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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扎實推進，研究隊伍不斷壯大、氛圍十分活躍，密集產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學界也開始反思研究的主體性問題，認為新文學奠定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之路。

確立自我主體價值

新文學傳統構成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主體，它以獨特的方式激發出中國文學新活力，賦予了中國文學新生機。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院長李怡認為，近年來，呼吁把舊體文學、通俗文學等新文學之外的文學現象納入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呼聲越來越大。但文學史需要有一以貫之的編纂原則，而對新文學的理解則是關乎編寫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首要問題。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教授李林榮表示，從歷史維度發掘中國現當代文學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的民族主體性，是當前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和21世紀初期的研究基礎上，面向急劇變化的世界，進一步探索確立民族、國家和文化意義上自我主體價值的一種努力。

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劉春勇認為，新文學資源不僅奠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范式，同時也奠定了中國現代漢語的基礎，20世紀中國文學一直走在新文學所鋪墊的道路上。新文學傳統本身從最初就是一個復雜的綜合體，這注定了20世紀中國文學道路選擇的錯綜復雜、多姿多彩。但無論如何，新文學所奠定的文學同民族國家敘事水乳相融的法則，在20世紀是始終如一的。

在李怡看來，隨著歷史文化研究的深入，我們意識到20世紀的中國不僅是啟蒙的中國，同時也是革命的中國。如果離開對革命文學、革命文化的理解，就沒有辦法解釋這一百年的中國。所以，為了更深入地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就必須重新對革命文學和左翼文學的傳統進行深刻剖析。這是為了推動中國文學走向更深入的領域，也更有利于對其細節和內在機制進行把握。

加強跨學科研究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季劍青表示，20世紀80年代，一些中國學者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試圖從整體上把握20世紀中國文學的特質。近年來，在現代性理論的視野下，一些學者從對現代性的不同理解出發，試圖重新激活“近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然而，無論怎樣理解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五四新文學仍然是其最重要的界標。“近代文學”實際上是以新文學為參照系構建出來的，而新文學傳統則貫穿了“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

李林榮提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應該與人文學術領域的其他學科，特別是與文學關聯密切的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學科進行更積極主動、更有深度的融合貫通。在闡釋和評價涉及社會現實和歷史事實的具體作品和創作現象時，要多尊重和汲取相應學科的研究成果，消除文學研究和文學評論的隨意性。此外，還需做好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內部溝通融合。學院派的文學史研究和作協、文聯系統的現場追蹤研究，彼此間的視野界域和慣用概念與話語，都有必要及時更新，以便及時消除因人為隔閡和思維惰性造成的許多偽問題。

李怡認為，隨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走向深入，我們發現任何外來理論都不能替代我們對自身文化和文學形式獨特性的理解。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成熟，有賴于研究者在自身社會體驗和文學體驗的基礎上，總結出自己獨特的理論和方法。我們不要為引進而引進，也不要為創新而創新，一切的引進都是為了展開問題、打開我們的思維，一切的創新都是來自我們對認知對象的新鮮感受和發現，而不是讓中國文學現象成為外國理論和方法的“跑馬”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