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程》（The Final Stretch）是華裔作家蕭錦榮的處女作，也是他眾多作品中最有影響力的一部短篇小說集，不僅曾獲得1986年秘魯最佳圖書，還被評為秘魯80年代十大好書之一。

在深入探討這部作品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對小說的題目做一簡略的說明，因為這一題目是極具象征意義的。“末程”實際上是這部短篇小說集的第一篇短篇小說的題目，它原本指的是接力賽或者馬拉松比賽中最后50米或100米的距離。蕭錦榮之所以將其作為整部小說集的題目主要有以下幾點考慮：首先，被翻譯成中文時，“末程”一詞比較富有詩意；其次，《末程》這篇小說講述的是一位華人移民生命中最后幾年的故事，因此，“末程”喻指的是人的老年；再者，進入1970年代以來，由于秘魯政局的動蕩，大批中國移民為了求生，紛紛被迫選擇再移民，秘魯唐人街的人口一度驟減到最初的水平，象征著秘魯的華人社群似乎已然接近了它的“末程”。

短篇小說集《末程》共由一篇《序言》和九篇短篇小說組成，其題目分別為《末程》《墮落》《守靈之后》《老朋友》《兩個老人的故事》《演講》《紅娘》《在公海上》以及《偉光的轉變》。九篇短篇小說以扇形結構布局，其中的故事所展現的內容既包括苦力遠渡重洋奔赴秘魯的艱辛，唐人街雜貨店主生活中的爾虞我詐和自我剝削，還再現了華人群體復雜的政治立場和時值“末程”的唐人街社會華人選擇再移民的不易。通過短短的九篇小說，蕭錦榮將秘魯華人社會從苦力到唐人街再到再移民100多年風雨歷程的生活全貌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

《在公海上》講述了苦力貿易的黑暗與殘忍。這篇故事是從一艘運送苦力的護衛艦“路易莎·卡內瓦羅”號上開始的。當時，為了解決秘魯國內勞動力短缺的問題，739名中國苦力自愿或被迫地登上了這艘遠赴南美的航船。在長達兩個半月的航程中，船上的中國苦力像豬玀一樣被塞在擁擠的船艙中。不堪忍受壓迫的華工，時有反抗發生。反抗被鎮壓后，他們通常會付出慘痛的代價，有的華工被船長無情地扔進海里以儆效尤，其余的華工則被禁止再次踏上甲板透風以防叛亂再次發生。為此，惡劣的環境滋生了疾病的爆發，痢疾等傳染病開始在船艙里肆虐，大批苦力因此而喪命。最終，起初登船的739名苦力中，有180人在旅途中喪生，沒能活著抵達大洋彼岸的卡俄亞港。

《老朋友》和《兩個老人的故事》都是有關兩位老人的故事。他們既是朋友但內心里又各自打著自己的小算盤，充分體現了人在為生存而生的逆境中暴露出來的人性的污點。《老朋友》中的主人公老林和老周是同船到達秘魯的船友。身處異國，同是天涯淪落人的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但兩人的友情因他們之間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而出現了微妙的裂痕。老林工廠的生意蒸蒸日上，住進了豪宅，而老周的生意多年來始終沒有起色，經營著一家不死不活的雜貨店。一天，從新聞里聽說老林的工廠發生了火災后，老周的心態極其復雜，帶著一點難過，但更多的是喜悅。懷著這種矛盾的心情，老周壓抑著內心的喜悅、幸災樂禍地前去探望老林。但出乎意料的是，老林在事發前早已購買了火災險，非但沒有像老周想象的那樣損失慘重，反而是塞翁失馬，從中獲取了豐厚的利益。回家后，老周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第二天就病倒了。《兩個老人的故事》在主題上延續了《老朋友》中對人性的窺探。兩位性格迥異的老人老羅和老鐘在晚年合伙開了一家雜貨店。但在合伙經營中，兩人的關系因為錢的問題出現了罅隙。老鐘生病后，老羅又總是處處覺得吃虧，認為老鐘是故意裝病。為了消除老羅的疑慮，老鐘硬撐著病體在雜貨店干活。不幸的是，身體尚未完全康復的他不久就中風死了。事后，老鐘意識到了自己的心胸狹隘并為此后悔不已。

《墮落》是一篇極富自傳色彩的故事，后來發展成為蕭錦榮的另一篇長篇自傳體小說《此生不易》（This Sort of Life）。劉先生是一家雜貨店的老板。他滿心期待自己的兒子埃克托能夠成長為一名合格的雜貨店主，將來接替他的位置，繼承家族產業。但事與愿違的是，埃克托對經營雜貨店根本沒有興趣，文學和藝術才是他所中意的理想。后來，在父親的逼迫下，埃克托不得已在13歲時就輟學了。不過，這絲毫沒有緩解父子間的矛盾。父親對兒子的刻薄和變本加厲的盤剝反而加重了他們之間的怨恨，以至于父親一看到埃克托就氣不打一處來。有一次，劉先生夢見自己心臟病發作時，埃克托就在一旁若無其事地站著，眼神中充滿了仇恨和敵意，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奄奄一息地死去。這一夢境無疑將父子間難以調和的矛盾推向了極點。

《守靈之后》講述的是主人公“我”和四哥阿沖為姐姐守靈的故事。姐姐阿秀25歲時在母親的安排下嫁給了40歲的李書文。阿秀文秀舒雅、容貌端麗；李書文卻身材矮小、面色慘白，時常佩戴的那副墨鏡又給他的身上平添了一股邪氣。顯然，這樁婚姻是門不當戶不對的。母親之所以為姐姐安排了這樁婚事，完全是出于利益的考慮。終于，慘劇發生了。盡管小說中沒有交代具體的原因，但不難想象，姐姐阿秀在這樁婚姻里是不可能收獲幸福的。最終，她不堪忍受婚姻的不幸上吊自殺，在結婚三年后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從整體上看，這篇故事的基調是非常凄慘、冰冷的。一方面它反映了包辦婚姻在華人移民群體中的普遍存在及其對女性的戕害，另一方面它又反映了移民生活的艱辛和不易，正如“我”在走向靈堂時所感受到的那樣：“我感覺我身處在一個隧道中，而那黃色的燈光標志著出口的所在。但我錯了：隧道盡頭的光總是充滿著喜悅、希望、溫暖和銀一般的光亮的，但這束光卻是暗淡的，它所標志的不是隧道的盡頭，而是隧道的開始”，其中充滿了看不到盡頭的失望和絕望。另一則和包辦婚姻有關的故事是《紅娘》。但不同的是，這一次的包辦婚姻是跨國婚姻。誠如前文所言，在上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秘魯在貝拉斯科的獨裁統治下經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工業大部分收歸國有，土地被重新分配，但結果卻并不盡如人意。最終這場運動導致了國家的破產，引起了秘魯國內半數民眾的恐慌。而對華人移民而言，這場災難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則更大，這不僅僅意味著財富的喪失，而且還意味著再度流浪，再度尋找新的家園。毫無疑問，《紅娘》所反映的主題是沉重的，但其中卻也處處飽含著幽默的筆調。迎春的大姨受人之托，專程從舊金山到利馬替人說媒。由于語言不通，大姨就讓外甥迎春擔任她的翻譯與女方交涉，但羅莎的母親聽了大姨的來意后，非常驚異于這種“包辦婚姻”的古怪想法，認為只有自己的女兒能夠決定嫁給誰或不嫁給誰，父母是無權干涉女兒的婚姻自由的。無奈之下，大姨只好鎩羽而歸。其中，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其實羅莎就是迎春的女朋友，但迎春在整個過程中都沒有向大姨透露此事。隨后，故事的情節發生了180度大轉彎。羅莎從單純的女孩出脫成深諳世故的成熟女性后，竟然為了自己的前途，放棄了與迎春四年真摯的愛情，投奔了大姨介紹的那位在舊金山相識不到一周、年齡比她大將近20歲的張寶善，再也沒有回來。筆者以為，這一情節的轉折從某種程度上講不失為一種敗筆。固然，這一情節上的轉變的確營造出了出人意料的感覺，突顯了再移民問題的緊迫性。但其欠缺之處在于，在情節轉折之前，作者并未埋下任何的伏筆予以鋪墊，使這一轉折顯得過于突兀和生硬，影響了結局的可信度。

《演講》這篇故事同樣充滿了喜劇色彩。蔣開文是三門中學的一位品學兼優的學生。一天，中文系主任陳先生把開文叫到了自己的辦公室，交給了他一個在他看來非常“光榮”、非常“重要”的任務，讓他在“雙十節”當天代表學校講話。接到這個任務后，開文欣然答應了，不僅在陳先生的精心輔導下將演講稿背得滾瓜爛熟，而且還在陳先生的調教下配合上恰當的動作。但就在一切都看似進展得相當順利的情形下，開文卻在慶祝活動當天出現了差錯。他假裝腹瀉，以疾病為由，破壞了陳先生的完美計劃。原來，陳先生在挑選演講者之前，并沒有核實開文的政治傾向。開文用他的聰明智慧破壞了陳先生精心布置的“國慶”慶祝活動，搞得支持國民黨的陳先生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在夢里，他（開文）看見巨大的紅旗迎著從北方吹來的寒風在空中飄揚”，鮮明地彰顯出開文的政治立場。

《末程》中的主人公阿婆屬于第一代華人移民。大兒子老陳是個有錢的商人，在蒙特瑞科購置有豪宅，妻子（是梅斯蒂索人，即出生在美洲的白種人和當地印第安人的混血后裔）和兩個兒子都不會說粵語。二兒子阿勝在一家餐廳工作，單身一人住在父母留下的老宅里。自從阿婆的丈夫去世后，阿婆就一直和大兒子住在一起。但如今，搬進了豪宅，她卻意外地要求搬去和二兒子同住。其實，她要搬走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在老房子這里，她每天都可以步行去故友老崔的店里和他以及他的女兒用家鄉話粵語攀談。對她而言，粵語就如同是一種可移動的家園，使她可以與故鄉產生某種精神上的聯系。遺憾的是，崔家在秘魯局勢不明朗的情形下，和眾多秘魯華人一樣選擇了再移民，舉家遷往了薩爾瓦多，又留下阿婆一人獨處一室，不再有人和她用粵語交流。隨之，阿婆的身體和精神狀態急轉直下，陷入了深深的抑郁當中，瞬時蒼老了許多。故事的結局自然以悲劇告終，阿婆在一次步行去雜貨店購物的途中慘遭車禍而死。

在所有的故事中，最復雜、也是最有趣的故事非《偉光的轉變》莫屬。斯圖亞特·霍爾在《文化身份的問題》（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一文中曾指出：“主體在不同時間獲得不同身份，同一自我不再是中心。我們包含相互矛盾的身份認同，力量又指向四面八方，因此身份總是一個不斷變動的過程。”《偉光的轉變》就是對霍爾所主張的流動的、去中心化的文化身份理論最好的例證。偉光的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秘魯本地人。兩歲那年，偉光隨叔叔回到中國并在那里長大。時隔30多年后，他又只身乘坐飛機返回秘魯尋找自己的嬸嬸——也是他媽媽的姐姐，并在旅途中認識了在利馬經營雜貨店的康叔。偉光雖然長著一張白人的面孔，但他卻因身份的尷尬而難以在秘魯社會立足。首先，由于他在廣東長大，語言上，他只會說粵語，對西班牙語一竅不通，因此，他很難在唐人街之外找到合適的工作；其次，從身份上，盡管他在中國長大，但在華人眼中，他由于長相的緣故仍被視為“鬼佬”。為此，好心的康叔收留了偉光，雇他在自己的雜貨店中做店員。然而，即便如此，連康叔對偉光的情感也是錯綜復雜，甚至是自相矛盾的。鑒于以往的經驗，康叔對“鬼佬”員工充滿了偏見和猜疑。他認為，和華人員工相比，“鬼佬”大多手腳不干凈，是不值得信任的。而偉光呢，他復雜的身份可讓康叔犯了難。每當他講粵語時，康叔總是毫不猶豫地將他視為自己的同胞，給予他充分的信任，可一旦遇到偉光沉默或者偶爾不太熟練地說起西班牙語時，他的深眼窩和高鼻梁又常常使康叔聯想起他的“鬼佬”身份，對他產生懼怕和不信任。此外，偉光的雜糅身份在他的婚事上也成了巨大的障礙。碰到秘魯女孩，他根本無法與其產生文化上的認同感，而是將對方視為另一個種族、另一種文化、另一個世界的他者。碰到華人女孩時，女方的父母又常常把他視為“鬼佬”，不愿接受這樁婚姻。無奈之下，康叔夫婦想到了一個權宜之計，讓偉光冒充“土生”，這才勉強解決了他的終身大事。故事的結尾，偉光和康叔坐在一起喝茶，探討著偉光下一代子女的教育問題，尤其是語言學習的問題。他倆都擔心，孩子不在中文學校上學，不說粵語，將來會成為與父母在語言和文化上格格不入的“鬼佬”。由此可見，文化身份問題無疑是這篇小說觀照的核心，而語言在其中又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末程》在秘魯文學史上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盡管這些故事在發表之初因種族偏見飽受秘魯評論界的貶抑和批評，甚至被認為是有人冒充亞裔作家創作的作品，但蕭錦榮的文學成就是不容否認的。對此，秘魯文學之家研究及創作總監桑德羅·基里是這么評論的：“在某種程度上，蕭錦榮是一個文化上的英雄……他見證和經歷了華人社區的轉變和文化過渡。”《末程》恰恰就是這樣一部具有“見證”作用的文學作品。通過這些短小精悍的故事，蕭錦榮不僅將華人從苦力貿易到唐人街的興衰再到再移民的這一系列被秘魯社會消聲的別樣歷史呈現了出來，同時還對華人社群中所突顯的語言、文化、身份、性別等重要議題予以了深入的關注與探討，以寫實的筆法刻畫出了一幅包羅萬象、豐富多彩的秘魯華人社會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