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滄東是一位罕見的在文壇和影壇相繼取得成功的大師，他直到不惑之年才轉型，旋即成為韓國最具代表性的作者導演之一，《薄荷糖》《密陽》《燃燒》等影片蜚聲國際。相比之下，他早年的小說作品并不為觀眾所熟知，《燒紙》一書讓我們得以走進李滄東作為小說家的一面，無疑是影迷的一大幸事。本書收錄了李滄東發表于1983年至1987年間的十一篇中短篇小說，探討朝韓分裂、光州事件等重大歷史進程給個體帶來的傷痛，以及韓國在工業化進程中面臨的社會問題，從中可以窺見諸多日后在其電影中一脈相承的意象。

說到韓國的上世紀80年代，很多人第一反應或許是韓劇《請回答1988》中的融融暖意。然而李滄東的筆下幾乎見不到溫情與明亮，正相反，普羅大眾的生存之苦、階級間的貧富差距是他最關切的議題。

在《大雪紛飛的日子》這篇小說中，主人公是兩位在邊境哨所執勤的韓國士兵。崔上等兵軍銜稍高，頗有幾分兵痞的兇惡，金永民一等兵則單純善良，大學生的身份與粗陋冷酷的周遭氛圍格格不入。一開始上等兵在不斷找理由咒罵金永民，但隨著閑聊，上等兵的悲慘童年、金永民的朦朧初戀等，都成為引起共鳴的談資，本應對立的兩人變得融洽起來。小說的高潮發生在鐵絲網外出現一位拾荒老人時，上等兵堅持開槍射擊，金永民拼命上前阻止，卻在混亂中不幸被槍支擊中，然而他主動換彈夾來為上等兵脫責，最終在雪地里死去。

這兩個角色本質上都是被疏離的人，不同的是上等兵在社會中被疏離，而金永民則是在軍隊中被疏離。高速發展的生產力和社會的變革，讓上等兵這樣缺乏學歷的人無所適從，但他的狠勁兒卻很適合成為士兵；金永民以大學生的身份在社會中尚能過活，服役后卻發現軍隊拒絕人性的柔軟，大家都對他抱以戲謔的態度，“他從沒想到有一天會因為看見初雪的歡喜被人當作傻子”。

兩人之間大篇幅的對話場景很容易引起共情，家長里短的溫暖也使高潮部分的誤殺更顯悲壯，因此有韓國評論家把這篇小說稱為一出“溫暖的悲劇”。結局無疑是悲情的，在立功心切的戰爭思想作祟下，上等兵選擇成為冷酷的殺人機器；而金永民選擇了回歸自我，以寶貴的生命去阻止對人性的扼殺。實際上，即便金永民沒有被奪去生命，他的善良也難免會被無情的戰場扭曲。如此說來，至死都葆有赤子之心的金永民，可以算是有了一點殘酷的幸運，既拯救了老人的生命，也救贖了崔上等兵的心靈，因此他在死前感到“奇妙的幸福”。小說中表現出來的悲憫之心和意識形態對立帶來的民族之殤，成為日后李滄東《綠魚》《薄荷糖》兩部描寫退伍士兵電影的雛形。《薄荷糖》中軍營會面的一幕，與小說開頭女工人看望金永民的情節如出一轍，且電影中同樣有誤殺這一關鍵劇情設置。

另一篇小說《舞》則描寫了一對生活拮據的夫妻，咬牙來到海邊度假，返家后發現小偷光顧了他們的出租屋。但因為家徒四壁，小偷竟無奈空手而去，倆人突然抑制不住地笑個不停，跳起了夸張的舞蹈。

李滄東經常把家庭作為社會變遷的載體，通過捕捉家庭成員之間的價值觀碰撞，折射出時代的印記。二戰后不久，韓國經濟迎來了井噴式增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工業化成就，首爾等大城市成為了繁榮與進步的象征，被稱為“漢江奇跡”。但是像文中夫妻一樣的底層人群卻被弱肉強食的資本洪流席卷，只得在大都市里踽踽獨行。物欲橫流的社會風氣讓他們喘不過氣來，“為了省錢每天活得像打架”，幾乎三句話不離“金錢”二字，妻子甚至因為沒錢買房而堅決拒絕生養孩子。

莫名的舞蹈在文中出現了兩次，一次是丈夫無意中發現從不跳舞的妻子獨自跳著扭曲而瘋狂的步點，他或許無法理解，這其實是不堪生活重負、壓制享受欲望已久的妻子，以格格不入的“舞”來發泄心中的“發高燒般無法承受的痛苦”；另一次便是結尾處，“就像原始人在漫長艱辛的戰斗之后慶祝勝利一樣，他和妻子一起，在小偷們劫掠過的這片觸目驚心的殘骸之上興致勃勃地舞蹈”，這樣的舞蹈實則是夫妻二人辛酸到極點后的轉悲為樂，“如此一窮二白的事實，像是一種荒唐而極端的報復”，個中無奈與嘲諷只能通過令人啼笑皆非的舞步來釋放。有錢人在舞池、派對翩翩起舞，縱情歡樂，但對文中夫妻來說，在破敗的家中跳荒謬的舞，讓他們暫時忘卻了對物質和生活情趣的渴望，消解了無力改變現狀的失落感，未嘗不是一種困頓中的浪漫。李滄東的電影《燃燒》中，同樣出現了一段讓人印象深刻的舞蹈橋段，黃昏時分的海灘之舞成為無法融入社會、無力表達痛楚的男女主角追問自身存在意義的象征。一如數十年前，當今的韓國年輕世代依然受困于逼仄的出租屋，如螻蟻般生活，“人們依舊固執地堅守著原來的生活方式和習慣。人類的生存其實微不足道”，沉默失語的人群，舞蹈是他們本能的發聲。

李滄東以筆為刃，剖開蕓蕓眾生的生存困境和人情冷暖；不斷出現的閃回和跳切式敘事富有電影視聽語言特點，散發著一位人文主義作家和導演的雙重魅力。他的小說帶有時代烙印，也與我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社會情境有頗多相似之處。大巴車上的老太太、被父親拋棄的兒子、大城市無法生存的打工族，這些《燒紙》中的承受生命之重的人物形象，他們的悲愴與哀鳴，以及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種種問題，于中國社會也具有現實意義，堪稱是一場東亞宏大敘事的集體回憶。如同戴錦華所說的，李滄東特有一種“罪己意識”。他的電影和小說仿佛是暗夜里的一座燈塔，悲憫中透著希望和人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