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科技倫理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與焦點。19世紀以前，科學本身具有倫理意味。古希臘哲學家往往將自然研究與哲學生活相連，使“真”與“善”統一。赫拉克利特曾提出，科學研究的終極目的是使人過上理性的生活。柏拉圖亦主張，哲學家必須沉思萬物運行的秩序，從而遵照那種模式過一種有秩序的神圣生活。一直到中世紀，科學這一概念都具有顯著的內在維度。也就是說，傳統上“科學”研究既是對純粹知識的追尋，又是一種心靈修煉，德性的科學與知識的科學具有高度一致性。

19世紀以來，現代意義上的科學逐漸形成，它被認為是一套系統的知識或方法。科學從業余愛好轉變為一門職業，由專業科學家群體從事。科學與其倫理道德基礎逐步剝離，不再具有道德教化的作用，亦與科學家的個人情感無關。這時的科學倫理轉化為一種職業倫理。作為倫理學的一個分支，科學倫理學強調科學家從事科學活動的職業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彰顯科學家的公民責任和道德責任。

進入大科學時代后，科技倫理替代科學倫理成為人們關注的對象，同時，它由針對科學家轉向針對普通民眾。科技成果與民眾生活之關聯空前強化，在為民眾帶來便利的同時，其負面效應亦日趨凸顯。這時，伴隨科技而生的科技倫理將起到倫理引導與價值規約作用。但科技倫理學在理論與實踐方面具有局限性。理論方面，由于人類認知的有限性，受限于科技進步的科技倫理很難及時預見新倫理問題并對其展開合理化闡釋；實踐方面，在科學技術已成為人們不可或缺的生活元素時，公眾往往囿于某項新技術的即時好處，忽視其可能帶來的不可逆后果。此外，科技倫理的實施還需明確的法律依據，而后者往往具有滯后性。鑒于此，科幻小說無疑可為深度反思科技倫理提供頗為難得的思想文化路徑。

探索符合人類整體利益的倫理規范不僅是科技倫理學的終極目標，也是科幻小說這一文化形式的切實追求。科幻小說的未來性使人們能對即將面臨的新倫理問題進行預演，同時，其認知與間離相結合的特征又使科學幻想與當下人類現實相勾連。這使科幻小說成為人類回應科技發展的真實映射，也是人們進行科技倫理探索可資借鏡的絕佳文化形式。

科幻小說總是以一定的科學技術為基礎，構建合邏輯性又陌生奇異的未來世界，同時營構倫理困境，實現對既有倫理的審視，又在此基礎上對新倫理藍圖進行構想。它逼真呈現人類面對科技的復雜心態，既描繪人類在掌握高科技時的驕傲與張狂，又揭示人類被科技失控裹挾的不安與焦慮，同時表露出始終無法洞悉無窮宇宙秘密的迷惘與無奈。當前的科幻小說創作呈現了科技倫理的如下幾個層面。

第一，呈現科學家所面臨的科技倫理困境。科幻小說經常在高科技植入的未來世界中塑造各類科學家形象，進而從多個維度展現科技倫理困境。有些作品反映出科研自由與職業倫理、社會責任之沖突。王晉康的《超人新紀元》中，科學天才宇文平因研制出艾滋病疫苗備受人們尊敬，但他卻放任自己的研究激情，欲利用人體細胞制造一批可能將人類社會卷入巨大混亂與危險的超級男性。其做法顯然是違背科技倫理的。有些作品揭示了科技理性與尊重生命價值之間的悖離。王晉康的另一部作品《癌人》，則呈現了科研自由、職業倫理與生命價值之間的復雜糾葛。藥業公司出于商業目的利用克隆癌人生產器官，科學家保羅不能認同這種利益驅動的科學研究，他從癌人胎兒的生命價值角度出發，毅然選擇放棄研究并終其一生保護癌人免受傷害。還有些作品探討科學家在不同生命價值之間應作何種選擇。王晉康的《生命之歌》聚焦于當機器擁有智慧和情感并危及人類生存時，科學家該如何抉擇。這部作品呈現了兩類科學家完全相反的生命邏輯，留給我們無盡的反思空間。

第二，揭示科技強勢下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對立。人類中心主義以人作為衡量自然界其他事物的根本尺度，非人類中心主義則將一切生命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認為人類有義務維持整個生態系統的平衡與穩定。科幻小說細致呈現了處于強勢地位的人類是如何處理人與自然、人與其他生命之關系的，深刻批判了人類在科技神器助力下任意操縱生命的行為。韓松的《暗室》反映了人類對胎兒的扼殺。陳楸帆的《鼠年》中，人類不但利用基因技術生產新鼠為自己服務，而且使新鼠成為不同國家之間政治經濟博弈的手段，而人類參與捕殺新鼠行動時所暴露的獸性與新鼠的人性化形成鮮明對比。英國經典科幻作品《莫洛博士的島》中，莫洛博士放任自己的科研激情，制造出人—獸混合的生命怪物，其在實驗過程中對動物的殘忍完全違背了一個科學家應肩負的倫理責任。

科幻作家意在讓人們重新審視人與其他生命體的關系。人類在掌握造物能力，可以無中生有、實現給生命賦值的同時，也帶給其他生命加倍的苦痛，甚至加劇了人與其他生命的不平等。人類中心主義強調對生命的工具性利用，非人類中心主義則側重于對生命內在價值和生命權利的承認，二者之間存在根本性分歧。這一點在科幻小說中得到了深刻揭示。

第三，探討科技弱勢處境下的倫理謎圖與善惡之辯。對于地球來說，人類是掌握科技的強者；對于洪荒宇宙來說，人類只是滄海一粟。未知的高等文明似乎成為懸在人類頭頂的利劍，隨時準備給肉體凡胎的碳基文明致命一擊。當下的科幻創作成功把人類的這種焦慮投射于作品中。科幻作家尤其善于創設未知的生存場域，將人類置于科技弱勢地位，使其遭逢難以預測的變故。在科技弱勢處境中，人類該如何自處？如何對待異種文明？科幻作家在呈現不同倫理觀交鋒的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倫理觀點。例如，劉慈欣在“三體系列”中提出“黑暗森林法則”即“零道德”的宇宙倫理觀，王晉康在《與吾同在》中提出“共生圈理論”。這類作品向讀者呈現出：在人類文明面臨覆滅之時，生存才是最大的“善”。特定情況下，順應傳統倫理的“善行”會引發惡果，而看似惡的行徑轉而又成為拯救人類的大善之舉。

在科技倫理研究如火如荼的今天，科幻小說中呈現的科技倫理思想理應引起關注。科幻小說為我們深入了解科技與倫理提供了一個獨特場域，它以大膽的科學想象揭示人類遭遇的痛點與盲點，指出人類在追求科技發展的道路上所存在的局限與謬誤，為正確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科技、人與世界的關系提供參照，從而推動我們向一種更好的生活邁進。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項目“科幻異星敘事與后人類倫理問題研究”（18YBQ07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