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葡萄牙語文學博士、譯者王淵做客中信大方讀者群，線上分享自己的最新譯作——安東尼奧·洛博·安圖內斯（António Lobo Antunes）的《審查官手記》。安圖內斯是繼若澤·薩拉馬戈之后在國際文壇聲譽最高的葡萄牙作家，近年來一直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之一。

《審查官手記》以虛構的政治人物弗朗西斯科和他在小鎮帕爾梅拉的莊園為中心展開敘事。薩拉查政權倒臺，曾經手握大權的部長弗朗西斯科先生，因為中風而喪失了生活能力。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天，他躺在里斯本的病房里，回溯了自己的一生，以及那些出現在他生命里的摯愛……

在王淵看來，對于葡萄牙文學愛好者和研究者來說，安東尼奧·洛博·安圖內斯的小說佶屈聱牙。不管從結構還是語言角度審視，安圖內斯的二十余部小說都不通俗易懂，《審查官手記》也不例外。對中國讀者來說，葡萄牙陌生的政治與歷史現實則構成了另一道障礙。然而，如此“勸退”的文字卻無礙安圖內斯成為當代葡萄牙最負盛名的小說家，證明這位后現代主義大師的文字具有獨特的魅力。

王淵

閃回的記憶瞬間更符合真實

王淵首次讀到《審查官手記》是在研一一門關于城市與記憶的研討課上。當時這本書讓他印象最深的是某些話語組成的記憶瞬間在文中不斷重復。如弗朗西斯科的口頭禪“她們要怎樣 我都會做 但我從不摘下帽子 這樣別人才知道誰是主人”；弗朗西斯科兒子若昂總是想起的前岳母對他的評價“你這小伙兒是真蠢還是裝傻？”。

“這些閃回的瞬間將人物的思緒與講述斬斷，使它支離破碎，但更符合真實的記憶與思考方式，也彰顯過去的幽靈如何時時刻刻潛伏在我們的思緒之中。”

在他看來，《審查官手記》并不是訴苦大會，里面的人物并不是在控訴。很多時候，被權力壓迫的底層民眾其實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各方面被剝削的處境，反而向往、投靠乃至臆想自己與權力的接近。“這種執念占據了很多人物的思想，他們其實并沒有走進新時代，而是仍然停留在以特權為榮的看法里，停留在自己為自己編造的幻夢里。”

王淵說，讀者可以從這本書里畸形的敘述中了解專制時代人性的扭曲。“他們并不是要對曾經的當權者執行火刑的審查官，而想要知曉過去真相的讀者才是真正的審查官。雖然中文的書名沒有明確地表現，但原文o manual dos inquisidores當中的審查官一詞使用的是它的復數形式，因此，小說可以被看作是集體對過去的探究。強調記憶的必要性，才能理解荒誕中的真實。”

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王淵還注意到了一些隱含的線索，即“小說的隱性進程”。 在小說結尾處，弗朗西斯科在彌留之際回憶自己曾目睹秘密警察頭目“少校”在安哥拉放了一把火，而弗朗西斯科最后覺得自己也一同遭遇焚燒。

聯系到書名《審查官手記》指向的是天主教世界（尤其是西葡）曾經猖獗一時的宗教審判制度，當時對待異端的刑罰是要求公開懺悔，葡語里面的說法是autos-da-fé，情節嚴重、拒不悔改的會遭受火刑。王淵想，“在這種意義上，弗朗西斯科的最后自白是否可以被視作是對公開懺悔的拒斥，而臆想的火刑是否代表了新時代對他這樣的異端的終極審判？”

安圖內斯的作品需要讀者高強度的參與

里斯本大學著名的葡國文學評論家Maria Alzira Seixo曾經總結過，在《審查官手記》出版前，學界對于安圖內斯的寫作還是有很多爭議的，但《審查官手記》之后，安圖內斯的重要性就不再是個討論議題了，其作品也開始了經典化的過程。

“安圖內斯的風格很難總結。他的寫作是獨一無二的，哪怕是他自己也寫不出一樣的作品。”王淵表示，嘗試概括的話，一般認為安圖內斯的風格是以下幾個要素的結合：首先，心理醫生的身份以及他在葡萄牙殖民戰爭中的親身參與，這些個人的經歷讓他對人性的明與暗有著無與倫比的體察；其次，安圖內斯對人性的剖析往往和葡萄牙當代歷史的重要變遷相互聯系，如法西斯統治、民主運動、婦女運動等等；最后，意識流、復調的敘事，搭配深思熟慮的節奏感，出人意料又情理之中的意象，讓安圖內斯筆下殘酷的現實議題變成了流動的詩篇。

“這樣的作品對讀者要求很高，需要讀者高強度的參與。在《審查官手記》里，讀者需要對19位人物的自述做出評判，因為里面有夸張、掩飾、扭曲和沉默，時空的跨度也很大，使得追尋真實愈發困難。讀者不僅是在聆聽人物的發言，也在聆聽人物腦海里未言說的聲音，同時還要調動自己的理智，這是件很累人的事情，但是也會給認真的讀者超乎想象的收獲。”

在王淵看來，《審查官手記》被看作安圖內斯的代表作之一，還在于它代表了安圖內斯許多小說的敘事結構，即以詢問、問詢作為中心。“過去的真實完全或部分被掩蓋，而雜語性敘述很多時候提供互相矛盾的說辭，其實是在模糊而非厘清唯一的事實。呈現的復數真實，以及對于隱藏部分無法驗證的猜測，才是讀者真正的收獲。”

葡語文學的同情與理解

媒體常把安圖內斯和薩拉馬戈放在一起說，但王淵表示，其實薩拉馬戈和安圖內斯都不太喜歡和對方做對比。薩拉馬戈是1922年出生，安圖內斯1942年出生，兩人根本都不是一輩人，但是因為他們正式開始文學寫作是在1970年代末的時期，又是葡萄牙后現代主義中比較突出的兩個代表人物，所以大家經常會把兩人放在一起相比。

在葡萄牙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Eduardo Louren?o看來，薩拉馬戈和安圖內斯兩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注重的是在歷史中找尋葡萄牙的未來，而安圖內斯側重的是對葡萄牙現在的描繪。

王淵還提到其他幾位著名葡語寫作作家：若澤·愛德華多·阿瓜盧薩、米亞·科托、若熱·亞馬多、安圖內斯和薩拉馬戈，這幾位作家的共性在于其作品對底層人民的關注，“《審查官手記》雖然圍繞的是弗朗西斯科，但許多卑微的小人物也給出了他們的敘述與評論，而相比于弗朗西斯科與若昂受到的唾棄與譏嘲，小人物出格的行為卻獲得了更多的理解與同情。”

“要說各位作家最大的特點，我覺得米亞·科托對詞語的創新以及詩意的抒情最為迷人，阿瓜盧薩筆調的輕盈與結構的技巧較為突出，亞馬多的作品地域文化色彩最濃，薩拉馬戈的驚人想象和人性關懷相得益彰，而安圖內斯直面沉重，將寫作作為凈化的方式，不會避開任何艱深議題和低微描寫。這也是為何安圖內斯這樣形容自己的寫作： ‘我的工作就是寫到石頭比水還輕。我做出來的不是小說，我不是在講故事，我不為讓人消遣，不是為了愉悅，也不是為了有趣：我只是想讓石頭變得比水還輕。’”

在分享會的尾聲，王淵還介紹了一些非洲葡語文學，如安哥拉作家佩佩特拉的《雅依梅·本達》（Jaime Bunda）系列。王淵翻譯的《遺忘通論》也在今年問世了。他在《遺忘通論》的譯后記里提到：“我們很少把目光投向長期貧窮落后的非洲大地，似乎只有光鮮亮麗的歐美與東洋才是值得重視的文化產出者。然而，在我自己的閱讀體驗中，其實是在非洲葡語文學身上體會到最意外的親切感。無論是政治道路上的曲折反復，還是在文化問題上的爭鋒交鳴，萬里之外非洲人民的所思所想似乎都能在我國的歷史進程里找到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