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逢中國共產黨成立99周年，今年的紅色七月格外意義非凡。回顧歷史，艱苦卓絕、出生入死的先烈為后人留下了豐富的紅色文化寶藏，也滋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創作者。

革命時期，一大批進步、愛國的文人志士用他們的激情和才華，寫下獨屬于那個時代的抗戰文學。今時今日，以玄幻穿越揚名的網絡文化世界不僅書寫現實，也開始涉獵紅色主題。如今年上半年，上海網絡作家協會的會員們在疫情期間走訪紅色遺跡并創作了相關作品；7月1日，閱文集團宣布開拍主旋律電影《1921》。

7月10日，第39期陜西北路網文講壇，邀請到文學史料研究者孔海珠、上海大學中國創意寫作研究中心教授張永祿與上海網絡作協理事、青年作家君天。恰好來自老、中、青三代的三位嘉賓，通過他們對紅色文化與創作關系的思考，與讀者一同探討了紅色文化帶給網絡文學的影響。

書寫紅色文化對于孔海珠來說，可謂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她的父親孔另境，是一代文豪茅盾的妻弟，與詩人戴望舒、作家施蟄存是上海大學的同窗。孔海珠常年關注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著有《俯仰之間——上海紅色文化記憶》《聚散之間——上海文壇舊事》《沉浮之間——上海文壇舊事二編》《左翼·上海（1934-1936）》《痛別魯迅》等近20部作品。

在講壇現場，她不僅分享了柔石和同為左聯五烈士的馮鏗的戀愛故事，還講述了當年父親孔另境被國民黨抓捕入獄、魯迅出面營救這一九死一生的往事。“因為這件事，我父親對魯迅先生一直心懷感恩，對他的作品與為人都非常敬仰。魯迅去世后，他參加了葬禮，還把收集來的照片做成了相冊。”這本相冊，如今保存在魯迅紀念館。從小就看著這本相冊、聽父親緬懷魯迅的孔海珠，后來還依據往事完成了《痛別魯迅》一書，收錄了眾多珍貴的圖片史料，這也是第一本有關魯迅葬禮的出版物。

在她看來，宣揚紅色人物、傳承紅色記憶，是后人身上沉甸甸的使命。“回顧歷史現場，我們可能會在寫作過程中對一些觀念進行總結簡化，但人物形象決不能空洞化、臉譜化，每個人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孔海珠說，“所以我覺得網絡文化也有它的優勢，就是沒有既定的形象思維，能充分發揮想象。希望我提供的這些史料，能為大家寫歷史小說帶來幫助，實現它們的價值。”

網文作家君天以科幻和歷史故事寫作見長，出版發行了《異現場調查科》《岳家軍》《大明錦衣衛-踏雪者》《三國兵器譜》等作。在今年疫情期間，他走訪了上海的中央軍委機關舊址（靜安區新閘路613弄12號）與四一二革命群眾犧牲處，收集彭湃等烈士們在滬的活動事跡，并進行文學創作。

君天介紹，這是上海作協有關紅色文化的一個企劃，邀請滬上眾多作家走訪紅色遺跡、編寫系列故事，未來這些故事還有可能被翻拍成網絡劇。考慮到自己擅寫懸疑，君天挑選了歷史上的秘密聯絡點作為創作素材。

為了寫作而實地勘景，這對君天來說并不是第一次。之前為了寫有關釣魚城之戰的情節，他就特意跑到了位于重慶的遺址。“其實我看到的城墻已經不是宋朝時修建的了，而是后來重修的。當時在下雨，跟打仗時的感覺也很像。”站在城墻上，君天被現場氛圍所感染，創作靈感也源源不斷。

因此，為了創作紅色文學，君天這次前去參觀了中央軍委機關舊址與四一二革命群眾犧牲處。“我在里面前后走了三遍，現場感覺很微妙，心里也因為重溫那段歷史而產生了一點陰影。”回家后，君天很快就結合歷史事件寫出了兩個故事。

“通過想象是可以寫紅色文學，但想象要有一個合理的范圍。寫相關歷史題材的時候，我們的態度會更嚴肅，太過放飛自我會讓故事缺乏真實感。”因此，君天對孔海珠十分感激，“這類紅色題材的非虛構寫作，太需要珍貴史料的支持了。”

聊到史料保護，張永祿教授也有感而發：“我去韓國旅游的時候，到處可以看到小碑，它們不一定記著什么大的歷史事件，就是為了告訴大家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這里曾經有什么人發生了什么事，這種隨時隨地留下潛在文化遺產的意識就很好。”

除了韓國，日本在文保方面的舉措也可圈可點：“比如日本大河劇結束的時候，會有一兩分鐘作專門的介紹，這一集中提到了哪些歷史人物，然后放出與他們相關的文物現在在哪里、是什么樣的。”而在中國，很多紅色文化物質性的內容沒留存下來，所以作者們在創作時只能通過一些其他的方式做彌補。

張永祿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兩大情結，一是鄉愁記憶，二是紅色記憶。“每個人都能為現實主義小說發言，往上數三代，每個家庭都有關于鄉愁、關于紅色的記憶。大家的感受有重疊、也有分歧，通過文字表達讓所有人都感同身受，這是很難的。”路遙的《平凡的世界》與陳忠實的《白鹿原》，是此類文學作品中的翹楚。當作者把那些往事和人物以有血有肉的形式呈現出來，這種文化表現是非常自信的，讀者的反饋也會更加積極。

張永祿希望，有關部門能酌情放寬政策，令廣大作者有更多創作現實題材、創作紅色文學的熱情，“現實主義創作在網絡文學領域的發展，目前仍未達到真正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