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時代》創刊號

摩挲《兒童時代》這份雜志，會不由自主地想到一個詞：背景。這是一份有背景的雜志。這個背景就是，它是由一個偉大的女性、紀念碑式的人物——宋慶齡親自創辦的，并且她慈祥、柔和而遠大的目光一直關注著它，直到她的生命終了。《兒童時代》的這一特殊地位是無可替代的。我們說一個人不容小覷，往往會說：這個人很有背景。我們說《兒童時代》非同尋常，大概離不開這個非同尋常的背景，這背景很宏大、很深邃——宏大到不能再宏大，深邃到不能再深邃。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背景，它才可能有那么多文學的、藝術的、科學的大家為它撰文，為它作畫。小雜志（指它的體量和閱讀對象——小孩子）大人物（指它的創辦人和一些撰稿人），這可以作為研究《兒童時代》的一個話題——這個話題大概只屬于《兒童時代》。

《兒童時代》由“兒童”和“時代”兩個詞構成，很大氣。70年來，這一雜志完美地詮釋了它的名稱。這個名稱的確定，其實就是辦刊宗旨的高度濃縮——此后70年，它就一直沒有偏離過它的宗旨。

《兒童時代》最兒童，我想是所有大小讀者一致的印象。從內容到呈現內容的敘述方式，從開本到裝幀設計，《兒童時代》的兒童性始終都很鮮明。這可能與這本雜志向低年齡段的讀者傾斜有關，但我以為雜志一以貫之的現代兒童觀才是形成這一特色的更重要原因。兒童是對象，兒童是主體，兒童是根本，關愛兒童，向他們提供一份適合于他們的雜志，是雜志的出發點，也是70年運作的明朗路線。從宋慶齡的創刊初心到后來歷屆刊物主持和幾代交替的編輯，“兒童”永遠是他們不變的核心議題。但也許最值得一說的是他們在尊重兒童天性時又不一味順從其天性的明確意識。雜志是服務兒童的，但同時是引導兒童的。兒童為先，但不是兒童為大——兒童是需要教導、栽培和修整的。培養趣味，塑造人格，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才是《兒童時代》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70年，它是成千上萬的中國兒童的思想、情操、道德和美學情趣的燈塔，又是溫暖、溫馨、循循善誘的燈籠。它將“燈塔”和“燈籠”雙重意象留在了讀者的記憶之中。我想會有數不清的人在回憶他們曾閱讀的這份刊物時，會深情談起它曾對他們的成長所發生的奇妙作用。

“時代”不只是指人生的階段——兒童階段，還指兒童所在的那個時代，既關注兒童本身的問題，又關心時代問題，將兒童融入他所處的時代，是《兒童時代》同仁的共識。我們通過《兒童時代》幾代人回憶中記錄的過往：策劃、會談、聆聽、筆會等，可以感知到這一點。如果有一個發散性思維的歷史學家，舍棄通過描述國家大事、社會壯闊波瀾來呈現70年的歷史的寫作套路，而出人意料地只是從1950年4月1日《兒童時代》的創刊號開始一直閱讀到上個月剛出爐的《兒童時代》，也許能寫出一部生動的70年中國史。那些歡快地跳動著時代脈搏的文字，那些看似與時代無關而實際上在字里行間隱藏著時代蛛絲馬跡的文字，可以從另一個獨特的視角讓我們看到70年中國的歷史變遷，看到70年民族國家的演進。薄薄的一份雜志，能夠有這樣的功能，這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兒童時代》主要發表兒童文學作品。它是一份將“兒童”與“文學”的關系處理得比較好的雜志。雖然每一期體量不大，但累計起來，在它上面發表的兒童文學作品的數量也是十分可觀的。這也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今天可以從中選取大量的依然富有生命力的作品。我們看到，許多作品經過時空轉換的淘汰和擇取，可以毫無愧疚地安坐于“文學”殿堂的大頂之下，許多作品成了70年中國兒童文學史上的典范文本。這樣的結果，可能與這本雜志長期堅持作品的“文學性”有關。如果好好去辨析一下，我們將會發現，許多兒童文學作家的代表作當初就是從這里面世的。而這些作品的成功發表，也同時向這些作家無聲地傳達了一個信息：這就是文學作品。它發表這些作品，就是彰顯它對文學性標準的認同，所以才有了這樣可觀的成果。

它又不僅僅發表文學作品，它是一份“雜志”。非文學類的文本穿插其中，對于讀者而言實在是一種很好的安排。這樣的安排是對閱讀的調劑，既滿足了讀者的多種閱讀欲望，又襯托了文學作品。

幾代中國兒童文學作家在書寫他們的個人寫作史時，大概有許多人要提及《兒童時代》。他們中間，有一些人就是從《兒童時代》開始他們的寫作史的。而對于另一些人而言，《兒童時代》則是他們漫漫寫作歷程中不可多得的驛站。無論是從這里開始練手的，還是在這里大顯身手的，它都是他們需要感恩的一份雜志。因為如上所說，它是一份有背景的雜志，是兒童文學的“核心期刊”，它的特殊位置以及影響力，為他們的出道和在文學舞臺上散發光芒做了鑒定和證明，為他們打開了通道。“背景和前景”可能是一些與它息息相關的兒童文學作家可做的不大不小的文章。

說到練手，我愿意在此談論一個話題：短篇意識。

《兒童時代》因為體量的緣故，通常情況下，只能發表短小精悍的作品，這在無形之中恰恰幫助我們選擇了一個合理的寫作路數。我們這些人都是從短篇練起的，我們有今天，絕對離不開當年的短篇寫作。它讓我們知道了何為簡潔，何為精到，何為凝練，何為構思巧妙，它鍛煉了我們只用很少的文字就能讓人物呼之欲出的能力，讓我們懂得了如何做到“幅短神遙”。回想起來，我寫出《草房子》《青銅葵花》《蜻蜓眼》之類的長篇，是與當年長久寫作《第十一根紅布條》之類的短篇時練就的功夫分不開的。我們這些與《兒童時代》一路走來的人，至今也未忘懷短篇，我們會像一個演員為了保持他的藝術水準而不時回到話劇舞臺一樣，不時暫時告別長篇寫作而寫作短篇。我們寫作短篇的興趣是《兒童時代》這樣的雜志培養的，我們對短篇情深意長。我們發現，一部好的長篇有一個很重要的標志就是能從其中切割出一篇一篇短篇。我曾做過許多次嘗試，從《戰爭與和平》《九三年》等作品中切割出許多短篇，這些短篇后來被收到各種短篇小說集中，甚至被語文教材選入。我們這些人對《兒童時代》提供的短劇演出舞臺心存感激。

對文學雜志的閱讀曾是我們整個閱讀的重要組成部分。雜志閱讀和書籍閱讀，有著微妙的差異，而看似微妙的差別恰恰有可能是最重要的差異。記得那時訂一份《兒童時代》這樣的雜志，是一件奢侈而幸福的事情。每當雜志快要到達的那些日子里，我們會在一種盼望中度過分分秒秒，猶如等待一列載人去向遠方的列車。《兒童時代》給了我們許多人美好歲月，在它70華誕之際，我們由衷地祝愿它繼續成為燈塔和燈籠，引領無數中國兒童走向風景無邊的前方。

《兒童時代》永遠是兒童的，永遠是時代的。

（本文為作者為《兒童時代》70周年典藏書系所作的序，即將由中國中福會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