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前后，澳大利亞華文文學的蓬勃發展曾引起大陸學界關注，無論是創作者對身份認同的表述、在地化景觀的表現，還是跨區域、跨文化經驗的思考都呈現出自身的獨特性。近年來，相對于北美和歐洲，澳大利亞華文文學在大陸文化場域中顯得較為落寞，事實上，澳華新移民作家的創作熱情和作品的深廣度在多個層面都有新的拓展，如2019年韋敏和韋斯理的小說《藍花楹》對澳大利亞歷史的重構呈現了新移民在地書寫的新視域，澳華詩詞協會出版的《雨軒詩薈》在2016年和2018年分別出版詩選兩輯凝聚澳華詩人當下的情與思，“澳大利亞南溟出版基金”每年捐助出版兩部澳華文學書籍，已出版28本書，包括小說、散文、詩集、紀實、評論等。澳華學者型作家張奧列是1990年代至今澳華文學的見證者、觀察者，不僅創作大量文學作品，還以文學在場者的熱誠和關切寫下了近40萬字的《澳華文學史跡》。對話張奧列，是走近澳華文學的方式之一。

華文報刊與澳華文學發展

朱云霞：在澳華文壇，您既是資深編輯，也是報刊專欄作者，同時也是以在場方式進行文學評論和觀察的研究者。能否談談華文報紙對澳華文學發展的影響？

張奧列：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絕對離不開華文報刊，澳華文學的發展也時刻留痕于華文報刊。100多年前梁啟超訪澳時在當地華文報紙留下的詩文，以及一些華人對生活慨嘆的詩句，形成早期的澳華文學。在白澳政策影響下，澳洲一度沒有中文報章，也談不上澳華文學。直至20世紀70年代中澳建交，馬來西亞、新加坡華人移民增多，80年代越南華裔難民大量涌入，香港、臺灣移民猛增，中文報紙重新出現，華文文學開始浮現。而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留學生大潮洶涌，澳華文學團體也應運而生，中文報刊風生水起，借助報紙副刊園地，澳華文學由此進入發展期。

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新世紀前10年，是澳華文學最為活躍的時期，也是澳華報章最興旺的時期。悉尼、墨爾本、布里斯班的每份報刊，都形成各自的文學圈，通過報刊以文會友，又凝聚成龐大的澳華寫作群體。這一時期澳華文學作品繁多，也刺激了書籍出版，有長篇小說、短篇集、散文集、評論集、詩集、傳記文學、戲劇影視，還有幾套文學叢書。當然，作品的分量主要還是通過書籍的出版呈現，但華文報刊卻是制造文學氛圍、刺激讀者情緒、推動互動交流的利器。由于新媒體出現，閱讀習慣改變，當下澳洲華文報紙日漸式微，這也是當前澳華文學發展的一個困境。

朱云霞：您在2001年發表的《澳華文壇十年觀》中談到：“只要報刊園地不萎縮，澳華文學肯定會越來越活躍；借助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地區的發表出版渠道，它也會與世界華文文壇有更多的合作交流。”從世紀初到現在，文學傳播媒介和海外華文生態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澳華文學發表和傳播現狀如何？

張奧列：海外華文文學發展與傳播主要看兩個方面，一是在當地的傳播與影響，二是在海外其他區域和中國的發表與評介。當下，本地中文副刊園地萎縮，作者與讀者對副刊的關注度降低，也影響了文學的傳播與交流，淡化了文學氛圍。近年來，澳華作家也不斷有作品在兩岸和港澳發表、出版、獲獎，但總體處于弱勢，也未能引起學界關注。澳華文學內在疲軟，外在孱弱，使其與中國文學界漸行漸遠。所以澳華文學要有話語權，還在于自身的振興和外界的推力。

中華魂 澳洲心

朱云霞：在很多文章中您都強調移民經驗對于寫作中觀察角度的影響，但也有非常理性的文化定位：“經歷了中華文化熏陶，流淌著炎黃子孫血液，我也不能抹殺傳統文化的背景。我既有母國情結，也有居住國情懷，既有中華魂，也有澳洲心。”正是這種雙重身份、雙重背景，形成寫作的雙重視角，在“東方與西方的交疊中揣摸一種新的語境，尋求一種新的話語”。在探索和尋找的過程中，隨著移居時間的變化，您的身份認知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張奧列：中國人移居海外，初期都有身份焦慮。我究竟是哪里人？身在異邦，卻流淌著華夏血液，是認同母國還是居住國？這種身份焦慮，對中國人來說尤其嚴重。也許是民族根性，也許是族群觀念，中國人極其強調血緣、血統、血脈。我移民澳洲初期的創作，比如《悉尼寫真》敘述視角是強烈的中國人意識，以中國人的眼光看待西方人、西方社會。

隨著融入于當地社會，接受多元文化，我也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來自中國的澳洲公民，我的生命是與南半球這片土地維系在一起的，寫作也逐漸滲透澳洲公民意識和責任感。但是身份雖然轉換，對中國的根不能忘懷，對故鄉的情不會稀釋，所以下筆時常常是兩種身份交織，兩種情感相纏，兩種眼光審視，相信每個移民作家都有這種“雙重”的疊加，這也是海外華文文學與本土主流文學的一個本質區別。海外作家既有中國人的根底，同時也吸取了所在國的文化，與國內作家相比考慮問題的角度不同，我們的視野、思維、價值觀已經發生了變化。

朱云霞：所以，您的作品大都從切身處境與作為澳洲華人的文化立場，表現文化沖突與融合，寫澳洲新移民的選擇和追求。比如散文集《澳洲風流》，即便是“歐洲之旅”，也強調從澳洲華人的視角出發，對比的參照系既有中國也有澳洲，是多重文化經驗的參照。

張奧列：是的，我喜歡在多重文化經驗中進行比較。我成長在中國，初到西方時，一切皆不熟悉，看到的表象很難把握，但借助對比就能領悟其中的奧秘和差異。譬如散文《歐洲之旅》，不光是歐洲與中國比較，也有歐洲與澳洲比較，除了中國、澳洲兩個參照坐標，還有另一個坐標，就是我站在澳洲華人的角度觀察。多重文化經驗的參照，應該算我寫作的一個特色吧！對于海外華文文學，我比較看重在地化書寫，即本土化、當地性書寫。它并非限制故事、題材的地域化，而是強調作家的視角、思維和寫作心態，要立足于當地和當下，放眼于未來。

朱云霞：您在澳大利亞這么多年，作品也主要發表在當地報刊，形式非常豐富，內容多元，無論是在澳大利亞華文文學領域還是在中國大陸，您的作品接受度、認可度都很高，是否有文學“邊緣”的感受呢？不少海外華文作家會把漢語寫作看成是在“邊緣”以母語抵抗文化失語的抗爭或自我救贖，中文寫作于您來說意味著什么？

張奧列：邊緣感是肯定有的。作為中國人，離開中原大地，在異國就處于邊緣了。身處非母語的環境，中文書寫當然也是邊緣。從移居的那一刻起，我就深知自己被甩到邊緣狀態了。但是主流與邊緣也是相對的，海外華文文學其實就是個混血兒，是中華文化與海外各種文化的混合體。它體現在跨族裔、跨地域、跨文化、跨時空的在地化書寫，展現美學意義上的差異性。把握這種差異性，就不必糾纏于主流和邊緣，若能為主流提供新鮮元素，有主流不可取代的價值，就很有意義。所以我并沒有“抵抗”、“救贖”之類的意識，只是想在非母語環境中，用母語表達華人的內心真實，用母語展示中華文化在各種不同文化中的存在價值，用母語測試其對異質文化的吸納性和舒張力。

澳華文學觀察

朱云霞：近年來，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形態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比如歐美華文文學的新樣態，您如何看待當下澳大利亞的新移民文學創作？

張奧列：相較于歐美，澳洲新移民文學確實有點落寞。但不少作家還在努力，仍在堅持。可以說，平靜中的澳華文苑，時有漣漪，比如近期也有一些作品反響不錯。韋敏、韋斯理母子合著的長篇《藍花楹》，雖然是母親韋敏以中文續寫完成，但主要是16歲去世的兒子韋斯理病中以英文思維去表達的，既是首部用中文描寫澳洲從蠻荒到文明的歷史小說，也是一場母子隔空的心靈對話。梁軍的長篇《悉尼追夢錄》和《移民代理》分別以出租車司機的視角、以20多個移民申請個案表現新移民的現實生態。還有辛夷楣與澳籍丈夫蓋瑞合著的長篇紀實小說《人約黃昏》，追述人生坎坷，是年過半百之后跨過東西方文化和個性鴻溝在南半球搭起一座心橋的相濡以沫，也讓真實的生活充滿傳奇色彩。相對于長篇，澳洲的微型小說發展不錯。澳華微型小說學會出版了《澳洲華文微型小說選集》，2019年還主辦了首屆全球戲劇微型小說征文大賽。

澳華詩歌方面，映霞的詩集《我只想透過你的愛來看世界》以至真至愛的語言鋪寫溫暖，透露蒼涼，有微笑，有感嘆，有眷戀，有震顫，純凈而深沉。西貝的詩集《靜守百年》看似柔情似水，卻包含著女性的堅韌。西貝也是位中英雙語寫作的詩人，她的英文童話故事詩在英國出版，中文兒童詩集也在大陸出版。中英雙語寫作的還有莊雨，有中英雙語詩集《莊雨微詩選》，許多詩篇也在各類大賽中獲獎。此外，悉尼雨軒詩社最為醒目，聚合了老中青詩人、愛好者近百人。此外，胡仄佳的《從悉尼到苗黔山》、洪丕柱的《文化，無處不在的文化》、海曙紅的《澳洲藝術隨筆》等散文集都各有特色，倪立秋的《神州內外東走西瞧》和劉海鷗的《半壁家園》《澳洲家書·游必有信》都獲得海外華文著述獎散文佳作獎。我談及的大都是近年新移民作家之作，只能點到為止。澳華文學的實力和潛力顯然是有的，若能加強與中國學界、出版界的溝通，會有更大的提升空間。

朱云霞：您在《澳華文學史跡》的后記中說，旅居澳大利亞20多年，印象最深的是這個國家日益亞洲化，“生活亞洲化的演進，促進了澳洲的多元文化，也為中國移民的漢字書寫、華文文學創作，提供了一個生存發展的機遇”。這種新的文化融合應該會催生新的文學創作環境，推促新的文學書寫形態。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一帶一路”倡議等，不少海外華文作家對如何書寫中國故事開始有新的思考和實踐。海外華文作家的這種“回歸”，提供了表現中國的新質素，但不少作品的海外特性也在消失。您對澳華文學的發展有怎樣的展望？

張奧列：你說的現象的確存在。海外作家書寫的回歸是個好趨勢，對海外華文文學也是一種推力，但也容易引起趨同心理。我覺得海外華文文學還是應該保持中外文化混血的美，保持有別于中國文學的特質和品格。無論在母國或在居住國，移民作家都是“他者”，若能把握“他者”角色，在“過來人”的距離感和“當下”的貼近感之間尋找一種平衡，把“過往”和“當下”的生活經驗轉化為美學的超驗性，作品就能容納更多新質。

對于澳華文學的發展，我覺得一是年輕華裔的英文創作應該會逐漸增多，中文作者隨著移民和留學趨勢會有新樣貌。二是新移民作家的書寫可以有側重性選擇。如果回歸中國，專注講好中國故事，結合自己的海外經驗，為拓展中國文學做些藝術探索有其價值。但長居海外，生活重心在異域，也不妨傾情于移居國的在地化書寫，融入海外本土元素，借助國際視野與文化交融，讓具有混血美的海外華文文學為中國文學提供一種另類經驗、另類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