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論衡、重估與拓展——凝眸《茅盾研究年鑒（2016-2017）》

茅盾是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關于茅盾的研究資料可謂汗牛充棟。每年大量新增的茅盾研究成果，不斷開拓茅盾研究的領域，將茅盾研究推向深入。面對眾多的研究成果，如何將一個時間段的研究清晰、客觀、簡明、條理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是非常有意義也有難度的工作。這也正是編撰出版《茅盾研究年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繼《茅盾研究年鑒2012-2013》《茅盾研究年鑒2014-2015》之后，浙江傳媒學院茅盾研究中心和浙江省桐鄉市文旅局聯袂奉獻出《茅盾研究年鑒2016-2017》（趙思運、藺春華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下簡稱“年鑒”）。新一卷年鑒全面整理了2016-2017年間的茅盾研究成果，以時空結合的體例將其客觀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是茅盾研究者重要的參考資料，呈現出資料性、權威性、前沿性的特征。

《年鑒》延續了既往《茅盾研究年鑒》的體例，按照茅盾研究成果的內容將研究成果設置為四個板塊，分別為“茅盾研究大事記”、“重要論文”、“論著評價”和“論文索引”部分，每一部分又按照時間、內容或載體作了更為細致的劃分。整理繁富的研究資料并將其分類、研讀、遴選是一項艱苦的工作，是對編著者的極大考驗。筆者在知網輸入“茅盾”這一主題詞，共搜到相關文章2016年243篇，2017年138篇，再加上報紙、網絡等其他載體的研究文章就更多。經過對原始論文的收集、整理、篩選，《年鑒》選取了34篇代表性重要論文予以全文轉載；對其他有價值的文章以索引的形式，收錄其內容摘要，共收錄索引期刊文章53篇，報刊文章22篇，碩士論文14篇，基本上囊括了茅盾研究的重要方面。這樣既突出了重點，對有重要價值的成果進行全面的介紹，又照顧到年鑒的全面性，對重要成果均有所涉及，做到了線索清晰，內容明確，可以簡要勾勒出茅盾研究在各個方面的突破和進展。讀者因此節省了對研究資料收集、整理、篩選等需要耗費的大量時間。

當然，《年鑒》在劃分的時候并沒有拘泥于所謂的標準，而是根據研究的需要將文章納入相應的板塊，力求簡單明了地將研究成果呈現在讀者面前。比如第一篇“茅盾研究大事記”，按照年度劃分為兩部分，每一部分又按照時間線索將茅盾研究的大事呈現出來，顯示出“史”的意識。第二篇“重要論文”則按照“論衡”“重估”“史料”“域外”等四個子欄目收錄了34篇具有代表性的論文。當然，每一類的篇數是不同的，“論衡”部分選入了17篇，是最多的；“重估”選入5篇，是最少的。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論衡”收錄的是茅盾研究的綜合性論述，成果多，有價值的也多；而“重估”是對既有研究成果或認識的重新評價，隨著時間的發展，新的材料不斷出現，新的視角和新的方法不斷介入，如此等等，都豐富或顛覆了既有的研究，這也是重估的意義。不過，作為研究的重要對象之一，茅盾研究已經很成熟，新的認識也有一定的難度，重估的要求就比較高，這也是收錄此部分論文較少的原因。

“論衡”一詞，源于東漢思想家王充的著作《論衡》，意為明辨學術是非，昌明學術真知，彰顯學術乃天下公器之價值。這個欄目的學術論文遴選的是綜合性茅盾研究的成果。如中國茅盾研究會會長楊揚的《上海的文學經驗》將茅盾與張愛玲進行對比研究，以張愛玲的日常生活敘事對比茅盾的宏大敘事，指出“今天的一些研究者往往只注意到了茅盾的左翼思想立場對他創作和文學思想的影響，卻有意無意忽略了作為小說家的茅盾在參與實際政治活動過程中，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和對政治活動經驗的文學汲取。這樣的忽略，影響到對茅盾的文學史研究往往偏向于政治立場的闡釋，而淡化了對小說家茅盾的文學經驗的考量。”楊揚的這種認識，無疑對一直以來關于茅盾作品文學性和政治性的復雜關系的梳理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閻浩崗在革命敘事研究領域有著諸多建樹，其論文《茅盾與20世紀中國土地革命敘事》以土地革命敘事的視角切入茅盾研究，關于茅盾作品中地主形象的闡釋，無疑顯示出作為知識分子的茅盾對現實的尊重，也從某種程度上稀釋了大眾對“政治茅盾”的固識。趙學勇、高亞茹的《茅盾“未完成”長篇小說探析》，葛飛的《作為暢銷書的〈子夜〉與1930年代的讀者趣味》，李宗剛、謝慧聰的《傳統文化在民國教育體制下的整合與提升——以茅盾早期作文與教師批語為例》，李玲的《茅盾社會進步視野下的婦女解放理論》，藺春華的《論文本細讀在茅盾文學批評中的重要地位》等，都大大拓展了茅盾研究的話題空間，帶有全局的啟發性。

“論衡”并不意味著中庸，恰恰彰顯出突破。這種突破性也體現在“重估”欄目。趙思運在論文《茅盾譯詩的癥候式分析》中，以詩人的眼光對茅盾的詩歌翻譯活動進行分析，得出茅盾在新文化運動立場中凸顯譯詩的意圖倫理導致他的詩歌翻譯缺乏詩歌文體意識的結論。妥佳寧的《從汪蔣之爭到“回答托派”：茅盾對〈子夜〉主題的改寫》、張雨晴的《左翼文化界的尷尬遭遇——以開明版〈茅盾選集〉為例》等，都帶有鮮明的反思與重估眼光。“域外”欄目中裴亮的《軌跡與方法：竹內好的茅盾論》、曾嶸的《茅盾文學在日本——以〈子夜〉對堀田善衛〈歷史〉的影響為例》、阿克薩娜·彼得羅夫娜·羅季奧諾娃的《論茅盾對蘇聯兒童文學的興趣》，在比較文學視野中拓展了茅盾研究空間。呂周聚的《論茅盾與美國左翼文學之關系》則通過詳細的論證闡釋了茅盾與美國左翼之間的關系，并以此重新認識茅盾的成就及影響。

近年來，史料學在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日益成為一種顯學。最新史料的發現，更有利于形成新的觀點或為既有觀點增加論據，對茅盾研究大有裨益。本年鑒也體現出這方面的最前沿性成果。鐘桂松的《新發現的有關茅盾的幾則史料》、雷超的《茅盾代理〈時事新報〉主筆史實及新發現的軼文考證》等6篇文章都是對茅盾研究史料的挖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年鑒》遴選出不被注意的非公開出版物的成果，如《梧桐影·致敬茅盾專輯》中夏春錦的《木心與茅盾》、《嘉興文博》中陳杰的《茅盾父親沈永錫逝世年份探究》等，這些論文的收錄顯示出編選者對茅盾研究現狀的深入把握和對最新研究的透徹了解，也為《年鑒》的權威性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年鑒呈現出的茅盾研究隊伍也令人激賞。我們既看到了鐘桂松、楊揚、趙學勇、李繼凱、高旭東、賈振勇、呂周聚等中間力量奉獻的重要成果，更重要的是，我們看到了妥佳寧、雷超、裴亮、宮立、趙丹、張雨晴、謝慧聰、高亞茹等一批年輕博士以及博士生、碩士生的富有銳氣和學術功底的成果。《茅盾研究年鑒》的亮點還體現在對碩士畢業論文的收錄。實事求是地說，不少碩士生因為知識、經驗、資料等等的基礎較差，在研究方面確實有著先天的不足，但問題的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大多數碩士生的研究受到既有成果的影響較小，他們對問題的思考以及認識，也就缺少了羈絆，容易突破既有的研究視野和模式而呈現出發散性的思維，這也為茅盾研究新思路的開拓提供了條件。他們的興趣、思想和認識基本上決定了未來茅盾研究的成就和深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對碩士論文的選擇無疑具有前瞻性。

《年鑒》的體例也具有靈活性與彈性，這鮮明地體現在論著和索引資料的處理上。《年鑒》在概括內容之外，又巧妙地選取了書評作為研究專著的評價，這樣既可以了解專著的主要內容，又客觀地呈現出專著在茅盾研究領域的突破和局限。鐘桂松是桐鄉人，也是茅盾研究專家，已經出版了多部茅盾研究專著，201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務印書館》是其茅盾研究的又一力作。如此重要的作品，年鑒除了對專著的內容進行簡要介紹，還收錄了劉勇、張悅關于此書的書評，從而使讀者對專著的主要內容、價值和意義有了直觀的了解，很好地做到了年鑒要求的客觀性。對于其他論著，《年鑒》也根據內容采取了適當的形式，力求客觀地進行呈現。《抗戰中的郭沫若與茅盾——郭沫若與茅盾展覽紀實暨學術討論集》是對研討會的梳理和總結，《年鑒》對其背景、內容及意義進行概括性的介紹，顯然借鑒了會議資料；《茅盾研究年鑒2014-2015》則主要以論著目錄的形式呈現，其他論著也都根據內容采取了適當的形式，而沒有拘囿于一定的標準，顯示出編選者對材料的靈活處理。第四篇“索引”則按照期刊論文、報紙文章和碩士學位論文等載體分類，對其使用也是收錄其內容摘要，盡量避免主觀性的評價。資料處理的客觀性，顯示出編著者對文章原作者的尊重以及嚴謹的治學態度。

資料的收集和整理是一項煩瑣而費時的工作，需要對資料進行認真的研讀和深入的分析，更需要研究者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在當下浮躁的社會背景下，這種基礎性的工作很少有人愿意做，但這又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年鑒》的編著者有著甘坐冷板凳的精神，耐心、細致地做著基礎性的工作，并將其常態化，顯示出踏實、務實的工作作風和嚴謹細致的學術品格。本質上說，《年鑒》是茅盾研究資料的年度匯編，也是后續茅盾研究的基礎，對茅盾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實在是一部具有權威性實用性的茅盾研究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