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總是在變好嗎？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讓2020年陷入巨大的斷裂，無論是現實的還是精神的，在這個時刻我們如何處理個體的情緒與時代困境？“飛入尋常百姓家”的心理學詞匯被大眾濫用，人人都成了心理學專家，能熟稔地以抑郁癥、焦慮癥等詞語等為情緒冠名，卻在更廣泛的層面上引發問題；突然被關注到的媒體現象總能引發新的討論，如最近《乘風破浪的姐姐》的播出后，對于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也有了許多探討。那些在書本里的心理學在當代不再是遙遠的概念，而將在遭逢現實時被不斷地改寫、重述。

對談現場。（左：水木丁；右：柏邦尼）

最近，作家水木丁解讀瑞士心理學家榮格著作《未發現的自我》，結合親身經歷與心理學知識，寫作了《我想要不卑不亢地面對這世界》一書，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研究的影響，榮格發展出“集體無意識”的觀點，認為集體無意識是存在于每個人的內心深處卻從不為人的意識所感知的部分。他將宗教與靈魂等問題引入分析心理學中，因而帶有濃厚的宗教神秘色彩。水木丁結合當下年輕人在生活中面臨的現實難題，將榮格原著中艱深的概念融入生活實例，從不同的視角認識個體。值該書出版，水木丁與編劇柏邦妮舉辦了線上對談。

認識自我：不卑不亢才能“乘風破浪”

在個體與世界相處的過程中，如何分清楚哪些是自我真正想要的，而哪些是外界強加的標準？面對世界，個體該有的態度是怎樣的？水木丁認為“不卑不亢”才能更好地與世界相處，“認識自我可以讓自己宣布做人的尊嚴，這就是不卑。認識自己可以讓自己有一個謙虛的態度，這就是不亢。一個真正認識自己的人，一定是不卑不亢的，他一定是既自尊又謙虛，而不是既傲慢又自卑”。

榮格曾提出“個人生活是唯一真實的生活”。對此，水木丁認為，大部分人其實處于“又卑又亢”之中，分不清個體與集體的界限，被迫發表觀點時，就會消解個體多元的聲音。只有當個體認識到自我，擁有自由意志，才能進而談自由意志的選擇，而不會在不經意中被集體觀念所裹挾。“只要你堅定的相信個體的生活才是唯一真實的生活的時候，我們可能就能找到內心中的錨，不被那個時代的洪流所左右”。

認識自我的前提是接納自我。柏邦尼談到，近些年來人們似乎越來越強調理性和情商的重要性，并常常把感性與女性相聯系。“作為一個女生，一生下來，社會上很多聲音說女性就是感性的。我們從各種各樣的社會印象里面在強化這個印象，會不自覺認為感性是一件可恥的事情。理性似乎是強壯的，是高尚的，是更高層思維能力的一種能力，因為理性需要去習得和訓練。但感性像是天生的，是原始的，是比較低的東西，比如說我們會拼命強調情緒管理。”

水木丁認為感性和本能等可以被理解為“天賦”的賜予，“真正的感性是上天帶給你的禮物，仿佛有神向你的身上打了一束光”，并且我們不應該用男人和女人來劃分歸類感性或是理性，它是個體化的東西。

感性和情緒其實始終存在，只不過常常受到自我的主動壓抑，而偽裝為理性的東西展示出來。水木丁在書中談到一個例子：“比如說一個領導，他就是不喜歡你，可能是你長得像他的情敵，或者說你長得是像他小的時候霸凌過他的小學同學……但是他自己一點意識都沒有，他覺得自己是個理性的人，所以他會挑你工作中的毛病，認為你這個事情做得不好，那個事情做得不好，他不承認自己有情緒問題或者說情緒上不接受你，就會容易出現這樣的情況。”

當個體在面對自我時也存在“理性化”解釋的傾向。水木丁談到，小時候的情緒也許會影響她長大后會某些選擇，比如不敢做風險很大的，類似投資這樣的活動，但她會用理性去分析，羅列出各種理由去解釋自己的“不敢”。“我如果沒有認知到我自己情緒上留下的陰影的話，就會把這些東西理性化、合理化。”水木丁說。

水木丁認為，我們不應該“談本能色變”，如果可以更加誠實地面對感性，不回避感性，感官會更通達而內心也會更強壯。“天才其實是一種格外正常的人，他把很多欲望和情緒都自恰了，他的感官是強壯的，內心是不壓抑的，本能是通暢的，靈魂力量是通達的，所以他就是天才。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這個天分，只不過是后天的東西太多，前置的太多了，你的本能和這些東西沒有輸出，所以變成了一個活得憋憋屈屈的人。”

面對世界：做情緒化時代里溫和的人

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是指個體經歷、目睹或遭遇到一個或多個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實際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脅，或嚴重的受傷等所導致的個體延遲出現和持續存在的精神障礙。水木丁談到疫情期間常聽到周圍人說起這個癥狀，她認為，每個人可以通過心理學的概念去解析自己，但她不贊成用這樣概念要求他人。

疫情前期，當大家都在轉發一些求救的信息，或者是其他類似的信息時，有些人會說你會喚起我的心理焦慮，你不要再發了。“我不太贊同這樣的方式。當時微博有一些‘大號’在傳遞這類概念，但他解釋的也不對，然后好多人就用偽知識去說我現在有了這樣的問題，你們都不要再傳遞這種信息了。這個其實是一個特別不好的對心理學的濫用。”水木丁說。

對此，柏邦尼談到互聯網迭代時期的網上討論中，似乎總有一個障礙物擋在人們之間，彼此看不清楚對方在說什么，就開始自說自話。這導致任何一個話題似乎都會引起分裂的觀點。“表達愿望、表達能力都在降低，因為沒法討論。比如，你的話似乎只能這么說——三十而立（我沒有說四十歲、五十歲的女人就不立了）。你除非得用這種很‘正確’的方式才能把這話講完”。

水木丁認為在接納自我、認識自我后就需要進一步“允許和接收他人”。“我也許允許把我自己的攻擊性或者反擊的東西給發泄出來，但是我不會去傷害沒有攻擊我的人。”水木丁說。

在談到“幸存者內疚”以及“亡者羞愧”的話題時，水木丁說，這種情緒的存在實則是個體過度放大了自己的重要程度，“其實人懷著一顆謙虛的心態去看待道法自然這個東西，就會沒有幸存者的感覺，因為這是一個更大的道法自然的規律性的東西，不是一個個體能夠解決的”。（注：“幸存者內疚”又稱“幸存者綜合征”，是指一個人認為從創傷事件中幸存的自己是有過錯的，從而因為自己的幸存和困惑，甚至寧愿自己也遭遇不幸。）

關于女性：不去成為誰的誰，而是你是誰

《乘風破浪的姐姐》播出后，再次引發了關于女性自我意識的討論。水木丁認為，女性之所以在尋找自我的路上顯得艱難，是因為被一些東西所限制。“女性通常是在人際關系中間來定義的，因為你是誰的誰，所以你才是誰，如果那個人不存在了，你還有意義嗎？你的價值在哪里？所以女性一生都在致力于去成為誰的誰。”而這恰是與男性在建立自我身份時所面臨的外在評判標準的不同之處。

柏邦尼認為，女性是被教育成了另外一種人。然而，自我的建立對于女性而言同樣重要，維護人際關系不應該成為最重要的主題，“并不一定要成為誰的妻子，誰的女兒，誰的母親，我才有價值的，我本身也是很有價值的”。

然而自我和自由的光鮮之下同樣也面臨著責任的承擔。水木丁認為，這是個一體兩面的話題，逃避自我會讓女性擔負的東西得到一定程度的減少，“自由其實是很沉重的，是很痛苦的，當你要自由的時候，很多東西你要為自己負責”，是否可以承擔自己做決定的責任，這不是一句空話。

“如果女性確立了自我，從理論上講，你是你的世界中唯一的圓心，你是什么樣的人決定了你身邊的人是什么樣的，你變了，身邊的人全部都可以變。重要的是，你要往哪方面變，怎么變，這就需要一定的魄力和智慧。”水木丁說。

面對這樣的抉擇，就需要回歸自我。但水木丁談到：“我們目前培養女性的方式其實沒有把女性當作成年人培養，很多女孩一直處于青春期小孩子的狀態，既表示要自己做主，又向外尋求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