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屈原是中國文學(xué)史上最早的大詩人，2020年是他誕辰2360年。

每到端午節(jié)，很多人都會想起他，說“正是因為屈原，我們才有了三天法定假日”。或許還會說到《離騷》、說到“楚辭”，仿佛這就是屈原的全部了。這么想并沒有錯，可惜不太全面。

“楚辭”二字的出現(xiàn)，最晚也是在西漢時期，《史記·酷吏列傳》有言：“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大意是說，最初，長史朱買臣是會稽人，攻讀《春秋》，莊助讓人向皇帝推薦他，朱買臣因為精通“楚辭”，與莊助都得到皇帝的青眼相待，從侍中升為太中大夫，當(dāng)權(quán)管事。由此或可見漢代“楚辭”之盛。

漢成帝時，劉向奉命整理皇家圖書，輯錄類似“屈原離騷體”的辭文成集，名曰《楚辭》，收錄屈原、宋玉、王褒、賈誼、嚴(yán)忌等人的辭賦以及劉向自己的作品《九嘆》，今傳有十七卷本，即王逸《楚辭章句》。其中明確為屈原的作品有《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天問》《遠(yuǎn)游》《卜居》《漁父》四篇，共計七卷二十五篇，自此“楚辭”不僅是一種文體的名稱，也是一部詩歌集的名稱了。《楚辭》是繼《詩經(jīng)》之后，對中國文學(xué)具有深遠(yuǎn)影響的詩歌總集；中國文學(xué)史上常以“風(fēng)”“騷”并稱，“風(fēng)”是指《詩經(jīng)》，“騷”是指以屈原《離騷》為代表的《楚辭》。出于對這位中國“文學(xué)之祖”（劉師培語）的尊敬，后人把“楚辭研究”“楚辭學(xué)”又稱為“屈原研究”或“屈學(xué)”，以個人的名字代表一個時代的文體和文風(fēng)，屈原是第一位。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云“屈原賦二十五篇”，這是后人研究屈原最直接的信史依據(jù)。

然而最早為屈原立傳的人卻是司馬遷，他在傳記中寫道屈原“博聞強(qiáng)識，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卻因此遭到嫉妒。被貶后，依然滿懷赤誠，“雖放流，眷顧楚國，系心懷王”，但屈原最終也沒能使懷王覺悟，在不能為國盡忠效力、“舉世混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情況下，他表示“寧赴常流而葬乎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蠼乎”！最終抱石沉江……繼《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以后，漢代的賈誼、劉安、劉向、揚雄、班固、王逸等人對屈原及其作品都有不同的論述。不過，近人胡適卻認(rèn)為“傳說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曾生在秦漢以前”，在他看來，司馬遷和《史記》不大靠譜，那么，是兩千年后“大膽質(zhì)疑”的胡適可信？還是同屬于漢代的賈誼、班固等人可信呢？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司馬遷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淮南王劉安贊屈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說屈原“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一千個人讀屈原，就有一千種感覺。專家學(xué)者也好，一般讀者也罷，每個人的感覺都是真實的存在、平等的存在。我們不要因為《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是“自媒體”“非主流”的出品，就否定其歷史價值；也不要因為胡適的鼎鼎大名，就放棄自我的思考和判斷，畢竟世界上所有偉大的文學(xué)家都是通過其作品來證明的，屈原也不例外。

首先，屈原的楚辭作品不是歷史，而是文學(xué)作品，即便是“帶有自傳性質(zhì)”的文學(xué)作品，也不是信史。小說《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樓拜曾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去說，《離騷》中的“靈均”是屈原。《離騷》的確有很多“牢騷”的成分，但屈原將自己的情感融入“大愛”，把愛國的“牢騷”化作古代文學(xué)史上最長的抒情詩，乃至成為他的代表作，這在古今文學(xué)史上也是不多見的。屈原開創(chuàng)性地運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將神話傳說與幻想交織起來，恢宏壯麗地抒寫出滿腔懷鄉(xiāng)愛國的情緒，氣韻高遠(yuǎn)，全詩計373句，2477字。史學(xué)家宋祁評價：“《離騷》為詞賦之祖，后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guī)。”

除了我們熟悉的《離騷》，屈原主要的楚辭作品還包括《九歌》，“九歌”相傳為遠(yuǎn)古大禹時的樂歌，后世人多認(rèn)為是屈原根據(jù)民間祭神樂歌改作、加工而成的，共有十一篇：《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文約辭微、優(yōu)游婉順，所塑造的藝術(shù)形象，折射出濃郁的生活氣息，體現(xiàn)了作者真摯的深情。

還有《九章》，王逸說：“《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fù)作《九章》。”各篇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和成就并不一致，以《橘頌》《哀郢》《涉江》《懷沙》四篇最出色。特別是《橘頌》，開體物寫志之先。

根據(jù)司馬遷的《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招魂》當(dāng)是屈原所作，語言華美炫麗，甚至可以視作是漢賦的序章。《招魂》通過奇妙豐富的形象，描繪屈原對家國最深沉的愛戀，獨具“美學(xué)”意義，堪稱絕唱。

《天問》即詩人問天，這是中國文學(xué)史上極具特色的文學(xué)創(chuàng)舉，計172問，374句，1553字。清代學(xué)者劉獻(xiàn)庭在《離騷經(jīng)講錄》中贊其為“千古萬古至奇之作”。屈原以非凡的藝術(shù)想象力和超卓的學(xué)識，對宗教信仰、宇宙觀念、自然歷史進(jìn)行了大膽懷疑，是屈原思想學(xué)說的集中展現(xiàn)。但若據(jù)此斷言屈原是儒家、道家、法家或者什么神仙家，就大可不必了。

如果說《詩經(jīng)》的風(fēng)雅具有共性美的話，那屈原的楚辭作品毫無疑問是個性美的體現(xiàn)。屈原以自我為中心，直面人生，書寫性靈，或瑰麗璀璨，或雄奇流動。后世著名詩人如李白、杜甫、李賀、蘇東坡……未見不從屈子賦中汲取營養(yǎng)者。活著很重要，為什么活著更重要！屈原用生命譜寫出動人的詩篇，用生命為詩篇畫上了完美的句號，他的人格形象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文人的楷模。梁啟超說：“凡為中國人者，須獲有欣賞《楚辭》之能力，乃為不虛生此國。”作為一個中國人，在端午節(jié)認(rèn)真讀一讀屈原與其楚辭作品，相信會有很多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