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女孩的名字，肯定不叫合歡。韓信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是在六月一個早晨上學的路上。那條通向學校的街道兩旁，正盛開著一樹樹的合歡花。”《合歡》這部小說開頭這幾句話，三年多前就寫在我的一個空白筆記本上。這是我的第一本兒童小說《紅臉兒》出版不久后的事情。

合歡樹，和合歡樹下的那位漂亮的老師,以及她可愛的小女孩，從童年起一直存活在我的心里，始終鮮活如昨。只是，我一直沒敢去觸動她們，觸動她們，也就是觸動我童年的記憶。我怕寫不好，對不起她們，也對不起自己。在我幾十年的寫作生涯中，還從來沒有這樣猶豫躑躅過。

我知道，這就是兒童文學寫作的難處。不知別人如何，我一直認為，在所有文學樣式中，兒童文學最難。之所以難，是因為要寫的對象是兒童，而寫作者卻已經不是兒童，早早遠離了童年。這種時間和心理的落差，要求寫作者重返童年，如同返老還童一樣艱難，甚至是不可能的。

前些日子，重讀陳伯吹先生1985年寫過的一段話，這是陳先生為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兒童文學史概述》序中的一段話：“‘兒童的被發現’，這一提法，對兒童工作者說來，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也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如果把兒童看作縮小的成人，無視他們獨立的人格，那么，當然在文學天地里沒有他們的一席之地了。”

陳先生說 “兒童的被發現”，而不說“發現兒童”，我想，在于前者兒童是主體，后者寫作者成為了主體。在兒童文學創作中，這樣主次顛倒的，有不少，甚至是常見的。于是，作品中所呈現的兒童，便是陳先生所說的“縮小的成人”。這是我格外要警惕的。

于是，躊躇了三年多之后，只有八萬多字的《合歡》,才遲遲寫成。我變得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其實，故事并不難編寫，難的是如何讓“兒童的被發現”。在這樣被發現的過程中，也發現了自己遠逝的童年，竟然是那樣豐富多彩而令人心動。在這樣彼此被發現的過程中，作者真的像是返老還童了。這實在是兒童文學創作者的福分。

我的小說，常愿意從結尾寫起。《合歡》這部小說，最初，我寫了三種結尾，讓合歡的人生有了三種不同的結局。之所以這樣寫，是不想將小說帶入兒童小說既定的審美定勢和創作模式之中，不想將小說寫成一支甜蜜的棒棒糖。

我信服海明威曾經說過的話：“一個作者最好的早期訓練是什么？是不幸的童年。”但，也不盡全是。聽從了編輯和評論家以及朋友的意見，如今小說的尾聲只剩下一種結局。盡管這一種結局依然有些惘然若失的傷感。

盡管我寫得小心翼翼，但不敢說寫得很好。我要感謝出版社朋友三年多來一直的鼓勵、寬容，和耐心的等待，讓我寫成了這部小說，讓我的晚年能夠奇跡般地重返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