前，呂老師夫婦也調離了我們學校。我再也沒有見過左老師。

左老師去哪里了？表姐也不知道。在這個村上，左老師的離去，可能最傷心的就是表姐。在她和左老師關于俄羅斯的詞典里，可能沒有打耳光這個儀式。這個耳光，把左老師留給我們的儀式感打碎了。后來在很長的時間里，我甚至忘記了左老師的琴聲，也忘記了她說的《伏爾加小調》。我并不知道在另一個地方有條河叫伏爾加河，是表姐說了我才知道的。我記得的是老左打小左的耳光。

巴掌打在左老師的臉上，但在我心里留下了創傷記憶。知青屋沒有了手風琴的聲音，我感覺到了單調。我一樣從知青屋門前走過，有時候覺得左老師在門口照鏡子，她的左臉頰有一個巴掌印。再后來，知青屋里沒有知青了，我逐漸忘記了左老師。前年去俄羅斯訪問，我在莫斯科一個社區散步時，聽到了手風琴聲，我聽出了，這是《彌漫云霧的山谷》。我靠在籃球場的欄桿上，聽到琴聲從前面的高樓上飄出來。這個時候，左老師和她的琴聲出現了。

王堯，文學博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得主。現任蘇州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兼任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蘇州市文聯主席等。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著有《中國當代散文史》《作為問題的八十年代》《“思想事件”的修辭》《莫言王堯對話錄》等，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大系》等，另有散文隨筆集《紙上的知識分子》《一個人的八十年代》等。王堯先生2020年在《雨花》開設“時代與肖像”專欄，此為專欄第五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