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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昕朋是一位具有文化自覺的作家。他的作品向來關注生態文明，2013年的中篇小說《消失的綠洲》，寫的是黃河故道生態文明，即當代中國從20世紀50年代到新世紀前后的歷史時段中改造生態環境和保護生態環境的曲折綿延。2014年的長篇小說《花開歲月》，寫的是脫貧攻堅中新發展理念與傳統發展思路的沖突，但主要故事情節圍繞的還是保護綠水青山展開。除此之外，小說《黃河岸邊是家鄉》《寸土寸金》《村長秘書》等，以及散文集《冰雪之旅》《會唱歌的沙漠》中的諸多篇幅均與生態有關。縱觀王昕朋作品的生態敘事，從現實博弈、人性反思、價值審判等多個層面，回應了新發展理念下的生態倫理與國家觀念。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生態敘事及其生發的美學形態，并不只是為了概念與理念化的“生態”，而更多指向文學的話語機制與主體倫理，政治歷史與社會文化之間，生態主義與人文主義之間相互參照，甚至與人本主義和商品經濟彼此協商，表達的是多元精神文化形態博弈中的生態發展。

《寸土寸金》主要圍繞北州市大龍湖的歷史與現狀、保護與開發展開敘事，將眾多人物牽扯進生態敘事的框架之中，呈現當代中國發展中的曲折與矛盾。大龍湖從一個歷經磨難的小水庫變成全國二線城市的城中湖，從而變得“寸土寸金”，成為各方利益集團覬覦和爭奪的所在。而最終如何開發和保護、利用大龍湖，成為了整個小說敘事的中心。可以說，小說在一種政治、經濟與人心的博弈中展開關乎生態的敘述，生態是一種關系中的生態，以此形成復雜多元的爭奪場域，從而將生態敘事推向深遠。

《黃河岸邊是家鄉》講述了黃河岸邊的河套村中，李大河與李長河兩代人針對是否應該開展黃河挖沙互不相讓，直至上升到倫理與法治的范疇。事情的復雜性在于，真正將“生態”超越李大河、英子等人簡單的生態保護，同時也超越保護與開發的二重對立的，是河套村現任村支書李長河的存在及其思考。在后者那里，河套村更應當關切的是村民的生計和發展，生態是現實中的生態，是多元決定意義上的生態，他主張挖沙，然而也意味著會破壞黃河生態。小說最后，河套村村民的蘋果生意得以通過網絡推銷的方式解決，李大河與李長河也握手言和，黃河生態得到保存。在文本中，生態的保護與現實的困境之間，形成了犬牙交錯的狀態，生態不是一個超保護狀態的概念，也不是高懸虛空的理念，其是在不同的結構形態中生成自身的價值觀念，更重要的，“生態”的意義還綿延至事功層面，也就是說，再好的理念，也應該是創新中的協調發展，沉落于切實的人文與生活現場。其固然可以不是人本主義的，但卻與人文主義相對應。因而需要在新發展理念下形成對“生態”的重新認知，這也是具備當代性意義的“生態敘事”的題中應有之義。中篇小說《冤家路寬》寫的是一河之隔、同樣種植銀杏樹的兩個村，因為爭“銀杏王”而產生矛盾，成了“冤家”，但正是為了保護銀杏產業和當地生態，最后成了“親家”。

相較而言，《消失的綠洲》不是大團圓結局，其中的“生態敘事”貫穿著地域文化、生活情感甚至是主體意志。具體而言，作為生態標本的黃河故道園林場，“是徐州解放后的第二年創建的，十幾個人搗騰了一年，平了幾十座沙丘，樹苗也栽了，可風沙一來，掩埋的掩埋，連根拔的連根拔，一棵也沒成活。縣里一位領導發了話，那茅草都不長的地方能種樹？別朝沙坑里扔錢了，撤！”然后在解場長的個人意志與發展理念下，在一片貧瘠的園林場中創造出了“十里白楊大道、萬畝蘋果園、千畝苗圃”，一舉扭轉了當地“生態”，但最后卻在商品經濟時代面臨新的困境。敘事者在歷史的縱深處，講述對自然生態的堅守以及在守護中的動搖和變迭，潘廣播和汪光明創造了黃河故道園藝場的生態輝煌，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潘廣播心境和觀念發生了轉變，園藝場最終被改造為高爾夫球場，但是這其中始終伴隨著各方的牽念，潘廣播集黃河故道生態的創造/破壞者于一體，并于深刻的反思中收束。小說對“生態”的生成及更迭，進行了歷史的觀察，言及操持的變與不變，也揭示人性的轉圜。“消失的綠洲”不僅指的是黃河故道的園藝場在以高爾夫球場為表征的商品經濟中的淪陷，更意味著靈魂凈土的蒙塵。小說以生態映襯“敘事”，由是直指歷史，批判人心，更觸及到了當下新發展理念中創新和協調發展的現實反思。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歷史延伸與自然和諧之間，是否可以實現新與舊、傳統與當下的有機協調，這是生態敘事的困境，也是新發展理念下新的命題。

此外，王昕朋還善于在歷史的維度中，顯示制度化與系統性治理下的生態現況，如《會唱歌的沙漠》中，傳說中寧夏鳴沙山地區風沙來襲時“萬馬奔騰，或者說洪峰澎湃的聲音”，因為沙頭坡的治沙工作造就了大片綠洲而偃旗息鼓，“不僅保護了阿拉善沙漠地區的土地，改善了這里的環境，創造出了獨特的沙漠生態系統，為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創造了經濟效益，同時，它阻止了沙漠化的進程，有效地保護了黃河不被沙漠侵吞，更為重要的是，它為人類治沙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可以說，在新發展理念下，催生了歷史的人文的綠色生態，其中彰顯了生態治理的制度化創新。散文《走出國門的男人》，描寫了一群大興安嶺的漢子，為了保護大興安嶺林區生態，摒棄靠山吃山的傳統意識，背井離鄉，走出國門去搞開采。“中國高度重視生態環境保護，秉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理念，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國家發展總體布局，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取得顯著進步。”可以說，針對生態制度建設以及國家發展戰略，王昕朋小說形成了特有的話語機制與美學認同；更重要的，新發展理念內化成了人物主體的言行選擇與價值判斷。這就不難理解小說《寸土寸金》的內在邏輯，也即人的貪欲和荒誕再膨脹，背后總有一種力量將其拉回來，還原，重塑，形成政治的與法制的、美學的與倫理的敘事結構。也得以了解《黃河岸邊是家鄉》中父子兩代人最后毫無扦格的和解，《消失的綠洲》中潘廣播在出讓黃河園林場之后自然而然地生成的懊悔反思，《花開歲月》中即便歷史變革也始終不忘秉持的綠色發展與生態觀念。

不得不說，“生態”是一個繁復多元的存在，其與政治經濟、科技人文、思想觀念是密不可分的，相互之間構成螺旋式的發展，同時彼此融合或制約。“新發展理念”正是在這樣的境況下構成了自身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當代中國的生態敘事，是生態，更是敘事，需要在小說話語思維與美學框架中呈現生態的現狀與可能，而不是相反。因而，敘事文學中的敘事話語、結構美學、文化倫理，對于“生態”的表述是至關重要的。生態敘事的中心可以是自然和環境，但終點和宗旨卻未必以“生態”收束，其更重要的是背后的人心、人性與人文，生態美學與精神倫理是一體兩面的，生態既是自然層面的生態，也是精神與主體的生態，以此形塑更為多重的意義和更為復雜的維度。而且，新發展理念下的生態敘事，同時也并不意味著先入為主的單一主題，并非必然占主導性的絕對主旨，生態與其他主題是并存的，其可以是次要的但卻是必要的，甚至成為其他主題的輔助而不喪失自身的獨立意義，又或者生態理念僅僅是背景式存在與倫理性傾向，關鍵在于意義的協調與發展的創新。惟其如是，才能真正將生態敘事推向多元和多樣，真正含納新發展理念中不同層次的豐富性，并由此創造更多新的可能。

可以說，以徐剛為代表的實證式的報告文學，以阿來為代表的傳統與當代歷史參照下的自然境況及人心守持，以及以韓少功為代表的充滿人間味和煙火氣的土地情結等，代表了當代中國生態書寫的多重鏡像。王昕朋則更為注重社會政治結構中的生態境遇，在歷史流動與人心流變中揉入自然的處境，述寫不同層次的精神褶皺，形成了當代中國生態敘事譜系中的重要一環。除此之外，何建明的《那山，那水》、姜戎的《狼圖騰》、楊志軍的《藏獒》、郭保林的《大江魂》、哲夫的《水土中國》等，提示著當代中國的生態敘事在關系形態與多元維度中所得到的深化發展，這其中所凸顯出來的新發展理念，寄寓于技術創新、觀念創生以至文體創造之中，強調生態與美學、自然與敘事之間的融合協調，其內在秉持的“綠色”理念，以及在開放中共享的包羅萬象的文化精神及精神旨歸，構成了新發展理念的文化與文學之維，同時創造出了當代中國文學新的話語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