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直以來由人主導的人類交際系統正向智能人機交際系統轉換。面對已發生且將持續進行的交際系統變革，當下的話語研究多聚焦于智能技術如何帶來生產力提升的機遇，及未來人類生存圖景中人機博弈的風險，而對全球智能話語體系的文化性問題觀照不足。“文化話語研究”強調的是人類的交際性、社交的文化性。在這一研究視角下，只有充分考察智能技術的文化生產性，才能探究清楚人機交際系統的文化復雜性，并進一步保障全球智能話語體系的文化多元性。

重視智能技術的文化生產性

話語研究之所以集中于智能生產力變革及人機對立風險，很大程度上是由理性思維主導下的“技術工具論”所引起的。“技術工具論”從實用主義哲學出發，傾向于將人視作支配技術的主體，并將技術視為中性、被動的信息傳輸渠道，認為人機二元對立，而非協同共生。但在智能技術崛起的社會語境下，如果仍將技術置于認識論的邊緣，無視其文化生產性，智能人機交際系統與傳統人類交際系統則無甚差別，人機互動產生的新型文化復雜性問題便無從談起，全球智能人機話語體系的文化多元性、文化安全問題更得不到觀照。

在媒介技術哲學的“泛媒介論”視角下，能促進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交流”（數據傳輸）的智能技術可被視作新興媒介。智能媒介作為新傳播主體，可在時間、空間和信息維度上延伸人的傳播力。因此亦可說，伴隨著智能技術崛起的是一個“萬物皆媒”的時代，也是一個新型的人機話語系統。通過對媒介技術進行知識考古學式的考察會發現，每一種新的主導性媒介技術界面都能帶來社會話語體系的轉換。從具有親密的共同體偏向的口語系統，到理性的二元對立的印刷話語，再到非中心連接的電子話語，直到跨界融合的互聯網話語、人機共生的智能話語，人與媒介技術的親密互構關系始終貫穿于人類話語傳播的歷史進程中。

媒介技術與話語系統更迭的啟示在于對媒介技術的文化生產性的發現：具有新的不同技術偏向的媒介擅于改變物質環境、符號環境與文化環境，生產出具有不同內在文化偏向的話語系統。因此，技術并非如同結構—功能主義者所默認的那樣，僅僅是提升政治、商業活動傳播效果的中性工具。在媒介技術哲學視域下，技術既是人自我構造的中介，又通過人的感知模式、實踐模式、話語模式外在地構造了世界的物質與意義系統。因此可以說，技術是人的存在方式。

在德國學者克萊默爾那里，作為工具的技術只是提高了勞動效率，而作為裝置的技術則生產出一個人工的世界。這才是傳媒技術的生產意義所在。因此，話語研究有必要對智能媒介技術的文化生產性作出肯定。通過符號主義、聯結主義、行為主義三種基礎方式獲得機器智能的人工智能產品（例如社交機器人），創造性地革新了話語主體、話語模式。以人際傳播（例如群體傳播）為主導的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的傳播模式，正逐漸向包括人機傳播、物物傳播及人際傳播在內的人機傳播轉換。人與智能技術在互動中形成了一個人機融合、人機共生、人機協作的智能人機話語網絡。

除了有助于生產力的提高外，智能媒介技術更深遠的價值在于，它在裝置意義上打開了一個“人工的世界”，并能動性地生產著在“智能媒介之水”中生活的人們的話語體系與文化系統。因此，有必要對智能人機話語系統的文化性進行更深入的考察。

辯證認識人機結合文化

在“文化話語研究”視角下，人類社會不同族群所依托的話語系統的突出特性便是文化性。不同話語系統之間相互對話，其中充滿競爭、合作、滲透、融合，形成權力關系。那么問題是，智能話語的文化性究竟如何？人機話語系統的文化性如何形成？人類交際的文化競爭問題是否會消退、消失，抑或滲透、蔓延至智能話語，甚至在智能話語中得到增長？如何發展一種多元的、動態的全球智能話語體系？

首先，智能話語系統創造了人機結合的新型文化形態。智能技術的文化生產性使其能動地革新了傳統人際交際系統，生產出與智能媒介技術界面相對應的人機話語網絡：“人化的機器”和“機器化的人”成為交際主體，智能媒介成為新的交際渠道，人機協作成為突出的交際模式，具有跨界性、激活性、精準性的高維人機交互話語網絡替代了低維人際交互的話語網絡。智能媒介技術的生產性將過去人際話語系統的文化性問題，激活、轉化為更復雜的人機結合文化問題。

其次，智能話語系統的人機結合文化產生于程序化人機交互過程中。雖然主導智能媒介的算法實質上是函數模型，但在主流的深度學習算法中，不論是監督學習、半監督學習，還是無監督學習，都無法脫離人而自行運轉。智能媒介研發、優化、應用的每一個環節都離不開人，其文化性產生于更加復雜的生產環節中，具體包括以下過程：（1）應用場景與產品需求；（2）樣本選擇與數據庫建設；（3）選擇或創建模型；（4）根據模型質量調整其權重和參數。接下來，再經過工程師的反復訓練，達到一個滿意結果后，算法得到確定并投入具體場景下的應用。因此，人類交際的文化性在智能話語網絡中不僅沒有消失，反而以更復雜、隱蔽的方式得以生產。

再次，智能話語系統存在隱形文化操縱的風險。由于不同智能媒介技術產生于不同社群、族群、國家，因此各種不同的價值觀、文化觀不可避免地通過人機結合的方式滲透到智能話語網絡中。全球人機話語網絡相互依存，形成了全球性的多元人機結合文化。相較于人際話語體系，智能話語系統無論是其價值觀念、文化，還是意識形態的輸出都更為隱蔽、高效。由于全球人機話語網絡同樣存在不同主體間的權力關系較量，包括文化競爭、輸出、融合、對抗，因此，智能話語系統的隱形文化操縱問題便成為建設多元有機的全球智能話語體系所不可回避的難題。

保障文化安全和文化多樣性

如前所述，人類文化多樣性正面臨由人機交互導致的隱形文化操縱與文化安全難題。因此，維護文化安全也意味著保護不同社群、族群、國家的智能話語安全，建設多元有機的全球智能話語體系，保障全球智能話語系統的文化多元發展。

第一，將多元共生文化觀植入世界不同智能話語系統中。法國學者德布雷在肯定媒介技術能動性的前提下，指出了人在進行媒介選擇、使用上的重要作用。他認為，技術與文化方面的因果關系是人與技術互動的結果，技術提供可能性，環境起過濾作用，人進行部署。同樣地，智能話語網絡的文化性是在人、智能技術、政策條件、商業條件等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因此，在維護文化多樣性的目標下，不同主體需加強交流合作，通過價值引導、技術編碼、制度共建等方式，從理念與實踐出發共同發揮積極作用。

第二，優化智能技術與人類協作共生，推動人機協作方式進化。當前，智能技術的智能化水平較低，還停留在對人感知、認知、行動、創造能力的部分延伸階段。雖然智能技術越來越廣泛地參與到人們的工作、生活、娛樂、社交活動中，但人機對話的深度、友好度都有待提升。今后，隨著技術綜合智能水平不斷提高，人機協作程度加深，人機對話性、協作性將越來越強。作為智能話語主體另一方的人類，也需不斷提升自身的媒介素養，以增進與智慧機器協作共生的水平。

第三，將智能話語體系建設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過程中。一直以來，全球互聯網傳播存在著發達國家及其霸權話語所主導的發展、治理模式，漠視不同國家、地區的發展現狀和訴求。這種二元對立的零和思維已引起一系列文化沖突。而面對當前全球智能話語體系的崛起和更加復雜的文化安全問題，需將人機文化共同體建設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中，建設有利于文化安全和文化多樣性的全球智能話語體系，倡導人機文化多元共生。

在人工智能時代，人類交際體系得以重構。建構文化多元的全球人機話語體系和動態有序的人機交際秩序，首先離不開對技術能動性與生產性的考察，其次離不開對文化多樣性和安全性的思考。在人與技術的關系中，人的價值并不在于通過技術侵占外在環境或其他文化，而是在與技術的合作中延續自身，放大人的創造力，從而豐富整體文化的多樣性并使其有機生長。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新媒介文藝研究”（18ZDA28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