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青春是用來奮斗的。新時代青年要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有“勇做新時代弄潮兒”的志氣，有“惟其艱難更知勇毅”的恒心，勇做走在時代前列的奮進者、開拓者、奉獻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站在新起點，面向新時代，如何堅定文化自信，擺脫寫作慣性，突破審美瓶頸，建構符合時代要求的文學敘事之維，是擺在當代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面前的重大而緊迫的課題。

今年是五四運動101周年。在這個歷史節點上，人們難免會談及兩個問題：一個是“何為青年”？另一個是“青年何為”？

眾所周知，在五四以降的20世紀歷史語境中，“青年”一詞并不單純是一個稱謂，其中還蘊含著十分強烈的價值判斷，它本身寄托著一種期許和希望，代表著一股蓬勃向上的力量。這種觀念在進化論的加持下日漸成為了社會的普遍共識，“青年”自覺等同于進步、未來、前沿、先鋒、時尚、多元、開放。我們常以“青年人”自詡，但同時不應忽略一個事實，在前輩、長者眼中，我們不過是一些涉世未深、有待成長的“年輕人”。世界是你們，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誰”的？當我們談論“青年文學”時，我們究竟在談論什么？是誰在定義著“青年”？我們是在創造著屬于“誰”的未來？這個未來是面向青年無限敞開的，還是早已被預先設計好的？

許多青年作家不無感慨，魯迅、胡適、徐志摩、傅斯年等文學前輩在相近的年紀已經成為文壇青年們的領袖，余華、蘇童、格非、王安憶、阿城、王小波等先鋒作家也在同樣的年紀寫出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品，我們在他們面前會感到汗顏。難道五四一代和先鋒一代真的比當下的“80后”“90后”作家更優秀嗎？針對這個問題，學者許子東曾給過一個解釋：他們都處在一個思想文化劇烈動蕩的時代，既有的文學范式、價值系統的合法性遭到普遍質疑和嚴重挑戰。科舉考試廢除后，儒家綱常倫理傳統被拋棄，五四新青年于是發出“重估一切價值”的時代先聲。“文革”結束后，僵化的“三突出”創作模式突然失效，先鋒作家趁機打破現實主義一統天下的文學格局，大膽借鑒西方現代主義寫作技法，開展文體革命和敘事實驗，進而重構當代文學的美學標準與評價體系。如今，我們正身處一個“新時代”，全球化、互聯網、自媒體、人工智能等新興文化形態，正在不斷刷新和改變著我們的認知方式和思維模式，在這其中無疑孕育著文學范式轉型乃至顛覆的可能性。作為“新時代”的劇中人，青年何為？這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當被問及“從何時開始有自覺意識地寫作”時，多數青年作家表示，自己正在或已經進入文學寫作的“自覺期”。與“青春文學”分道揚鑣，完成“自發寫作”向“自覺寫作”轉型的成人禮，基本構成了現階段青年作家的共同心聲。與前輩作家相比，他們更加迫切渴望通過文字如其所是地呈現出一個最接近真實的自我。于是，“自我”成為當代青年作家寫作中的一個核心關鍵詞，他們不約而同地選擇從自身的生存經驗和生命體驗出發，嘗試著去觸摸和理解世界、歷史和人生，嘗試著去思考和闡釋個體與他者、應然與實然、存在與虛無、理智與情感之間的藝術辯證法，并最終又都會回歸到“自我”本身。而“自我”之于青年作家，最顯著特征就是“小”，換句話講，“小我”幾乎成為他們“自我”展現的集體無意識。如果說“我”構成了青年作家的文學世界觀的話，那么“小”儼然就是他們的創作方法論。無論他們從事的是純文學還是類型文學，屬于“技術流”還是“內容派”，將文學視為志業還是職業，是篤信“存在即合理”的實用主義擁躉還是秉持“寫給永遠的少數派”理念的先鋒主義信徒，抑或是踐行“文學源于生活”的現實主義接班人，都力圖在作品中凸顯自身與眾不同的風格化特征和個性化氣質。

理論上講，青年作家對于“自我”的反復找尋與確認，以及對個性化寫作的極端推崇與強調，應當催生出一個更為斑斕、多元的文學生態，然而吊詭的是，整個當代文學格局并未因他們的介入，而出現本質性的裂變，反而在表面的豐富多樣中隱隱顯露出一種更為同質化、單向度的創作趨勢。是因為寫作經驗不足，生活閱歷有限，藝術技巧有待打磨，還是思考深度需要加強？似乎都有，但似乎又都沒有觸及到要害。在我看來，當代青年作家（包括我在內）要想突破寫作困局，確立真正意義上的個性風格，前提條件是亟需對自身所處的既定文學場域與審美范式有一個清醒的審視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