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華東師范大學王元化學館里的王元化頭部塑像。 吳曉隆 攝

思想家往往是被后人追認的，但有的思想家在活著的時候，就已經融入了歷史。

今年是王元化先生百年誕辰。如果以百年為尺度，他的身后地位越來越受尊崇；如果以他88年人生歲月為視角，從20世紀90年代起，他就已經注定將以思想家的身份，留在歷史的冊頁中。

1920年11月，王元化出生于湖北武昌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一歲時，母親帶著他來到清華大學南院，與在此任教授的父親團聚。當時的清華園南院，清華國學四導師中除了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和陳寅恪都居住于此。孩提時7年的清華園南院生活，給他留下了愈老愈濃的“清園情結”。

王元化一生頗為傳奇。20世紀30年代開始寫作，18歲加入中國共產黨，22歲擔任上海地下黨文委代理書記，主編《奔流》文藝叢刊。隨后的人生跌宕起伏，從革命者到“胡風分子”，再到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又從知名文藝理論批評家，最后成為在中國思想史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而這，也是王元化最終的自我認同。

奠定其思想家地位的，是他在20世紀90年代對盧梭《社會契約論》和“五四”陳獨秀的反思。這兩大主題，如同DNA的雙螺旋結構彼此纏繞，共同決定百年中國的思想性狀。同時，它們又像兩條獨自波動又偶爾糾結的思想軌跡，構成百年中國激進思潮的“來龍去脈”。所謂“來龍”，就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所謂“去脈”，是指以“五四”先驅為符號的“激進政倫人格”構成。

王元化極具個性，在他朋友學生的印象中，他棱角分明、性格倔強。他自己曾分析說，這是深受父母兩方大家庭的影響。父親王芳荃雖很有愛心但脾氣暴烈，王元化小時候，有一次父親不知為何生了兒子的氣，當著客人的面，把一個盤子甩過去，碎了一地，嚇得在一旁的姨父趕緊抱住王元化的頭。他的外公是一個傳教士，有一次為教會的事跟外國人爭執，把臉漲了個通紅，一口氣喝了三大碗涼茶才壓住火氣。

1998年和2006年，王元化先后獲上海市文學藝術杰出貢獻獎、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貢獻獎。在后者的頒獎禮上，他的感言是:“我是一個用筆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盡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留下一點不媚時、不曲學阿世而對人有益的東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環境下，都能夠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趕時髦，也不回避危險。”

但凡見過元化先生的人，都會對他那雙極有神的眼睛印象深刻。尤其在談到他感興趣的學術思想話題時，他的眼睛更是閃閃發亮，瞳仁深處像不滅的碳晶那樣在閃爍，極其炙熱。

或許，這就是思想的光芒。

第一章：22年后

高淵：有人說，你是王元化先生晚年后來居上的知音。你們第一次見面是什么時候？

夏中義：第一次見面是1982年春，第一次深談是22年后的2004年2月。

1982年，我剛剛本科畢業，留在母校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任教。當時的系主任徐中玉教授看了我寫的一篇論文，要我參加在廣州舉行的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的第四次年會，并代表青年教師作大會發言。當時元化先生作為資深專家，就坐在第一排。發言結束后，在走廊上正好遇到他，他很親切地說，小夏，有空來我房間坐坐。中午休息時我就去了，元化先生正跟另外一個人交談，我站了一會兒。這就是第一次照面，沒怎么聊。

高淵：后來的22年中，你們碰到過嗎？

夏中義：我們雖然住在同一個城市，但那些年沒有任何私人交往。偶爾在展覽會等場合遇到，他都認識我，叫我一聲小夏。

高淵：2004年為何突然升溫？

夏中義：當時，我的一個朋友有個課題立項，約我來寫王元化。我覺得很有必要做，就答應了。一開始，還想請先生的弟子寫，但他們表示很為難，我只好自己來。臨發表時，雜志社給我打電話，說文章要先送先生過目。

過了幾天，我在家里接到一個電話，是胡曉明打來的。他用醇厚的男中音對我說：老夏，先生說你寫他的文章不錯。我挺高興，說那就好，就把電話掛了。第二天，又接到電話，又是這個男中音：老夏，先生說你寫得很好。他沒再說下去，我也沒好意思問到底好在哪里，又把電話掛了。

第三天晚上，還是這個電話，還是這個男中音：老夏，先生說你的文章很好。我再遲鈍，連接三個同樣的電話，也好像懂了，就問：是不是先生希望我去看望他？胡曉明說，就是這樣嘛。

于是我就去了。沒記錯的話，是2004年2月16日下午，我還買了一束鮮花。

高淵：當時先生住在慶余別墅？

夏中義：對，210房間。我走進去，他已經在小客廳里站了起來，我有點戰戰兢兢。他叫我“老夏”，我一下子很感慨，想起他比我大29歲，離我們第一次見面已經22年了。

然后他說，精神病是我犯的，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會犯這種病，上海最好的精神病醫生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聽了有點尷尬。他又接著說，我后來精神病確實好了，我不知道怎么好的，醫生也不知道，你怎么知道？

他講這話時，神情很嚴肅。我已經手足無措了。他馬上笑了笑，讓我坐下，他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生的病，也不知道怎么好的，但讀了你的文章，我愿意采信你對我的分析。

聽了這話，我心里一塊石頭落了地。后來我就成了先生的忘年交，常去拜訪。他也對我很重視，我每次去他都閉門謝客，跟我一對一單獨聊。

第二章：精神病

高淵：對于他的精神病是怎么好的，可能有不同解讀。但對于他的精神病是怎么犯的，不是很明顯是受“胡風案”的牽連嗎？

夏中義：這是一般人的解讀，當然這確實是直接原因。

1949年后，元化先生到華東局宣傳部工作，后來擔任新文藝出版社的副社長兼總編輯，就是今天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前身。在他當總編輯期間，確實和“胡風集團”在人脈上有交集。

當時上海在處理元化先生和胡風案時，有些人知道他跟胡風沒什么關系，暗示他只要說胡風是反革命，就沒事了。但元化先生堅決不肯說。于是就被隔離審查，他陷入了沉重的精神幻滅。

高淵：在這個直接原因背后，還有什么隱藏原因嗎？

夏中義：他的父親王芳荃一開始是清華大學教授，后來是東北大學教授，月薪300大洋。他18歲就加入了共產黨，22歲就擔任上海地下黨文委的代理書記。他在黨小組的會議上經常提意見，有的跟組織精神不符。1942年因此受到組織處分，被撤銷了代理書記職務。

這件事對他的打擊是很大的。1945年，他熱愛的作家羅曼·羅蘭去世，先生撰文說，三年前在他日子最難過的時候，是羅曼·羅蘭筆下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這個人物形象，把他拯救了出來。所以說，1955年發病的誘因之一，可以往前追溯到1942年。

高淵：你認為他的病又是怎么好的呢？

夏中義：元化先生一生中最全神貫注讀書的時期，就是在他被隔離審查時。他在現實中看到了跟他心靈格格不入的東西，自己無法解釋，就希望從前人的智慧中尋找答案。他當時主要讀馬克思、黑格爾和莎士比亞，特別是黑格爾的《小邏輯》，給了他很大的啟發。

他以前是不讀抽象哲學書的，尤其不讀德國哲學。但隔離審查時期，就試著讀以前沒讀過的書，反反復復讀就讀進去了，獲得了一種思辨運演的快樂，漸漸排解了一些內心的幽暗。

在《小邏輯》中，黑格爾認為人對世界的認知有三個環節，分別是感性、知性和理性。先生認為這個提法跟馬克思很接近，因為《資本論》指出，一切科學研究都要分三步走，先要占有盡可能豐富的資料或資源，這就是感性，接著要對那些資料分門別類，這就是知性，最后發現它們之間的邏輯關聯，這就是理性。元化先生發現這個“三段式”后，內心是非常高興的。

高淵：這個純學術意義上的發現，為什么對他的病有療效？

夏中義：因為當時國內流行的是“二段式”，就是從感性到理性，并沒有知性這個中間環節。元化先生由此意識到，其實很多問題是可以探討的，不一定有一個唯一的絕對的答案。這樣推演下來，在胡風問題上，他未必就錯了。

他想通了，病也就慢慢好了。這樣的思維環節，精神病醫生怎么可能了解清楚。甚至先生本人，當時只覺得精神枷鎖獲得了解脫，未必細究其中的過程。

第三章：文心雕龍

高淵：也正是那段孤寂的日子，成就了他后來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文心雕龍創作論》？

夏中義：這本書的寫作是從1961年開始的，就在此前一年多，先生結束了四年的隔離審查，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開除黨籍、行政降六級，然后被安置在上海作協文學研究所，管理圖書資料。

高淵：為什么他選擇從解析《文心雕龍》入手？

夏中義：他年輕時受魯迅先生的影響，就喜歡讀《文心雕龍》?？箲饎倮螅诒逼借F道管理學院擔任講師，為學生們開過這方面的課。他到了文研所后，擔任所長的復旦大學郭紹虞教授，是當時中國文藝批評史這個學科的首席專家，郭先生也鼓勵他研究《文心雕龍》。

對元化先生來說，被打成反革命是很沮喪的。有一次他對夫人張可說，你不要認為我沒用了，我被打翻在地，但還可以通過學術研究重新站起來。張可不大相信，先生說我要做給你看，于是，他寫了分析《文心雕龍》的第一篇文章。

文章寫好后，先生送給當時少數還跟他交往的朋友之一彭柏山看，得到了積極的反饋，并建議他寄給北京的周揚。周揚看后大筆一揮：此文甚好，馬上推薦給《文藝報》，6000多字的文章全文發表。先生很開心，他對張可說，你看我不是說我還有用的嘛。所以后來他做《文心雕龍》研究特別來勁，全書在1966年春天寫完，很快“文革”爆發，當然沒法發表了。

高淵：1979年全書出版后，引起了全國性的關注，是否也對元化先生的人生路徑產生了影響？

夏中義：這本書對他的影響非常大。當時中國出版的學術著作很少，元化先生又曾是“胡風分子”，剛剛被平反，有點傳奇色彩。很快，他就成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的成員，同組的有呂叔湘、王力、朱東潤、錢鍾書等，那年他61歲，是里面最年輕的。合影時，他自覺站在第二排，被前面的錢鍾書先生抓住領子一把拉過來，說你躲在后面干什么，到前面來，和我站在一起。所以你看照片上，元化先生的左領子是歪的。

1983年5月起，他開始擔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做了兩年多。據說在考察干部時，部分原因是元化先生這本書名震四海，被視為黨內出色的文藝理論家，而成為宣傳部部長人選。

第四章：“最佳射手”

高淵：那時候的元化先生，稱得上思想家嗎？

夏中義：《文心雕龍創作論》出版后，元化先生已經是一位了不起的文藝理論家，但要稱思想家，那是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事了。這并不是說，他在七八十年代的一些重要文章中，沒有閃爍思想家的光澤。

這里涉及怎么界定思想和思想家。在我看來，所謂思想，是一位智者對有重大意義的公共命題發出原創性的警示之說。如果這位智者連續發出原創見解，他就有可能被追認為思想家。

高淵：后人認定元化先生是思想家，關鍵根據有哪些？

夏中義：現在回頭看先生88年人生歲月，他經歷了三次重要的反思過程。第一次是在他青年時期，可用“向著真實”四字來概括。簡單地說，就是在人格層面的“向著真實”，即“做真人”；以及在創作層面的“向著真實”，即“寫真實”。第二次是在他壯年時期，就是在隔離期閱讀《小邏輯》等著作后，所獲得的精神自救。

第三次是在90年代，先生達到晚境思想的最高峰。這次反思包含著兩大主題，就是對盧梭《社會契約論》和“五四”陳獨秀的思考。沒有第三次反思，就沒有作為思想家的王元化。

高淵：對于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元化先生是怎么思考的？

夏中義：從1992年開始，他連續寫了四篇關于《社會契約論》的論文。這組論文是比較學術化的，也比較完整。在先生晚年，很少有文章能達到這個高度。重估社會契約論，是他晚年志業的重中之重，實質是要尋找百年中國激進思潮的基因。

高淵：元化先生生于1920年，就在“五四運動”爆發一年之后，他對“五四”的思考是否更有切身感悟？

夏中義：他認為自己是“五四”的遺腹子，吸收了“五四”的重要思想給養。他把“五四”遺產切成三塊：一塊是“五四精神”，包括個性解放精神、人道精神、獨立精神、自由精神等正面思想遺產，這也是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的價值共識；另一塊是“科學與民主”，他認為“五四”先哲對這兩個概念并沒有深入的認識，僅僅停留在口號上。

第三塊是“五四”留下的負面遺產，主要是“意圖倫理”“庸俗進化”“言行峻急”和“啟蒙心態”。說白了，“意圖倫理”就是“屁股決定腦袋”，“庸俗進化”就是凡是新的都是好的、進步的，“言行峻急”就是見解偏激、趨向極端，“啟蒙心態”就是自以為真理在握，從而產生的道德優越感。

高淵：他由此對陳獨秀有了新的評價？

夏中義：先生專門研究了杜亞泉，他是“五四”時期上?！稏|方雜志》的主編，可以跟北京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對峙。先生認為，用今天不帶偏見的眼光去看，用一般的文化史的眼光去看，在討論同一個問題時，杜亞泉更有學理，更有修養，他也更愿意采信杜亞泉。

高淵：元化先生從陳獨秀身上，進一步提出了“激進政倫人格”？

夏中義：1993年8月，先生可能讀杜亞泉讀累了，想換換口味，在休息時讀了林毓生教授的《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越讀越有滋味。最能打動他的，是書中第129頁開始出現的“意圖倫理”這個概念?！耙鈭D倫理”就像一把金鑰匙，隨后轉化為先生剖析“激進政倫人格”的第一構成要素，由此發現了百年中國激進譜系的精神密碼。

如果把對“五四”的思考比作一片思想史的綠茵場，那么，元化先生的最大貢獻就是在禁區前踢進了兩粒金球。一粒是剖析以“意圖倫理”為第一元素的“激進政倫人格”，另一粒是為“五四精神”注入法治觀念基因。憑借這兩粒金球，王元化可以當之無愧地稱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最佳射手”，而最佳助攻是林毓生教授。

第五章：酷與飆

高淵：作為元化先生晚年的主要助手，你是因為什么機緣走到了他身邊？

藍云：我父親藍瑛不到14周歲就入了黨，他15歲時到上海，和20歲的元化先生接上了關系，從此成為一生的摯友。

我上小學的時候，父親讓我去跟張可阿姨學英語，她在上海戲劇學院教莎士比亞戲劇，英語非常好。張阿姨59歲時突然中風，雖然救了回來，但語言和行動能力都出現了障礙。我父母看在眼里，就決定把我派到先生身邊，盡心照顧他們的生活。

高淵：你正式放下手頭工作，專職當元化先生秘書是什么時候？

藍云：那是2003年春節，上海市領導來給先生拜年，他提出希望調我當他的秘書。于是，市委宣傳部給我的工作單位發出公函，把我正式調到先生身邊工作。

從那以后，我每天吃過早飯，就到先生住處上班，幫他處理文稿信函，他還教我怎么收集資料、分類編目、校讀清樣，還讓我參與編輯了《九十年代日記》《清園文存》等書。他經常鼓勵我說，我的學生們能做到的，你也一定能做到。

高淵：有人說，元化先生的性格不僅酷，而且飆。你在他身邊這么多年，是什么感受？

藍云：這話是李子云大姐說的，她當過夏衍先生的秘書，是先生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她說先生年輕時恃才傲物、頗為自負、不茍言笑，發言帶著不容置疑的口氣。所以形容他的性格，要用俗話“很飆”才行。

先生是個思想家，在他身邊工作，確實讓我學到很多。不過，除了李子云大姐，我可能是另一個敢跟他說不的人。有時候，他會跟他的學生或者家里的阿姨生氣，我就跟他說，作為長輩應該多點寬容。先生說，既然你覺得我是個惡人，為什么還要在我身邊？

我一賭氣就走了。他會讓人送鮮花來，隔一兩天還會送餅干來，托人問我最近好不好。而且他在別人面前，從來沒有說過我不好。我想這個老人離不開我，就回去了。

第六章：師者真傳

高淵：先生曾說你是“較得他真傳的弟子”，你感覺得了哪些真傳？

胡曉明：今天回想起來，從先生那里所得比較重要的有三點。首先是為現代中國思想問題而讀書治學。正因如此，我心中的古典是活在當代的。受先生問題意識與思維方式的引導與熏陶，自覺不自覺地，不單純為知識而學習，而更為思想而學習。中國文學不是一個知識的對象，更是一個思想的對象、當代的對象。

其次，先生一生有幾次大的變化，我親歷了他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的一次，就是從反傳統到不反傳統。從80年代的《傳統與反傳統》《為“五四”精神一辯》，到90年代的《關于“五四”答客問》，先生對“五四”的看法變了，對傳統的看法也變了。我把這個看作是嚴復、王國維、李叔同等人從西學到中學的回歸一樣的世紀之謎。

還有，先生的思維方式里最大的特色，就是獨立思維、復雜思維、區分思維、辯證思維。對一個問題，他永遠不會有一個現成的答案，哪怕是一個人人都接受的觀點，他也要不斷提出疑問。我深受其影響，喜歡復雜思維，不喜歡黑白二分。說到底，對人的理性能力，有確然的相信，但也有深深的懷疑。尤其是對那些大家公認的看法，要多問幾個為什么、多挖幾個層次。

高淵：20世紀90年代，社會上一度有“北錢南王”之說，把元化先生和錢鍾書先生相提并論。對此，他怎么看？

胡曉明：他晚年一直珍藏著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的那張合影，他說老一代學人辦事認真、不徇私情，完全為國家培育人才著想，現在社會上有人喜歡炒作，說什么“北錢南王”。他明確地說，此說不妥，錢先生是前輩，我是晚輩，在學術上我不能跟他比，學術界要反浮夸之風，提倡老一輩學人的踏實嚴謹。

第七章：最后一年

高淵：元化先生人生的最后階段，是怎么度過的？

藍云：在我少年時代，我的日記曾引來禍端。但先生查出癌癥后，我猛然意識到，和先生相處的時間進入倒計時了，于是我就開始“破戒”記日記。

說來也巧，我是從2007年5月10日開始記的，而先生逝世是2008年5月9日，不多不少正好一年。那一年，他多數時間住在瑞金醫院，期間也有幾次進出。

高淵：先生的最后一年中，有哪些日子給你留下了深刻印象？

藍云：比如2007年10月12日，那天先生出院，我一大早就趕到瑞金醫院。

他說睡得不錯，就是老做夢。他說夢見和張可阿姨在一起，張阿姨走啊走啊，先生就跟在她的后面，一會兒到這兒，一會兒到那兒，后來好像到了醫院里。我說先生一定是非常想念張可阿姨，所以夢里就見面了。

高淵：張阿姨是哪年走的？

藍云：張阿姨是2006年8月去世的，王伯伯寫了一個簡短的訃告：“我的妻子、知音、伴侶張可，于8月6日上午9時25分永遠離開我們了。她因骨折、失語、吞咽功能的喪失，躺在病榻上，度過了痛苦的一年多。雖然在這以前醫生就已多次宣告她病危、已無生存希望，可是她一次一次地闖過了死亡關口。她被病痛折磨得十分孱弱衰竭的軀體，若有神助。她的生命力如此頑強，顯示了不同尋常的力量。是不是因為她知道我們不愿她離去？”

高淵：在人生的最后階段，先生激烈的個性有什么變化嗎？

藍云：2007年11月30日，是先生的87周歲生日，瑞金醫院的醫生護士專門給先生慶生。他們布置了會議廳，買了蛋糕，唱生日歌，先生很高興，也有些意外。

先生對我說，在病中，感受到了人間的愛。他說，你總責備我對人過于嚴苛，近乎挑剔，把別人都看得很壞，這是對我的誤解，是不對的?？墒乾F在，我越來越感到你還是有道理的。你看，大家都對我這么好，醫生護士都這么細心，打針一點也不疼，為我潰破的創口換藥也不嫌避，還給我過生日。

高淵：先生晚年最大的遺憾是什么？

藍云：應該是沒能看到他的傳記出版。先生很希望有本傳記，曾找李子云寫，子云大姐說不懂他的學術，做不了。也有作家主動想來寫，但先生覺得她更適合寫印象記。后來夏中義出現了，先生又看到了希望。但老夏那時候剛從華東師大調到上海交大，手頭一大堆的事，他權衡再三，還是推辭了。

先生甚至一度想讓我寫，他說你拿本子記，我跟你說。他講的是1955年的一天，當時住在武康路100弄，那天清晨突然弄堂里大樹上的烏鴉成群地叫，叫得很詭異。就是那天，他被胡風專案組帶走了。

但他也就開了個頭，他跟我說話喜歡講輕松的，老是岔開去。說著說著，就會說家里要來什么客人，你穿什么衣服好看，應該去買一件等等。

第八章：鄉關何處

高淵：元化先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把清園奉為他的精神家園的？

藍云：我小時候去先生家，基本上沒有清園一說，應該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他突出了清園。那時候，他搬到吳興路，把沙孟海給他題的“清園”掛在了書房顯眼處。

而且，他也開始跟我們比較多地回憶小時候的清園生活。往往在沒有客人的時候，他就會講在清華園南院的生活。他隨父母住在12號，趙元任住1號，陳寅恪住2號，王國維住17號。清華園南院的這批導師，當時正對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史產生重大影響。但對于先生這個淘氣的孩子來說，這一切是不相干的。在先生晚年，卻常提這些名字，并自稱是“清華懿弟子”。在他主持的一項國家博士點科研課題中，更提出要好好研究王國維和陳寅恪。

也就是說越到后來，他跟清華園南院的那些導師們，越是產生某種精神和人格上的親近與感應?；蛘哒f，他認同清華，認同清華園南院所代表的價值源頭。

高淵：童年的經歷，對人的一生有這么重要嗎？

夏中義：元化先生從不諱言，他的“清園情結”源自童年。有人說，人的一生都帶著童年的印記，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元化先生晚年，將書齋命名為“清園”,還刻意將晚年著述冠名為“清園系列”，比如《清園近思錄》《清園夜讀》《清園論學集》和《清園自述》等，似乎不如此就不能遙寄情懷。就像克爾凱郭爾所說，回憶讓人即使在家也生出鄉愁來。

高淵：作為一個知識人，先生身上哪些品質最值得后人記?。?/span>

胡曉明：像先生這樣的知識人，他們往往精力充沛、思想活躍，永遠有著討論不完的問題。他們敢言，從不謹言謹行，從不習慣陳規陋習，該批評就批評，但他們卻并不自命為“戰士”或“先知”。

先生是喝著“五四”的奶水長大的，他們通常喜新而不厭舊，既召喚著變化的精魂，又時時流露出對舊日的好東西的一份留戀。他們對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對于經驗世界和現實政治卻往往不太在意，沉思的心靈生活其實才是他們最為珍視的。

先生是那種為思想、為觀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觀念謀生的人。

夏中義：1949年生，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導，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曾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上海大學兼職教授

胡曉明：1955年生，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終身教授、博導，華師大圖書館館長、王元化學館館長，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會長

藍 云：1950年生，王元化晚年主要助手，曾任上海市青少年科技教育中心高級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