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尋找一個“君子儒”

近二十年來，我一直在苦苦 “尋找”一個人。這個人，他終生只做了兩件事，讀書和教書。他從鄉村私塾，一直讀到省城，再讀到東方第一大都市上海，繼而漂洋過海，先后就讀于美國的三所大學。計算下來，他的五十五年人生，差不多一半時間，都在做苦學生、窮學生。剩下的將近一半時間，他都在做另一件事：教書，從初設立的私立南開大學，到剛由南京高等師范轉型組建的東南大學，繼而又應聘到曾經就讀過的哈佛大學，最后執教于國立浙江大學。臨終前兩個多月，他還在住所帶病為學生講課。

這樣一個苦學生，一個窮教書匠，他卻不看重物質，竟說過 “讓有一人非為金錢而來美”的極度清高的話；他也不稀罕所謂名譽，一生讀書、教書，卻不輕易落筆寫書，到死也沒發表過幾篇文章。他的友人稱他是 “大的小孩子”；他的美國弟子引孔子的話，稱他為 “君子儒”。

這個人，就是第三批庚款留美學生，現代教育家， “《學衡》派” 創始人之一梅光迪。

《論語·雍也第六》記孔子對子夏說： “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大概這是 “君子儒”一詞最早的記載。對于 “君子儒”，通常的解釋是“高尚的儒者”。但也有各種別的解釋。縱觀孔子關于 “君子”與 “小人”的多種表述，如 “君子不器”、“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還有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等等，可見釋 “君子”為 “高尚的人”，大體不錯。我在考訂、撰寫《君子儒梅光迪》一書時，大體上遵循上述關于“君子” 的釋義，努力還原一個 “高尚的儒者”形象。

光緒十六年（1890年）農歷正月初二，梅光迪出生于安徽宣城。他出生時，正趕上所謂 “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清朝末年，其一生之幸以此，不幸也以此。1910年，他與胡適、竺可楨等一同參加第二批庚款留美考試，因理科成績不佳落榜。第二年繼續奮斗，終于被錄取。

因為創辦《學衡》，以及與胡適等人的白話文言之爭，梅光迪被視為“頑固” “守舊”。這實在是天大的冤枉。他重視國粹，但并不排斥西方文化（文明）。而他的重視國粹，實際上主要是偏愛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人文思想。他曾作《孔子的風度》一文，贊孔子的人品為 “極則”。據他研究，孔子最恨三種人：一為貪官蠹吏；二為自命放達、玩世不恭，而實一無所長者；三為鄉愿，即所謂 “德之賊”。他又引述英國大儒狄更生的話，分人為兩種：一為稟性狷潔，專與眾人立于反對地位，自取失敗，自蹈禍機，一事之來，則左右顧慮，無實行能力，而于實行家之言動，則吹毛求疵，引起其熱烈反感。自古大宗教家、大革命家、大思想家、大文藝家，皆屬此種。另一種人，和光同塵、隨時俯仰，以成功為其準則，故生于尚武時代，則為軍人，生于宗教時代，則為僧尼，生于拜金之現代美國，則為銀行家，為巨商。這第二種人，即中國所謂“鄉愿”。

無疑，在做人立場上，他向孔子看齊，唾棄鄉愿，一生要努力做一個重精神輕物質、重獨立不附和的 “正人君子”。

1913年7月3日，他給胡適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迪謂古今大人物為人類造福者，皆悲觀哲學家，皆積極悲觀哲學家。何則？彼皆不滿意于其所處之世界，尋出種種缺點，詆之不遺余力，而立新說以改造之。孔、老、墨、佛、耶、路得、盧騷、托爾斯泰及今之社會黨、無政府黨人皆此一流。”還說，尚有一種消極悲觀哲學家，以人世為痛苦場，為逆旅，而以嬉笑怒罵或逍遙快樂了之，如楊朱、Epicurus（伊壁鳩魯——編輯注）及吾國之文人皆屬此流。

但他的思想之新，還不僅于此。他說：“有悲觀而后有進化。西洋人見人生有種種痛苦，思所以排除之，故與專制戰，與教會戰；見人生之疾病死亡，遂專力于醫學；見火山之爆裂，遂究地質；見天災之流行，遂研天學及理化。此皆積極悲觀，因有今日之進化。吾國數千年來，見人生之種種痛苦，歸之于天，徒知嘆息愁苦而不思所以克之，此純屬消極悲觀，所以無進化也。同一悲觀，一為積極，一為消極，收效相反至于如是。明于此，即可知中西文明與人生哲學之區別矣。”還意猶未盡地說：“今人多謂西洋人生哲學為樂觀，東洋人生哲學為悲觀，而不知皆為悲觀，特有積極消極之不同。此迪所獨得之見。”

我1994年第一次走進梅光迪的故鄉，那是皖南青弋江畔，一個叫西梅村的極普通的小村落。后來又沿著他求學、工作的足跡，去安慶，去上海，去南京，去杭州，去貴陽，去遵義，去美國，每一次探訪，都似乎更走近他一步。2015年春，為紀念梅光迪逝世70周年，我寫了《君子愈多，則社會愈良》一文，發表在文匯報 “筆會”上。文章被在福州的老同學孫漢生兄讀到，他建議我用這種體例和筆法，寫一本梅光迪的小書，由他們來出版。我深受感動和鼓舞。

2017年夏，《君子儒梅光迪》書稿完成后，我來到遵義，見到梅光迪當年房東李筱荃的孫女李永頤。老太太已八十六歲，但思維敏捷，耳聰目明。她說：“梅光迪長得很帥，是個美男子，爺爺叫我們喊他‘光迪伯’，喊竺可楨‘竺爺爺’。” 我說：“梅光迪與竺可楨是同年，都是1890年出生，為什么一個叫伯伯，一個叫爺爺？”她爽朗地笑著說： “我也不曉得噻。”

貴陽黔靈公園是梅光迪的長眠之地。墓地被一叢矮灌木遮蔽著，無聲無息，如果無人指引，頗難發現。梅光迪的名字刻在一方石碑上，碑前放著幾枝殘菊。站在墓旁，我不禁想起竺可楨所撰挽梅光迪的對聯：李杜文章陶明氣節公自大名垂宇宙，黔山埋骨湘水招魂我來萬里哭朋儔。我實在想不出比這更好、更恰當的語言，來表達我此刻的心情。

因為梅光迪，我有幸結識許多朋友，包括最早提議我寫梅光迪傳記的段懷清兄，編著梅光迪研究資料最多的眉睫老弟，幫助查閱《學衡》等資料的沈衛威教授，協助搜尋梅光迪藏書的李杭春先生，幫助聯系梅光迪房東后人的周遠德兄，等等，不能一一述及。在這些師友中，梅光迪宗親梅鐵山老師，梅光迪長孫梅務虛先生，給予鼓勵幫助尤著。當我那天把《君子儒梅光迪》樣書送到務虛先生手上時，一向不善交際的他，堅請我 “一起去小館子坐坐”，幾天之后又電話告訴我說： “你把事情都講清楚了。”這些點點滴滴，時至今日，依然歷歷在目，讓我時時想起梅光迪的 “君子之風”。

“君子愈多，則社會愈良”，這是梅光迪一貫堅持的 “人學主義”的觀點。他在1916年12月28日給胡適的信中說：

孔子之言曰，君子修其身，而后能齊其家，齊其家而后能治其國……欲改良社會，非由個人修其身，其道安由？……吾國之文化乃 “人學主義的”（Humanistic），故重養成個人。吾國文化之目的，在養成君子 （即西方之Gentlemanandscholaror humanist也）。養成君子之法，在克去人性中固有之私欲，而以教育學力發達其德慧智術。君子者，難為者也。故無論何時，社會中只有少數君子。其多數乃流俗（Theprofanevulgar）而已。弟竊謂吾國今后文化之目的尚須在養成君子。君子愈多，則社會愈良。

這些話，是正當 “實用主義”大行其道，多數人以作政客為榮、以成富商為能的時代，自然顯得 “不合時宜”。但其可貴處，也許正在此。他去世后，老同學、老同事竺可楨慨嘆道： “目今貪污之風盛行，欲求名利而不孳孳以求已屬上乘，而何況不要名乎？但因陳義過高，故曲高和寡。”忘年交賀昌群說：迪生人品狷潔高華，而不失可愛，是一個“大的小孩子”。他具有政治家的胸襟，而絕不想也不宜做一個政客，做政客，必具三條件：一要身體好，個人的時間精神乃至飲食起居，都不由得自己支配；二要有口辯，臨機應變，應對如流，內容盡管空疏，甚至無中生有亦可；三不可有學問，有學問必辨是非真偽，不能寡廉鮮恥。而此三者，迪生無一具備。

哲人已逝久矣！行文至此，我的耳畔似乎再次傳來百年前那個聲音：君子愈多，社會愈良；君子愈多，社會愈良。

2019年11月7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