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一部關于翻譯的電影

雷吉斯·羅因薩爾導演的《翻譯疑云》是為數不多的為譯者發(fā)聲的電影。在電影中，世界級懸疑小說《代達羅斯》即將發(fā)售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為了保證各語種的翻譯作品同步問世，出版社邀請9名不同語言的譯者共聚一堂，在一座豪華但守衛(wèi)森嚴的莊園內進行翻譯工作。他們手機上交，沒有網絡，切斷了與外界的一切聯(lián)系，每天拿到20頁原稿，心無旁騖地翻譯《代達羅斯》。然而，這本書的原稿卻出人意料地在網絡上泄露，于是在譯者和編輯之間上演了一場“誰是泄密者”的游戲。

拋開劇情不談，電影中的一些細節(jié)或許可以向外界展示圖書譯者工作的大致樣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譯者的神秘感。劇中9名不同語言的譯者，有著各自不同的性格特點，有的安靜沉穩(wěn)，有的活潑開朗，有的急躁易怒。他們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有著不同的身世經歷。他們的工作方式不盡相同，有的希望擁有自己獨立的工作空間，有的則在人多的環(huán)境中依然能夠保持專注；各自的翻譯習慣也有所差異，有的拿到稿子后很快開始翻譯，然后再反復雕琢，而有的則一遍遍斟酌原稿，理通作者的思路，咀嚼出味道之后才開始翻譯。

作為譯者，他們身上也有著共同的氣質：9名譯者都以異常尊重的態(tài)度來對待原著和作者，都對每天只有20頁的原稿感到不過癮，他們在就餐娛樂之際會一同討論作品邏輯，猜測作者心理，推斷劇情走向和結局，渴望盡可能快地從陌生走向熟悉，試圖在化身譯者之前，首先成為作者最好的讀者，找到與作者之間的共鳴。這是做好翻譯工作的前提，也是一名優(yōu)秀的譯者必須具備的品質。翻譯工作的性質決定了只有最稱職的讀者，才能成就最優(yōu)秀的譯者。

當然，譯者憑借自己在語言方面的才華和對作品的精準把握，將作者的作品翻譯成另一種語言，在作者和以譯入語為母語的讀者之間搭建起了一座橋梁，把譯者與作者之間，或者作者與源語作者之間的情感共鳴傳染、傳遞出去。經過譯者之手，作品在另一種語言里找到了生命，并在該語言的讀者心中扎下了根。

然而，相對于作者，譯者的地位卻長期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這部電影中的一句臺詞很恰如其分地描述了這種現狀：“譯者就像隱形人，譯者的名字永遠不會被人記住，不會出現在封面，總是在第二頁。”

譯者為何需要隱身

由于世界上存在很多種語言，許多優(yōu)秀的作品都是先與譯者邂逅，再通過翻譯與譯入語的讀者邂逅。但讀者真正記住的往往只有作者，對于譯者的名字向來不太在意，又或者，相對于作者，譯者更容易被遺忘。通過譯者的翻譯，作品產生了新的光芒，但譯者仿佛站在了作者的影子里，成為了“隱身人”，處于邊緣化的地位。翻譯家翁顯良曾說：“翻譯本身就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勞倫斯·韋努蒂在《譯者的隱身》一書中，對譯者的“隱身”問題進行了系統(tǒng)研究,對譯者“隱身”的根源及其對譯者地位的影響提出了獨到見解。他認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源語和目的語之間的差異是無法避免的。譯者與作者可能種族、語言習慣都不盡相同，表達也可能不一致，甚至可能會有不同的價值觀，但譯者會努力將信息完整全面地呈現到讀者面前。譯者自身存在一種矛盾的心理，在凸顯自我的主體性或完整展現作者的主體性之間，選擇了后者，但韋努蒂認為主導文化社會“習慣于接受通順易懂的譯文，把外國文本中的價值觀隱匿在本國的價值觀中，令讀者面對他國文化時，還在自我陶醉地欣賞自己的文化”，這就是翻譯理論中的“異化”。譯者把自我的主體性隱藏到作者的主體性之后，以為目的語讀者原汁原味地呈現作者的作品為翻譯的宗旨。

這就如同戴著腳鐐跳舞，既無法掙脫，也不得不盡可能地追求舞姿優(yōu)雅，這既是譯者受制于作者的無奈妥協(xié)，也恰恰是譯者應當追求且值得追求的極大榮耀，正如電影中俄語翻譯瑞貝卡所言：“受托翻譯《代達羅斯》是譯者的榮幸。”因為，如果一部作品的作者因為譯者的翻譯而廣受目的語讀者喜愛，甚至成為一部可堪流傳的經典，那么譯者不僅與有榮焉，而且居功至大。這是譯者與作者的相互成全，畢竟，復印文字并非難事，而復印思想和靈魂，卻是一件偉大的考驗。

北京師范大學王向遠教授在其《翻譯文學研究》一書中不無感慨地寫道：“任何一個懂一些雙語的人，都可以進行‘文學翻譯’，但并不是任何一個從事翻譯的人，都能夠創(chuàng)作出‘翻譯文學’。正如每一個文學愛好者都可以提筆寫作，但并不是所有寫作行為都造成文學作品的產生，都稱得上是‘創(chuàng)作’。”

的確，市面上的翻譯作品多不勝數，譯文的質量也參差不齊。水平越是高超的譯者，越能讓讀者在讀其譯作時感覺像是在讀原創(chuàng)，興味盎然。而越是水平拙劣的譯者，越讓讀者時刻感覺到譯者的“存在”，在作品中頻繁邂逅濃濃的“翻譯腔”，甚至還會偶遇諸如“門修斯”（“孟子”的錯譯）和“常凱申”（“蔣介石”的錯譯）之類的翻譯笑料，著實令人汗顏。這自然是兩種不同的體驗，譯者就應該在恰當的時候很識趣地“隱身”，把對話的舞臺交給讀者和作品。譯者也不要試圖低估讀者的鑒賞品評能力，他們有時甚至變得口味刁鉆，對品質不高的譯作本能地產生排斥。令人尷尬的是，如今很多譯者不如前輩翻譯家們那樣知識淵博、功底深厚，也不具備一絲不茍、精益求精的態(tài)度，最終所得到譯文的質量可想而知，這也是近年來很多翻譯作品飽受詬病的原因。他們極力想要隱藏拙劣，而譯文卻出賣了他們。著名德國漢學家顧彬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問題的根源：有些譯者的中文母語太差。

而事實上，譯者卻也無法真正做到完全的“隱身”。“一千個讀者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作為作者的特殊讀者，不同譯者自然會對作者和作品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解讀。以此為基礎開展的翻譯，必然會反映在譯文的行文和邏輯之中。另外，不同譯者也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知識儲備、人生閱歷、價值觀念，會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和處理手段，也許相對更為重要的一點在于，不同譯者對原語和目的語的駕馭能力不同，文學和人文修養(yǎng)各異，這在譯作中都會公平地體現出來。所以，同一作品的不同翻譯版本，就有了不同的風格，打上了譯者的色彩。這時候，譯者在對比中就很難再繼續(xù)隱身。正如對莎士比亞作品的翻譯，朱生豪和梁實秋貢獻出了兩種不同的中文譯本選擇，楊憲益、戴乃迪夫婦和大衛(wèi)·霍克斯也給出了對于《紅樓夢》的兩種英文詮釋，他們成功地將作品的偉大和光輝呈現給讀者，也在譯者中充分展現了專屬于自己的那份才華，讓譯者站在作者的影子中和作者一樣閃閃發(fā)光。作者和譯者此刻是一體的。

譯者也是創(chuàng)作者

在電影中，編輯對英文譯者古德曼有些不滿，認為是他泄露了原稿，考慮要另選譯者來代替他。古德曼辯解：“我的譯文你給作者看了嗎？‘粉絲’們認為我的譯文最好，兩周下載量達1000萬。”他還說編輯打算用來替換他的那名翻譯的譯文很爛，希望以此來說服編輯正式聘請他擔任《代達羅斯》第三部的英文譯者。編輯對這位來歷不明的譯者充滿了疑惑，甚至派助手去倫敦查探他的底細。

在電影的最后，古德曼的身份終于浮出水面：他不只是9名譯者當中的泄密者，還是《代達羅斯》這本書的真正作者。

難怪他對這部作品如此了解，也難怪他能貢獻出更受讀者喜歡的英文譯本。一部作品最好的讀者無疑是作者，而譯者卻有可能成為對作品第二了解的人。這是導演埋下貫穿整部電影的一條主線，也借機替譯者本身具有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聲。

在翻譯活動中，譯者不只是力求忠實于原作，也需要擁有一定的創(chuàng)造力。影片中的丹麥語譯者杜森女士，本身也在創(chuàng)作自己的作品，她傾注八年寫完的手稿被編輯批評毫無想象力，并被他隨手扔進了火爐。杜森女士的創(chuàng)造力受到了極大的質疑和侮辱，使她在創(chuàng)作方面的信心大大受挫。她渴望通過翻譯來實現創(chuàng)作的救贖，也在創(chuàng)作理想的幻滅中失去了繼續(xù)翻譯下去的欲望。再加上家庭生活的不快樂，讓她完全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最終選擇了自殺。

由此觀之，譯者力求隱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水平不逮者很難隱藏自己的拙劣，才華出眾者又很難隱藏自己的光芒，而最重要的是能夠與作者形成高度的共鳴，用自己的文字傳遞作者的聲音。另外，譯者自我的“隱身”，是為了讓作者和作品凸顯。讀者應該對優(yōu)秀的譯者心存感激，感謝他們貢獻的心力和才華，感謝他們制造的美麗邂逅。譯者試圖去“隱身”，讀者則應當去發(fā)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