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電影《無問西東》里有一個情節：日軍飛機來襲，警報拉響，西南聯大的學生急忙躲避，卻有一個人拿著白搪瓷茶缸，走到鍋爐房，不緊不慢煮著冰糖蓮子。有的觀眾覺得不可思議，真實生活中還有這樣的人嗎？

這部電影的編劇想必讀過汪曾祺的《跑警報》，還借鑒了其中一個人物的細節。汪曾祺寫道：“一位廣東同學，姓鄭。他愛吃蓮子。一有警報，他就用一個大漱口缸到鍋爐火口上去煮蓮子。警報解除了，他的蓮子也爛了。有一次日本飛機炸了聯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彈，這位鄭老兄聽著炸彈乒乒乓乓在不遠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圖書館旁的鍋爐上神色不動地攪和他的冰糖蓮子。”然后，他評論說，我們這個民族，長期以來，生于憂患，已經很“皮實”了，對于任何猝然而來的災難，都用一種“儒道互補”的精神對待之。這種“儒道互補”的真髓，即“不在乎”。

汪曾祺當年就讀西南聯大，也是從那時開始文學寫作的。

他19歲那年，因為喜歡沈從文的小說去考西南聯大，路上有日軍封鎖，他就從上海起身，先去香港，繞道越南，再去昆明。后來，他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成了沈從文的學生。再后來，他成了那所西南聯大培養的最有才華的作家之一。

“我事寫作，原因無他。從小到大，數學不佳。考入大學，成天泡茶。讀中文系，看書很雜。偶寫詩文，幸蒙刊發。百無一用，乃成作家。”汪曾祺喜歡這樣調侃自己。

曾有過文學評論文章，批評汪曾祺的作品過于淡化，淡化了主題、人物、情節。

“淡化，是指本來是濃的、不淡的，或應該是不淡的，硬把它化得淡了。我的作品確實是比較淡的，但它本來就是那樣，并沒有經過一個‘化’的過程。我想了想，說我淡化，無非是說沒有寫重大題材，沒有寫性格復雜的英雄人物，沒有寫強烈的、富于戲劇性的矛盾沖突。”汪曾祺說，“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這是一個作家的氣質所決定的，不能勉強。”

他有一篇寫苦瓜的散文，順便寫了他想到的幾個有關文學創作的問題：一、我希望評論家、作家──特別是老作家，口味要雜一點，不要偏食，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二、對于一個作品，也可以見仁見智。可以探索其哲學意蘊，也可以蹤跡其美學追求。三、作品就是作品。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

他還有些觀點，給讀者很深的影響。

比如，他說到一個作家的責任感：寫文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們有過各種創傷，但是我們今天應該快樂。一個作家，有責任給予人們一份快樂，尤其是今天。”

汪曾祺的語言觀，體現在他多篇文章中，如《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文學語言雜談》。他強調了語言的重要性：語言既是它本身，又是思想的載體。他還強調語言的修養，建議青年作家趁年輕多讀多背幾篇古典文學作品，建議文學者多深入民間文學，從中汲取口語的長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