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1世紀已經過去20年。這20年里，我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劇烈”、“驟變”、“創新”、“多樣”來描述世界的變化、生活的變化。文學也一樣，從創作思潮到門類、題材、風格、群體，包括文學與生活、文學與讀者、與科技、與媒介、與市場的關系等等，都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如何認知、理解這些變化，對于我們總結過往、思索未來都有重要的意義。為此，中國作家網特別推出“21世紀文學20年”系列專題，對本世紀20年來的文學做相對系統的梳理。

我們希望這個專題盡量開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對新世紀20年文學的宏觀掃描、理論剖析，也可以看到以“關鍵詞”方式呈現的現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對文學現場的整體描述，也深入具體研究領域；既可以一窺20年來文學作品內部質素的生成、更迭與確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場媒介等外部因素與文學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觀照他者，從中國當代文學延展至海外華文文學和世界文學，呈現全球化加速的時代，世界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異同。

從文學史意義上來說，20年看文學或許略短，難成定論，難做定位，但文學行進過程中這些適時的總結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來。

（中國作家網策劃“21世紀文學20年”系列專題文章將陸續推出，敬請關注）

“新世紀海外華文文學”這一概念，實際包含了時、空兩方面的含義：時間（新世紀）是指自新世紀以來——也有二十年了；空間（海外）則涵蓋了除中國（包括臺港澳）以外的所有國家和地區——可謂無遠弗屆。除了時、空意味，這一概念的另一個關鍵詞就是“華文文學”——用中文/漢語/華文書寫的文學。

兩大板塊：東南亞華文文學/“新移民”文學

新世紀以來的海外華文文學，從格局上看，主要是“兩大板塊”：一是東南亞華文文學——以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為代表；一是“新移民”文學—— “新移民”文學以改革開放以后從中國大陸“走向世界”的“新移民”作家為主，目前散枝開葉，可以說已遍布全世界。在這“兩大板塊”中，東南亞華文文學雖然略呈疲態，不少作家在創作上顯現突破的困難，而且后繼乏人，令人堪憂，但黎紫書、李天葆、龔萬輝、英培安、梁文福、溫任平、小黑、朵拉、潘正鐳、翁弦尉等作家——如果把“馬華旅臺/旅港作家”也算作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則還有李永平（已逝）、張貴興、黃錦樹、鐘怡雯、陳大為、林幸謙等——依然活躍。小黑《結束的旅程》、溫任平《戴著帽子思想》、張貴興《猴杯》、英培安《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黎紫書《告別的年代》、李永平《大河盡頭》、黃錦樹《雨》、鐘怡雯《聽說》、陳大為《靠近-羅摩衍那》、李天葆《斜陽金粉》、林幸謙《五四詩刻》、龔萬輝《隔壁的房間》、朵拉《彌補春天》、梁文福《越遙遠·越清晰》、潘正鐳《再生樹》、翁弦尉《游走與沉溺》等，可謂新世紀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標志性成果”。這些“新世紀”創作，主題以反映東南亞華人的文化來源、歷史進程和現實處境為主，許多作品都滲透著作者對東南亞華人文化根脈、政治地位、生存境況等問題的深入思考——這些思考有許多是此前馬華文學中即已存在的，只不過到了新世紀，創作環境有所改變（本地政治環境改善或作者移居他處），作家的思考和表現更加寬廣。

與東南亞華文文學比較起來，“新移民”文學不但存在范圍廣——覆蓋了東北亞（日、韓）、北美（美、加）、歐洲（英、法、德、荷、盧、比、捷、匈、西）、大洋洲（澳、新）等眾多國家和地區，而且創作勢頭猛——大有“來勢洶涌”之姿。當然，“新移民”文學雖然呈全球分布態勢，作家作品眾多，但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其成就也并非等量齊觀——表現最為突出、實績最為耀眼、形態最為活躍的，當屬北美華文文學。雖然在新世紀，東北亞華文文學中有李長聲《哈，日本》、陳永和《一九七九年紀事》、姜建強《十六個漢字里的日本》、華純《絲的誘惑》、彌生《那時彷徨日本》等；歐洲大洋洲華文文學中有虹影《上海王》、林湄《天望》、章平《飄雪的世界》、余澤民《紙魚缸》、劉瑛《不一樣的太陽》、穆紫荊《戰后》、老木《新生》、謝凌潔《雙桅船》、胡仄佳《暈船人的海》、抗凝《天黑之前回家》、張奧列《家在悉尼》等重要作家和作品，但比起北美華文文學龐大的作家陣容、突出的文學表現、整體的文學實力、活躍的展現姿態，它們或整體實力尚欠齊整，或相對比較沉靜內斂，影響力和聲譽度都還一時無法與北美華文文學相抗衡。

北美華文文學在上個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曾經出現過以中國臺港地區留學生為創作主體的“留學生文學”，然而自從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后，由中國大陸“新移民”為創作主體的“新移民”文學，逐步取代了過去的“留學生文學”，成為新世紀北美華文文學的中堅和主流。前行代的“留學生文學”代表於梨華、白先勇等雖然在新世紀仍有創作，但能代表新世紀北美華文文學的，顯然已是盧新華、嚴歌苓、查建英、張翎、陳河、薛憶溈、陳謙、張惠雯、凌嵐、施雨、王性初、蘇煒、朱琦、薛海翔、劉荒田、沙石、宇秀、秋塵、余曦、江嵐、葉周、黃宗之、陳九、陳瑞琳、少君、周勵、施瑋、孫博、曾曉文、呂紅等“新移民”作家和他們的作品，這些作家以他們旺盛的創作動能、不凡的創作成果、積極的介入姿態，成為全球性的“新移民”文學中最為光彩照人的存在。

說這些北美華文“新移民”作家創作動能旺盛，是指他們創作速度快，創作數量大，尤其以嚴歌苓、張翎、陳河等最為突出，這幾位作家在新世紀的創作以長篇小說為主，他們的長篇一部接著一部出版，令讀者有目不暇給之感，有研究者戲言“閱讀的速度趕不上他們寫作的速度”。大致說來，這幾位作家在新世紀出版的長篇小說，即有嚴歌苓的《一個女人的史詩》《第九個寡婦》《心理醫生在嗎》《無出路咖啡館》《老師好美》《補玉山居》《金陵十三釵》《花兒與少年》《寄居者》《小姨多鶴》《陸犯焉識》《媽閣是座城》《赴宴者》《霜降》《床畔》《芳華》；張翎的《金山》《勞燕》《流年物語》《陣痛》；陳河的《布偶》《紅白黑》《沙撈越戰事》《米羅山營地》《甲骨時光》《外蘇河之戰》等，如果再加上盧新華的《紫禁女》、余曦的《安大略湖畔》、施雨的《刀鋒下的盲點》、葉周的《丁香公寓》、黃宗之的《藤校逐夢》、陳謙的《無窮鏡》、薛憶溈的《空巢》、江嵐的《合歡牡丹》、施瑋的《故國宮卷》、呂紅的《美國情人》等（這些作者中，許多都著有不止一部長篇小說），且不說北美“新移民”文學中數量龐大的中、短篇小說，光是這些長篇小說，就足以顯現出其厚重分量和熠熠光彩。在這些長篇小說中，北美“新移民”作家們不但寫北美生活（《安大略湖畔》《藤校逐夢》《無窮鏡》《刀鋒下的盲點》），而且寫中國故事（《一個女人的史詩》《第九個寡婦》《金陵十三釵》《床畔》《芳華》《丁香公寓》《陣痛》）；不但寫北美與中國的關聯（《金山》《勞燕》《甲骨時光》《狂流》），還寫更為復雜的國際風云（《紅白黑》《沙撈越戰事》《米羅山營地》《外蘇河之戰》）……北美的“新移民”作家，確乎以自己豐沛的創作，為新世紀海外華文文學樹起了一座文學的豐碑。

北美“新移民”文學的豐碩成果，在世界范圍內的華文文學領域產生了重大影響，不但眾多作品被改編成影視劇 ，而且嚴歌苓、張翎、陳河等還在中國（包括大陸和臺港）頻頻得獎，如嚴歌苓就獲得過《當代》長篇小說2004—2008年五年最佳獎、第十六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華僑華人“中山文學獎”，以及臺灣“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獎”、香港《亞洲周刊》短篇小說獎等，并多次位列中國小說學會年度長篇小說排行榜榜首；張翎則三度榮獲“十月文學獎”、第八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華僑華人“中山文學獎”，多次入選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排行榜，還獲得過中國小說學會頒發的首個“海外作家特別獎”；陳河除獲得華僑華人“中山文學獎”外，還獲得過郁達夫小說獎、“茅臺杯”人民文學獎等。此外，北美“新移民”作家中獲得過華僑華人“中山文學獎”的還有洛夫、薛憶溈、陳謙、陳九、劉荒田、王性初、蘇煒、朱琦、陳瑞琳、周勵、孫博、曾曉文等小說家、散文家、詩人（1） 。雖然得獎并不能完全代表作家的創作水平，但一再地、反復地獲獎，起碼從一個方面證明了作家的創作實力。如果再考慮到嚴歌苓、張翎、陳河現在都是高校碩、博士論文選題的大熱門，就足以表明，北美“新移民”作家們憑借著他們出色的文學成就，受影視界青睞、在評比中獲勝、得青年學子聚焦，已實際成為全球性的“新移民”文學的“排頭兵”。

不可否認，北美“新移民”文學能成為全球“新移民”文學的“排頭兵”，除了作家們堅持不懈地奮力創作出高質量高水平的文學作品，也與他們自覺的“經營”意識不無關系。北美“新移民”作家較高的創作水平固然使他們深受國內期刊、出版社乃至電影公司、著名導演的歡迎，但經常在北美和中國大陸之間來往交流，同時受到北美文學創作“行銷”觀念——強調市場經營和注重自我推銷——的熏陶乃至訓練，也是他們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這使得北美“新移民”作家在與中國文學界/學術界接觸之時，相對東北亞和歐洲大洋洲等地區的“新移民”作家，更具有自由度、主動性和經營意識，也使得北美“新移民”作家對中國大陸當代文學/當代學界的介入程度最深、最活躍，同時，很重要的一點，他們的“成功”，也與中國大陸當代文學/當代學界對他們的歡迎、接納、擁抱甚至“中國當代文學化”密切相關。

兩個關鍵詞： 離岸流/外省書

在新世紀海外華文文學的兩大板塊中，東南亞華文文學或隱或顯地彌漫著一股焦慮情緒——不少中生代和新生代的馬華作家頗為擔心馬華文學會被強大的“文化中國”所覆蓋和遮蔽，一些實力派作家/學者力圖通過文學創作和理論闡述，強調馬華文學的“主體性”。不過在我看來，這種焦慮其實毫無必要，因為馬華文學作為用華文進行創作的外國文學，對其“主體性”的強調并不必然與“文化中國”相沖突，而只要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創作媒介是中文/漢語/華文，它事實上也難以擺脫“文化中國”的影響（2） 。有意思的是，當東南亞華文文學在強調“主體性”，追求與“文化中國”、“中國文學”區隔的時候，“新移民”文學卻在有意無意間向“中國（當代）文學”靠攏，面對著中國當代文學具有的巨大誘惑力/吸引力（市場、得獎、影視改編、評論、影響力、知名度、接受感、認同性），北美“新移民”作家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積極參與和深度介入，就與中國當代文學對海外“新移民”文學的歡迎、接納、擁抱甚至“中國當代文學化”，形成了某種程度的對接。

東南亞華文文學力圖強化“主體性”并試圖掙脫“文化中國”的影響，“新移民”文學則從主、客觀兩方面都有著向“中國當代文學化”趨近的可能，新世紀海外華文文學兩大主要板塊截然不同的“運行方向”，形成了當今海外華文文學的基本特點。雖然東南亞華文文學難以擺脫“文化中國”的影響，但作為外國文學，它不是中國文學的“外省書”。就此而言，同樣作為外國文學的海外“新移民”文學，它的“運行方向”則頗為耐人尋味：究竟它是應該像東南亞華文文學那樣，去追尋自己的主體性/獨特性呢，還是在自覺不自覺間逐步走向“中國當代文學化”？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在當今中國大陸當代文學不斷崛起并開始產生世界影響之際,當中國大陸的文學期刊、出版社和各種文學獎項向著海外華文文學開放、擁抱的時候,中國大陸當代文學事實上對海外華文文學(特別是對‘新移民文學’)產生了巨大的磁吸效應。當此時也,海外華文文學是不斷地被中國大陸當代文學‘吸引’并最終‘融入’其中,成為其‘海外支流’？還是保持自己的‘海外特色’并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離岸流’文學之路?這是每個海外華文作家(尤其是‘新移民作家’)必須面對和思考的問題” 。

改革開放之初以及隨后的一段時間里，“新移民”文學曾以他們“海外題材”的新鮮感和陌生化打動過讀者。到了新世紀，由于中外交流的頻密、網絡科技的發達，以及大量國人走出國門看世界，這種“海外題材”的新鮮感和陌生化開始迅速消失，風光不再；表現愛情是文學永恒的主題之一，“新移民”文學中的愛情故事也所在多有，可是如果在表現愛情時，只涉浮層現實，而無人性挖掘，則不但格局有限，而且也行之不遠；歷史是“新移民”作家們頗為關注的領域，可是如果在表現歷史時沒有滲入哲理的思考，那歷史也只不過是故事的背景罷了；文化沖突也是“新移民”作家們經常涉獵的創作領域，可是文化沖突的內在動因要比其外在表現復雜百倍，如果只是表現文化沖突的外在形態而缺乏對之深刻的思考，那這樣的文化沖突書寫最終也只不過是文學“浮雕”；由于不少“新移民”作家是在國內接受的文學教育，傳統現實主義是他們常用的創作手法，雖然這對于描畫世情和刻畫人物頗為“順手”，可對于接受新一代文學教育的讀者來說，也稍顯單一和陳舊（雖然有些作家也吸納了一些現代主義的表現手法）；盡管“新移民”文學特別是北美“新移民”文學已經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可“新移民”狀態給這些作家提供的獨特之處，在我看來還沒有全部發揮出來：在“新移民”狀態下，除了擁有海外題材的優勢（正在逐步衰退）、筆下人物經歷的復雜（畢竟還是外在的呈現），他們在開拓題材、人性挖掘、哲思歷史、藝術創新等方面，還可以有更加出色的表現（3）。

當代作家張煒有部長篇小說《外省書》，北美華文作家凌嵐有本小說集《離岸流》，本文借用這兩個書名，拿來作為對新世紀海外華文文學形態描述的兩個關鍵詞。如果把“中國當代文學”視為是認知“新世紀海外華文文學”的參照，那么海外華文文學中的東南亞華文文學這一板塊，很明顯是拒絕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外省書”的，是一股“離岸流”；至于另一個板塊“新移民”文學，究竟是想/希望成為“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外省書”，還是以有別于“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華文文學”為追求，并進而成為另一股“離岸流”——在題材、主題、人物、思想、藝術形式等各方面，都能形成自己的獨創性和獨特性，而不是與中國當代文學同質化。這個問題，我提出來，留給身在海外的“新移民”作家們來回答。

新世紀海外華文文學至今已經走過了二十個年頭，下一個二十年它會怎么走？讓我們拭目以待！  

注釋：

（1）北美以外地區“新移民”作家中獲得過此獎的還有趙淑俠、李永平、山颯、虹影、李長聲、陳永和、郁乃、華純、林湄、余澤民、章平、謝凌潔等。

（2）參見劉俊：《“南洋”郁達夫：中國屬性·海外形塑·他者觀照——兼及中國作家的海外影響與華文文學的復合互滲》，《文學評論》，2018年第1期。

（3）劉俊：《海外視野與中國故事——序<離岸芳華——海外華文短篇小說選>》，《中華讀書報》2020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