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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23年的日本小說家遠藤周作是一位天主教徒。即使身處群英薈萃的戰后日本文壇，他也因其深沉嚴肅的宗教主題在同輩中獨樹一幟，被英國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盛贊為“20世紀最優秀的作家之一”。

2017年，知名導演馬丁?斯科塞斯將遠藤周作的代表作《沉默》搬上銀幕。這部耗費了馬丁?斯科塞斯近25年籌備的片子為許多人打開了走近遠藤周作的通道。但長期以來，大部分大陸讀者接觸到的遠藤周作作品僅以《沉默》與《深河》為主。

今年5月，遠藤周作的三部長篇小說《武士》《我·拋棄了的·女人》《丑聞》由浙江文藝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簡體中文版，它們與2019年7月面世的《死海之濱》構成題材多樣的“遠藤周作作品系列”。其中《死海之濱》《武士》與《我·拋棄了的·女人》皆為簡體中文版首次推出，而《丑聞》也在闊別三十年后以全新的譯本形式與讀者見面。

活動現場 全文供圖：浙江文藝出版社“KEY-可以文化”

6月27日，“穿越人類的愛與悲傷——遠藤周作新書分享與對談”在上海朵云書院旗艦店舉行。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崗、同濟大學中文系教授張生、復旦大學博士后周思與浙江文藝出版社編輯李燦就遠藤周作的創作主題、特色及文學成就展開對談，并分享他們對于“遠藤周作作品系列”的閱讀心得。

“遠藤周作作品系列”（《死海之濱》《我·拋棄了的·女人》《武士》《丑聞》）由浙江文藝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

深受現代西方文學影響的日本作家

“遠藤周作的小說，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情感的濃烈，二是對信仰的不懈追問，三是敘事上的強烈吸引力。他的小說能讓我們一下子進入一個極端的境界。”張生說，這位文學巨匠的大部分作品涉及一些比較形而上的問題——比如“人的存在到底有沒有意義”“我們應不應該有信仰”“活著的價值是什么”…… 這些問題讓讀者們得以細細體味那些人生中不可回避之事。

也正因如此，遠藤周作的作品不同于傳統的日本小說，具有東方文學或者日本文學沒有的超越性。在張生看來，遠藤周作還有日本現代作家的身份意識，小說表面上主要圍繞宗教文化展開，內在寫的是東亞文化和西方文化接觸后的沖撞及其對人心理上的影響。而且遠藤周作的敘事技術很高，他的小說主人公往往通過一場旅行或行走發現自我，尋找生命的意義，情節非常吸引人。

“拿到他的小說，我基本上是一口氣讀完。”張生笑言，“我讀川端康成的小說，經常讀一點喝一杯茶，要看好幾次才能看完。但遠藤周作的小說節奏非常緊湊，茶不想喝了，洗手間不要去了，用現在流行的一句話叫‘全程無尿點’。”

“對今天的讀者來講，為什么遠藤周作的小說比川端康成的小說更容易讀進去？因為川端康成和遠藤周作實際上代表了兩種不同類型的日本作家。”羅崗說，日本有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遠藤周作可以說是大江健三郎這一系列的作家。“這個系列的作家都比較西化，他們除了小說格式比較接近于現代西洋小說，同時也接受了現代西洋小說對人生終極問題不斷追問的傳統。他們的作品更符合現代讀者的閱讀趣味。”

但羅崗特別提到，除了追問信仰、人性、形而上世界的終極意義，遠藤周作也把作品深刻地鑲嵌到他對近世以來日本命運的思考上。馬丁·斯科塞斯作為美國導演，在《沉默》改編中放大了信仰、人性、生命的意義等問題，但在某種程度上也壓抑或忽略了作品本身所包含的“日本的部分”。

“雖然遠藤周作是一個深受現代西方文學影響的作家，但他畢竟是個日本作家。不管他寫什么類型的小說，最終都是作為一個東方人在思考他所處同時代的命運。所以我覺得遠藤周作在其作品中的‘另一面’，是值得我們再進一步體會的。”

遠藤周作

看上去是信仰問題，實際上也是現實問題

周思認為，即便是對宗教信仰與日本文化不熟悉的讀者，讀遠藤周作的作品也不會感到特別隔膜，因為他在不同時空下的書寫都貼近我們的情感與生活。

比如在《武士》中，遠藤周作如此描寫那位在他鄉思念故鄉的武士：“武士想起兩年前的這個時候，在雜樹林中和百姓們砍樹當薪柴的每一個日子。斧頭砍在樹干上的尖銳聲音在開始落葉的靜寂樹林中擴散。”

“我們會發現，他寫人物不是完全通過對話或者心理描寫，而是用這樣一種讓讀者得以回味的方式。作為一個文學家，遠藤周作不會向讀者說教人生道理或是宗教理論，而是用一些很細節的地方去感染讀者，這是他寫作非常成功的地方。”

幾位嘉賓都特別喜歡《武士》這部作品，這是遠藤周作以日本十七世紀遣歐使節支倉常長的經歷為基礎而創作的長篇小說，亦是他唯一獲得野間文藝獎的作品。生活在貧瘠小村莊的武士長谷倉六右衛門被當地藩主選為出訪墨西哥的使者，他與松木忠作、西九助、田中太郎左衛門一起，在神父貝拉斯科的帶領下踏上遠渡重洋的漫長旅途。

“遠藤周作是比較西洋化的作家，但《武士》這部小說恰恰設定在特別具有日本味的時代背景里。”羅崗為解讀這部作品補充了更多歷史背景，“準確地說，《武士》的背景是在德川家康打敗豐臣秀吉，德川幕府即將確立其統治的時代，處在日本戰國時期的終結階段，是一個非常微妙的歷史時期。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武士》的故事其實和當時的政治斗爭和權力關系密切相關”。

與此同時，這也是日本在西洋“大航海”時代的挑戰面前，需要“重新面對太平洋”的時期。“從小說敘述學的角度來講，隱含的作者聲音和小說中人物的聲音是不一樣的。小說中的神父以‘大航海’的經驗為依據，認為日本人非常保守，不懂得海洋，其實作為一個島國，從戰國時代起，日本就是一個對海洋認識有著愈加深入認識的國家，否則豐臣秀吉不可能幾次遠征朝鮮，長崎也不會成為連接世界貿易的重要港口。《武士》中所寫的時代正好是一個轉折點——原來日本的海洋面向多是向西（朝鮮、中國）發展，但在‘大航海’時代，日本需要重新面對向東（南北美洲）的海洋。”

羅崗表示：“只有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再來看日本和西班牙，和墨西哥，和西洋之間的關系，才能讀懂書中很多‘看上去是信仰問題，實際上也是現實問題’的內容。”

“我甚至覺得，《武士》寫得比《沉默》更好。”張生說，《沉默》的人物活動更集中于日本本土，但《武士》體現了大航海時代的廣闊歷史背景。“在西方人通過海洋把世界連成一體以后，中國人、日本人、亞洲人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如何領略這個世界，就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在張生看來，《武士》不僅僅是一個日本作家對于日本的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的反思的作品，它也可以給中國這一同樣經歷了和西方碰撞且擁有自己獨特文化的民族提供一面鏡子。讀《武士》的時候，張生覺得這個武士好像就是中國人，代入感非常強。“可讀性和可親性是我很喜歡《武士》的地方。”

《武士》是遠藤周作以日本十七世紀遣歐使節支倉常長的經歷為基礎而創作的長篇小說，亦是他唯一獲得野間文藝獎的作品。

遠藤周作何以杰出？又給了我們哪些啟示？

遠藤周作一生榮獲過多項文學殊榮。在由川端康成、井上靖擔任評委的第三十三屆芥川文學獎中，他以《白種人》獲獎，并得到井上靖的高度贊賞。三年后，長篇小說《海與毒藥》獲新潮社文學獎與每日出版文化獎。其后《沉默》獲谷崎潤一郎獎，《武士》獲野間文藝獎。遠藤周作本人也在1995年獲日本文化界最高榮譽的文化勛章。

“但在中國的日本文學閱讀里，遠藤周作相對是一位被長期忽略的作家。”羅崗說，“他當然不如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那么有名，我印象里最初引進的只有《沉默》與《深河》。這次《死海之濱》《武士》《我·拋棄了的·女人》《丑聞》四本不同樣態的長篇小說的引進，讓我們更好地領略到遠藤周作的文學魅力。”

“遠藤周作之所以能成為一個非常杰出的作家，能夠超越那些宗教作家，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非宗教性或世俗性在小說里同樣強烈，這個世俗性恰恰是他小說里非常重要的色彩。”張生說，遠藤周作小說里最重要的主人公都具有人間性，特別是《死海之濱》這本書里的主人公“我”。

而系列中另外兩部作品——《丑聞》是遠藤周作首次嘗試以推理小說式的敘事風格，探討老年、死亡與欲望的長篇小說；《我·拋棄了的·女人》是遠藤周作經過數次肺部手術，大病初愈之后創造的第一部大眾文學小說。譯者林水福曾請教遠藤周作最喜歡自己創作的哪一篇作品，《我·拋棄了的·女人》便是其中之一。

周思說：“《沉默》是遠藤周作1966年登上文壇后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他的創作一直持續到了他生命快結束的時候。1993年，他創作了《深河》。其實在這兩部作品之間有一種思想的轉變。這個轉變是如何發生的？看過《死海之濱》《武士》《我·拋棄了的·女人》《丑聞》這四本書后，我們可以大致了解他的思想歷程。”

據悉，此次新推的“遠藤周作系列作品”《武士》《我·拋棄了的·女人》《丑聞》均由翻譯家林水福翻譯。他身兼臺灣芥川龍之介學會會長與臺灣石川啄木學會會長之職，也是一名嚴謹的日本文學研究者，還是遠藤周作的好友。林水福回憶：“后來——他那時候還活著——他就把一輩子的作品，包括未來要寫的，統統授權給我，可以自行翻譯，都不必再去問。”

“遠藤周作毫無疑問是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只要你接觸了他，他就會對你產生非常深刻的影響。就像只要你被某個人愛過或傷害過，他必然在你一生中留下印記。遠藤周作也是這樣的。”浙江文藝出版社常務副社長曹元勇說，之所以引進出版“遠藤周作作品系列”，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一個東方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把東西方文化在近代的沖突和個人在這一沖突中的困境寫了出來。

“我們中國作家往往不大觸及這個問題。比如寫上海的作家，也不大去碰這個城市有關 ‘半殖民地’ ‘租界區’的歷史，但西方對我們的城市產生了那么多影響，為什么不以面向世界的視野在作品里體現出來呢？我希望通過引進出版遠藤周作、堀田善衛這樣一批作家的作品，給我們的寫作帶來一定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