瓊·貝茲最近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是2020年4月，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瓊在家里錄制了一段視頻，為新冠肺炎流行期間而工作的人們獻唱了一首鮑勃·迪倫的《Forever Young》。視頻里的貝茲已經七十九歲了，干練的銀白短發，聲音不再如年輕時清亮，但唱起歌來依舊高貴得像個女王。稍早，在3月的最后一個星期五，鮑勃·迪倫剛發行了一首17分鐘的新歌，名為《Murder Most Foul》，歌詞中梳理了自1963年11月，約翰·肯尼迪總統被暗殺以來的一系列歷史、文化事件（其中提到瓊·貝茲演唱的《Oh，Freedom》），在疏朗的鋼琴和小提琴伴奏下，鮑勃·迪倫平靜的吟詠仿佛是對歷史幽靈的一次集體招魂。

音樂與政治：能與弱者共情是一種更罕見的天賦

如今，當我們提到瓊·貝茲，很難繞過鮑勃·迪倫，這不僅因為他們曾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有過一段戀情，更因為他們作為那個年代最耀眼的存在，共同定義著人類的文化記憶。并且，他們至今仍舊以各自的方式見證和參與著這個飛速變化的世界。雖然，對世界態度的分歧使他們最終分開：“我（瓊·貝茲）覺得我能改變一些事，他（鮑勃·迪倫）卻覺得任何人都改變不了什么。”

瓊·貝茲在她的自傳《鉆石與鐵銹》里，記錄了她的天賦、她的音樂生涯、她的政治信念以及她為改變世界做的事——幾乎承擔起了六十年代民謠的高音聲部。這本書初版于1987年，當站在生命的中途回顧她的音樂和人生，瓊開門見山：“僅僅做音樂對我來說是不夠的。如果我的生命中不是行動和音樂并行。那么那些聲音再動聽，也與這個世紀唯一、真正的問題毫不相干。”那時候，她已經建立了一所非暴力學校，組織過一場名為“包圍國會”的游行，在越南戰爭期間，因反征兵運動而兩次入獄，去河內慰問戰俘期間，因空隙而被迫滯留越南境內，見證了人間最悲慘的事情。

對政治的高度介入使她長時間飽受爭議，但這種選擇又幾乎是宿命的。瓊·貝茲1941年生于紐約史坦頓島，是家中三個女兒中的第二個，有一半墨西哥血統。因為與生俱來的深膚色，甚至一度被人叫作“黑鬼”，這使她從小對于種族歧視就有切膚之悲。童年時曾隨墨西哥裔的父親旅居過巴格達，目睹了中東地區的苦難和貧窮。當時的少女貝茲這樣描述巴格達：“鳥兒在不斷變換形狀的云中飛過，用幾千種聲音唱歌。盡管生病了，我感覺自己是巴格達的一部分，就好像它的苦難也是我的。”

如果說聲音和表演欲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天賦，那么這種與弱者共情的本能則是一種更罕見的天賦。她把他人受到的傷害轉化成自己的，并且，從傷口的裂縫中，提前洞見了這個結構失衡的世界的本質。因此，不難理解，為什么她始終把馬丁·路德·金視為第一位人生偶像，她被他非凡的魅力所吸引，也因他暴力性的死亡而憤怒。此后，她堅定不移地做一個和平主義者，反抗戰爭和一切不公正，金的非暴力原則始終支撐著她的人生，并指導她作出具體的行動。聲音是她唯一的武器。

瓊與鮑勃·迪倫：他的眼神像冬天的樹葉一樣脆弱

瓊·貝茲是異常早慧的。她仿佛從一開始就形成了自己的風格，舞臺上的表現樸素而成熟，并始終保持著自我的真實：“我上臺唱歌的方式跟我在自己的房間或后廊上唱歌是一樣的。”十九歲時已經出了第一張個人專輯，記錄著她最初的歌唱生涯。六十年代初，她游蕩在波士頓的酒吧，用純凈的女高音唱猶太人的民歌，唱幼小的摩西之歌，唱貧窮者的遷徙之歌，唱哭泣的女性之歌……照片上，她有一頭濃密的黑發，襯托著棕色皮膚的臉，看起來有種印第安風情。她是無年齡和無種族的，為世間所有角落的悲傷故事而歌唱，當時的觀眾因此形容她為“圣母瑪麗亞”。

但在這本書里，瓊·貝茲回憶中的自我和觀眾們記憶中的那個“民謠女王”似乎不同。在瓊的個人記憶里，她從來都只是一個會緊張、渴望愛的普通女孩。演出前經常肚子疼，唱歌時假裝不在乎裙子下面顫抖的腿，生活里用力過度（近乎神經質）地戀愛，她真誠地袒露這些脆弱的時刻，并展現出她的困惑、迷惘以及與自我斗爭的過程。與此同時，專注地用歌聲開拓未來。沒有人比她形容自己的聲音更貼切了。“我的聲音是普通小女孩的聲音，甜美而真實，但纖細得像廉價的棉線，也像一張活頁紙上又細又直的藍線。”

一切并不像看起來那樣容易。她的人生之路看似坦蕩，其實和所有人一樣，也是由一個接一個真實的選擇構成。尤其對于女性而言：愛情，家庭，婚姻，做母親——她對生命中的所有可能都懷有真實的欲望，但又總是被強大的“自我”拉扯著，需要一次次作出取舍。

她這樣回憶對音樂事業的童年渴望：“房客中有一個大提琴手，他的演奏如此美妙，連母親也會關掉吸塵器站在過道里聽。我呢，會坐在他的門外，試著決定以后要么在交響樂隊做大提琴手，要么留精致的長指甲。”

青春期時，她雖然已經登臺演唱，但在舞臺下，卻像那個年紀的普通女孩一樣，在維護愛情和音樂事業之間猶豫不定。這一青春期的愛情經歷了四年，最終她選擇了唱歌，她的天賦之路——但選擇并不容易。在她的一生之中，總是在愛，愛男人也愛女人，愛名人也愛平凡人，并頃刻在愛里變得溫柔而卑微，并且很快因為這失去自我的卑微而飽受痛苦。

比如形容初見時的鮑勃·迪倫：“他的眼神像上帝一般老，像冬天的樹葉那樣脆弱。”那雙時刻洞察著他人的眼睛也是蒼老而脆弱的。她一生始終懷念著兩人一起唱歌的時光，但也真實袒露著自己受到迪倫冷落后的內心傷害、對迪倫妻子薩拉的嫉妒（之后被友誼替代），在傷痛中獨自歌之唱之，并最終坦然和解：“過去和現在，我們幾乎沒有任何的共同點，除了他是我隱秘的哥哥，我們曾是街上的雙胞胎，共同被時代和環境裹挾著。”

瓊與時代： 紛紛落下的灰燼結成鉆石與鐵銹

在所有時候，她似乎都能公正地對自己做出評價。一個時代將她推向世界中心，那光芒在另外一個時代黯淡了，她并不悲傷：“我活在六十年代，并且已經幸存。”

冷戰的六十年代，古巴導彈危機，肯尼迪遇刺，披頭士登陸美國，馬丁·路德·金遇刺，越南戰爭中，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在死去，也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反抗和歌唱。在六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人類首次登上月球，在伍德斯托克，五十萬人在暴風雨中為愛與和平相聚。“每個人都傾斜著身子，風簡直把我們刮成了野人，藍色、黑色的云在我們的頭頂和身邊簇擁著。是遭遇了詭異的天氣，還是我們都感覺歷史正在被創造中。”

瓊·貝茲繼續回憶著，好像既身處其中，又旁觀其外：

“伍德斯托克中有兩個孩子出生，三個人去世。伍德斯托克是一座城。是的，它是暴雨和音樂混雜的美妙絕倫的三天。不，它不是一場革命，它是色彩斑斕、泥濘遍布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折射。……永遠不會再有第二個伍德斯托克。伍德斯托克，帶著泥濘與榮耀，僅屬于六十年代。那個反常的、被憧憬的、被浪漫化的、被迷戀的、悲劇的、瘋狂的、胡子拉碴的和珠光寶氣的時代。它已經失去并一去不返了，我并不懷念。”

瓊·貝茲也有她的六十年代，她的所有唱片都受到熱烈追捧，和愛人由于共同的政治理想而結婚，做了母親，并且，在做一個好妻子、好母親和真正屬于自己的角色之間猶豫不定。等待丈夫因拒絕入伍和組織反征兵運動而被逮捕的時候，“為樹上的寄居客、太陽朝拜者、吃嫩芽的人、水瓶座孩子、霸占者和抵抗者做早餐。……邊聽著車子呼嘯而過，邊煮咖啡和草本茶。”

時代的河流奔涌而下，瘋狂裹挾著她前行，但她總能清醒地回到“自我”之中，滿懷溫情地凝視那些現實世界中略帶反諷的細節。在丈夫出獄后，她選擇結束家庭生活，不為別的，只是因為“不想再試著成為一名妻子，而且我只屬于我自己，自那以后我一直是這樣，偶爾被野餐、蜜月、旅行中的通宵狂歡、我的夢想間斷。”

她和世界的聯結似乎更緊密了。因此我們看到一個聲名鼎盛，卻真實徘徊于“絲質長裙”和“修女式套裝”之間，徘徊于“享受個人生活”和“履行世界義務”之間的瓊·貝茲，并且看見她總是傾向于選擇那條更艱難的路。去看望越戰期間的河內戰俘時，她說：“我厭惡恐怖故事。我已經聽了、看了他們很多年了。但我有義務知道這一切。”

為遭遇飛機轟炸的越南人而唱、為原子彈爆炸后的廣島幸存者而唱、為皮諾切特軍政府統治下的智利人而唱，為佛朗哥統治結束后的西班牙人而唱，為阿根廷失蹤者的母親們唱，為所有被監控、被囚禁、被折磨、被傷害的人而唱，為所有死者和幸存者而唱。并且正是因為這是一個普通小女孩的聲音，和那聲音里的真實渴望，撬動著世界更頑固、更堅硬的部分。這就是六十年代的人類理想主義精神，它保留在一個普通小女孩的聲音里，向著未來的所有世代歌唱。

多年以后，瓊·貝茲在《八十年代的孩子們》這首歌里，以年輕一代的口吻唱著過去：“我們喜愛六十年代的音樂，我們認為那個年代一定很酷，有滾石、披頭士、還有大門樂隊，有‘花兒’、有伍德斯托克，還有戰爭，骯臟的丑聞、包庇，以及其他東西……”

她知道，新的浪潮已經來臨，無論它是金屬樂、電子音樂，還是別的什么，屬于民謠的六十年代都已經過去。而民謠是什么？消失的謀殺與愛情，關于痛苦的記憶，為自由而斗爭，對時間本身的哀悼……在人類創造的廢墟中，它們像灰燼般紛紛揚揚地落下來，結成鉆石和鐵銹，又被其他事物掩埋。時代的浪潮會一次又一次地吞沒所有人，屬于青年人的時代過去了，屬于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時代也會過去。下一代會比上一代更自由嗎？世界真的會變好嗎？沒有人能回答。唯有年輕的歌聲在風里飄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