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選唐詩中有的選錄杜詩，有的并不選錄杜詩，這種情況是杜甫研究的重要命題，對此學術界已有較深入研究，張忠綱先生、陳尚君先生都有專文討論杜詩早期流傳情況，現有的研究結論基本可信。杜詩在不同選本中入選與落選，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杜詩早期認識與傳播的某些特點，其原因和影響尚需“細論”和分梳。

根據與杜甫的關系，現存唐人選唐詩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在杜甫出生之前編選或中唐以來編選卻具有特定編選目的（詩人身份、籍貫或某種主題、限定時間）的詩選，如《翰林學士集》《珠英集》《搜玉小集》《國秀集》以及《丹陽集》《御覽詩》等，它們都不選杜詩，其原因清晰明確，不涉及杜詩評價，這里不予討論。第二類，中唐之后通選本基本上選錄杜詩。如顧陶《唐詩類選》和韋莊《又玄集》選錄杜詩，而唐末韋縠《才調集》雖不選錄杜詩卻承認杜詩成就，其序解釋云：“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天?；烀?，風流挺特，遂采摭奧妙，并諸賢達章句，不可備錄。”為什么中唐之后選本普遍選錄杜詩？這當然是因為杜甫的崇高地位在中唐已經確立——雖不及在宋代幾乎被推尊為詩史第一人的地位。第三類，以杜甫同時代作家作品為收錄范圍的三種詩選，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河岳英靈集》《中興間氣集》比較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詩壇風氣和主潮，《篋中集》也代表著一種新的思想動向，這些是當時比較重要的詩歌選本。杜詩亦在這三部詩選入選范圍之內，卻都先、后意外落選。原因何在？

《河岳英靈集》是被認為最能代表盛唐詩歌理想的詩選，盛唐詩壇重要人物基本入選其中。其序稱其收詩起于開元二年，止于天寶十二載，而這個時間正與杜甫創作前期重合。杜甫當時詩歌創作數量也不少，卻沒有引起詩壇和殷璠的注意。除了進入長安較遲、年資不深這一客觀因素之外，主要原因應是杜詩本身問題，即其內容、藝術風格和當時主流風尚并不一致。如深受今人贊美的《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其“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借寫景而喻時事乃至“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的高自標置，反而不如高適、薛據、岑參、儲光羲等人的即景寫實、淡定優雅，杜詩“沉郁頓挫”風格不太符合殷璠氣象高華、“風骨”與“聲律”兼備的要求。另外，殷璠所謂“風骨”不僅是對詩歌內容的要求，也是對作家人格、氣質的要求，杜甫為出仕所逼迫到處干謁，奔競權門，甚至不惜巴結權奸，且其自述“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之寒酸，在給皇帝的上書中也情不自禁訴說“賣藥都市，寄食友朋”（《進三大禮賦表》）之艱辛，這種作風顯然無法為殷璠所能理解和接受。

從安史之亂爆發到終老于江湘，正是杜甫創作高峰，在杜詩佳作不斷涌現之時誕生的兩部詩選《篋中集》和《中興間氣集》中卻仍難覓杜詩蹤影，原因何在？元結于《篋中集》序雖稱“盡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其實并非沒有嚴格的入選標準。元結序主張“雅正”，肯定入選作者“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元結文學思想明顯是盛唐“別調”，并非主流，正好和杜甫比較接近，然細審之，杜甫其人其詩并不完全吻合其選人、選詩之標準。杜甫曾為左拾遺，并非“正直無祿位”“忠信而久貧賤”者，且杜詩主題與單純歌詠個人苦難也不一致，他們關注個人疾苦，而杜甫則憂國憂民，杜詩雖歌詠個人苦難，但往往推己及人，這種精神正是杜甫超越《篋中集》諸子之處。因此，杜詩和《篋中集》詩人同中有異，反映出杜甫與《篋中集》諸子人格境界的深刻差異。據盧燕新考察，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完成于唐德宗貞元四年（788）左右，其選詩的起止時間為“起自至德元年，終于大歷暮年”，是書時間與體例明顯上繼《河岳英靈集》，進入《河岳英靈集》的盛唐詩人如孟浩然、李白、王維、高適、岑參等皆不再入選。高氏自序選詩標準為“體壯風雅，理致清新”“朝野通取，格律兼收”。杜甫去世于大歷五年，其創作激情之火亦燃燒至其心跳停止，其時和《中興間氣集》所收詩創作時間交叉，杜詩卻沒能入選《中興間氣集》，這顯示出“沉郁頓挫”的杜詩受京城與江南兩地崇拜盛唐氣象高華詩人群的一致冷落。杜詩被《中興間氣集》與江南詩人群冷落，當然主要還是因為詩歌理念、詩歌內容與風格的巨大差異——臥病江湖感嘆“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陽樓》）、吟詠“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的杜甫哪能看到“中興”氣象？此外，人際交往的限制也不可忽視。安史之亂發生后，杜甫漂泊蜀中，遠離政治、文化中心長安，也與活躍的江南詩人群體存在巨大時空阻隔和社會身份的高低落差。樊晃在江東手編《杜工部小集》的具體原因尚沒有合理解釋，只能視作一個例外。樊晃的記載顯示杜詩傳播面有限，一直漂泊水上、寄人籬下而不得的杜甫又沒有廣泛的人際活動圈子，“江左詞人”自然沒有機會讀到最新的杜詩，更不會給予好評，而高仲武晚至杜甫去世近二十年后編成《中興間氣集》，其立足京城詩壇重審大歷詩史，杜甫則不僅是大歷詩壇的“邊緣人”，更成了“過氣”的古人——杜甫暮年情不自禁地發出了“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南征》）的無限慨嘆，顯然是回顧了平生被主流詩壇忽視甚至輕視的基本事實。

早期唐人選唐詩中杜詩的落選，不僅是殷璠、元結和高仲武個人的問題，也是時代的問題：《河岳英靈集》《中興間氣集》代表當時詩壇主潮，杜詩的落選表明其與時代主潮相對隔膜的關系。究其原因，既有詩風（與《河岳英靈集》《中興間氣集》代表的主流詩風）以及人格觀念（與元結）的差異——這種差異在今天看來仍十分明顯，也受到時空與抄本條件導致的傳播局限、人際圈子局限。雖然任華、韋迢、樊晃的好評以及戎昱的學習，表明杜詩正逐漸擴大傳播與影響，但是，他們并不代表詩壇主流的評價。杜甫從生前到身歿短期內未被主流詩壇所理解、認可，根本上是因為其思想高度超過其同代人，其詩歌創新超越其時代。對杜甫這樣偉大詩人的認識，對杜詩這樣“精金美玉”的認識，在人際交流不足且紙本傳播有限的歷史條件下，就需要經受時光的檢驗、打磨以釋放其耀眼的光芒。雖然同時代主流詩壇和重要詩選忽視杜詩從而遲滯杜詩傳播與影響的擴大，但在杜甫身后不到三十年，他的詩作很快就迎來真正的知音，得到深刻的理解和高度的推崇。

（作者：吳懷東，系安徽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