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身份

在今天的文學語境中，“青年”無疑是一頂冠冕。問題在于，既是冠冕，便注定要戴在不同的頭顱上。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青年寫作”話題永恒，與“青年”頭銜相匹配的作家卻注定要一茬一茬地更換下去。正如辛波斯卡在《博物館》一詩中描述過的那樣：“王冠的壽命比頭長/手輸給了手套/右腳的鞋打敗了右腳。”“青年”——這煊赫的資本乃至足夠多現實便利的天然入口——同時也構成了潛在的焦慮。

因此，我們不得不首先對“青年”這一身份展開重新的思考：我們如何去界定和理解它，應當從怎樣的角度去闡釋它內含的意義、并種下相對應的期待？在我看來，對“青年”身份（以及與之相關的“青年作家”或“青年寫作”等）的理解，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維度：動態時間的維度，以及靜態時間的維度。

就拿90后作家來舉例吧！這個已然高度活躍、但距離真正的經典化顯然還存在距離的群體，無疑是與當下文學語境里“青年”身份最貼合的樣本。什么叫以動態時間維度來看90后作家？就是在持續運行的時間意義上理解90后——它指向隨時變動的年齡，當我們在2020年談論90后作家，就意味著我們在談論的是一批年齡不超過三十歲的寫作者。換言之，我們在談論的是“年輕”。年輕當然很好，但這種“好”是不牢靠的，它是一種耗材，并且很容易被外力征用。讓我們想想90后的前輩們吧！1998年《作家》雜志推出的70后被冠以“美女作家”之名，借助“新概念作文大賽”閃亮登場的80后作家則在出道時帶上了“青春文學”的帽子。二者在當年的語境中都在宣傳營銷層面收獲了巨大的成功，但如今看來，這種成功更多與“年輕”掛鉤，當時過境遷，70后的“美女”變成了“熟女”（當然，或許依舊很美，但與當時的“美”內涵早已不同），80后的“青春”迫近了中年危機，我們對這兩批作家的想象，早已不能延續當初的模式。相應地，70后或80后的身份，也已經——或者說很快就會——不再是創作者的護身符。“年輕”是一種快消品，與之相關的一切榮耀都有保質期，這不只是文學行業的特色，而是根源于最基本的自然法則。

70后年輕過、80后年輕過，如今到點上場，享用“年輕”紅利的換成了90后。這一切看上去順理成章，談起來理所當然，然而如果僅僅以此種方式去理解“青年作家”和“青年寫作”，我們對“青年”的理解和期許會顯得非常狹隘乃至虛妄——并且它會很容易地被消費邏輯和政績思維捕獲，前段時間已有評論家在反思當下文學界的“青年崇拜”乃至“媚少”現象，這類現象出現的根源，我覺得便同“消費邏輯”與“政績思維”不無關系。

因此，在我看來，“青年”身份更大的合法性，來自靜態時間的維度。它意味著與特定年代的緊密綁定——而這一年代在當下語境中無疑是新近的、因而是“青年”的。是的，動態時間游走于“年齡”，靜態時間則凝視于“年代”。以動態觀之，此刻我三十歲，十年之后，將會有另一批三十歲的人站在我此刻所在的地方，“我”本無足輕重。而以靜態觀之，一個人出生于1990年代，這是任何人、任何變化都無法改變和取代的。他永遠是1990年代生人，時間帶來的變化或許僅僅在于，他是攜帶著“1990一代”的精神結構行走在2020年還是2030年。在此意義上，他的寫作與特定的年齡無關，而只與特定的時代有關：他的身上攜帶著成長于此年代之人所面臨的一切快樂悲傷喜悅痛苦，攜帶著這個年代獨有的精神結構、文化背景、歷史疑難及其解決之道，詮釋著這個時代的個體理解世界與生活的特有方式（即便他在作品中具體書寫的故事是關于上古或未來）。

在一種與生俱來的同構性中，寫作者從他身處和成長的、至今年輕的時代里，獲得隨時更新的身份認同。這才是“青年”在文學中真正不可取消的合法性所在：它意味著社會歷史的同時代性，既不會過期，也無法被剝奪。

二、基點

按照“靈魂發問”的慣常邏輯，問完“我是誰”，下一個問題，就該是“我從哪里來”。我的這篇文章自然也不必刻意免俗，緊接著身份話題，不妨就談一談這代青年寫作者的精神基點。

我一直認為，這一代寫作者獨特而能量巨大的文學可能性，就蟄伏在這“基點”里面。如果采取當下最普遍的方式，將“青年作家”的范圍大致圈定在1970年之后出生的寫作者，我們會發現，他們大多是成長于一個相對特殊、某種意義上缺少歷史經驗參照的全新年代之中。有很多種方式可以用來形容他們成長的這段時期。例如，我們可以說它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少有的“好好過日子的時代”，自他們的青春時代起，大規模戰爭和全面動蕩基本絕跡，歷史敘事的總體語境是平穩漸變的；例如，我們可以說這是一段罕有的“富足”日子，饑餓與貧窮不再是主流經驗，這代人的精神敏感帶從“生存”變成了“生活”；再例如，我們可以參照引入社會政治歷史的大坐標大名詞，“改革開放”“經濟全球化”“消費社會”一類的概念每一項都足以讓人大書特書。總而言之，這是一個充滿了全新特質、呈現出新的穩定形態的時代。這個時代的寫作者（或者不妨干脆說：我們），或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批在“作為常識的現代生活”里集體成長起來的文學人。

如果我們相信中國新文學的初心之一，就是推動從社會文化到個體精神的現代化轉型，那么這一代寫作者的文學起點，幾乎是站在此前百年中國文學的使命終點上；曾經被我們的先輩呼喚、追求、想象和爭論過的一切，在我們睜開眼時，便已安靜地橫陳在我們手邊——仿佛這世界本來便是如此。這是“常識”和“常態”帶來的遺憾：它缺少驚奇的味道，很難直接點燃我們的激情，甚至經常令我們陷入習焉不察的麻木平靜狀態里面（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新文學創生以來的百年歷史中，歷史矛盾的劇烈運動——不論是圍繞“啟蒙”“革命”還是聚焦社會變革——曾經作為強勁的動力，長期貫穿在中國文學發展邏輯的內部）。但反過來說，“常識”也為這一代人的寫作帶來了優勢，因為我們終于能夠以平視（甚至體諒）的姿態來審視與“現代”相關的一切：都市、貨幣、陌生人社會、身心的游蕩狀態、與豐饒共生的虛無、因多元而起的困惑……這種骨子里的諳熟，使我們對現代生活的光與影都有更細致的理解體會，而這種體會將終于不再是空洞的想象或人云亦云，相反，將會從最私密、最幽微、最細枝末節之處獲得它的詮釋——不是從一張圖紙或一行口號，而是從一句話、一杯酒、一道背影、一個眼神之中，我們將忽然識別出這個時代全部的傷痛與榮光。

這種跟源自常識（甚至無意識）的理解，意味著一種全新的精神基點與文學基點，其中暗藏著新題材、新對象，以及人與世界與生活與自我的新關系的書寫可能。如果說，對更早先作家而言，緩緩敞開的是一個新的世界；那么對當下的青年作家而言，隨這世界一并敞開的還有那些毛細血管般隱秘分岔的小徑入口。幾年前，張定浩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城市小說是那些在一個城市讀過小學的人才有可能寫好的小說”①。看上去似乎有些武斷，但我們如果將此理解為一種文學修辭，其道理無疑是對的：他所強調的其實是對現代生活的一種生命本能般的熟悉，猶如莫言那一代作家熟悉土地一樣。這種本能般的熟悉，乃至潛意識中的生命同構性，在今天青年作家中的普及還是局部性的。但在可以想見的將來，其全面普及僅僅是時間問題。

三、經驗

基點意味著前提，但文學不能只有前提。一切前提的實現，都有賴于具體的操作。因而以下這一難題終究是今天的青年寫作者急需解決的：如何以更好的文學方式，去為那些似乎已足夠諳熟的經驗賦形。

在今日的語境中，這種賦形無疑困難。因為對任何經驗的賦形（呈現和詮釋）都不僅僅關乎經驗本身，而是關乎此經驗在生活世界總體結構（普遍經驗）中的位置，以及與時代總體性的關系。但呈現在我們眼前——以及心中——的世界，卻往往是凌亂、破碎的。

對現代之前的作家們來說，這是很少遇到的問題。盧卡奇在《小說理論》一開篇便指出，“對那些極幸福的時代來說，星空就是可走和要走的諸條道路之地圖，那些道路亦為星光所照亮……世界廣闊無垠，卻又像自己的家園一樣，因為在心靈里燃燒著的火，像群星一樣有同一本性”②。而現代性給我們的啟示，卻是要“將社會和社會關系看作處在流動狀態中，處在運轉中，處在永恒的運動中”③。隨之瓦解的是過往的文學經驗和表現方式，“（古典的寫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識別作為所指目標的一般世界的能力；而社會情況的變化，已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世界并不止一個”④。

在這樣的語境之下，具象經驗與抽象心靈間的聯結方式也往往是滑動的、存疑的，甚至是隨機的、具有迷惑性的。縱然青年寫作者在對時代經驗的體察、捕捉方面頗具優勢，但如何安放這些經驗、進而真正表達出這些經驗（我指的是，使其真正進入時代的審美意象譜系、并與個體精神生活發生有機關聯），依然構成了巨大的難度——觸摸并適應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或許并不太難，真正有難度的是在“眾聲喧嘩”之中實現“眾神歸位”。在我看來，這也恰恰是在“作為常識的現代生活”里成長起來的這代青年作家的歷史任務。

這樣的任務，要求藝術創造者對生活世界有系統的理解與總體的把握。只可惜，要走的路看起來還很長，我們今天的許多青年作家遑論理解把握，恐怕連“認知”和“看法”都是碎片化的。于是，我們在今天的文學作品看到了太多漂浮的、孤立的、原子化的當下經驗，在一種既“新鮮”又“脫水”的悖論狀態里，它們呈現出蒼白虛胖的樣態，我將此稱之為“虛偽的材料本位主義”的產物：“海量的‘物’以及圍繞物展開的動作，織構起特定的生活想象，仿佛人物（及其生活）本身便是這些材料的集合體……虛胖的材料鋪排、千篇一律的意象沖擊、對經驗表象的廉價物理性提取，這一切正在透支相關經驗的美學刺激性及歷史刺激性。它會使讀者變得麻木，從而也無形中敗壞了經驗自身的美學效力、扼殺了文學自身的生長空間——它會使日常經驗的大片領域，在詩學意義上變成了過度耕種后的鹽堿地。”⑤

甚至退一步講，在社會分工高度精細化的今天，就連青年寫作者對“經驗”的接觸和占有，其實也面臨危機。良好的人文教育背景和文學理論素養，在新一代的青年作家中日漸成為標配，這本身是好事，背后卻潛藏著另類的臺詞：他們多半共享著相似的人生軌跡，讀書、進修、在與同類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在社會的主流或前沿領域占據一席之地。這樣的人生軌跡按部就班，像喬木一樣直挺挺地往上長，既“正確”又“節能”。問題在于，文學不是喬木，而是灌木，甚至是藤蔓，它應當生長在大地上、并不斷向泥土攤開自己，用無限延展的表面積與生活的切面擁抱，進而從每一平方厘米的擁抱中汲取自身的營養。喬木意義上的正確，對于灌木便是問題。這一問題所導致的，便是越來越同質化的經驗資源、生活視野、思維方式、審美趣味，甚至導致了某些“套路化”寫作的出現。

四、冒犯

相比于中國現當代文學歷史上曾有的時代，今天的青年寫作者，似乎處在一種較為罕見的、與時代現狀充分融洽的相處狀態里。也許正是由于這種原因，我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那種具有足夠規模、引發集體震顫的文學思潮流派——同樣，正因如此，我們此刻才需要選擇“青年寫作”這樣一個相對籠統寬泛的范疇展開討論。很多人都渴望在青年寫作中看到更鮮明的冒犯精神。在我看來，這種冒犯，當然不是要強行制造文學與生活間的敵意乃至沖突，而是要時刻警醒于對舒適區的耽溺、對自我的重復，避免一個具有充分主體性的創造者，被馴化成生產鏈條上的麻木一環。

應當看到，這種舒適與麻木的傷害，已經以各形各色的方式在文本中表現了出來，例如，期刊腔調日益泛濫、人物形象及情節模式千人一面、空洞炫技并相互模仿彼此確證等。這也又一次使我想起阿甘本那段似乎已被過于泛濫地引用過的闡述：“同時代是通過脫節或時代錯誤而附著于時代的那種聯系。與時代過分契合的人，在各方面都緊系于時代的人，并非同時代人——這恰恰是因為他們（由于與時代的關系過分緊密而）無法看見時代；他們不能把自己的凝視緊緊保持在時代之上。”⑥

一種脫節、一次撕裂、一場旁逸斜出，不僅僅意味著自我的更新生長，更意味著寫作者與世界重新榫合的可能。一切光滑的表面都是難以附著的，今天的青年作家所迫切需要的、能夠幫助文學開拓出更寬闊未來可能的，或許正是一副難以安置的尖刺或犄角——要知道，只有硬而尖銳的器具，才能在墻壁上鑿出“眾神歸位”所需的神龕。

當然，要尋得這樣的犄角，也需要更具活力的整體文學環境：對“冒犯”精神的包容、對異質文本的興趣、美學趣味的開放、話語系統的更新、篩選機制的健全。當談論青年寫作的時候，我們每個人也有必要時刻提醒自己，我們期待的是“文學力量的生長”，而不僅僅是機械化的“作家梯隊建設”。我愿意看到年輕作家在文本上顯得老辣，但絕不愿他們只“老”不“辣”——“老”而不“辣”只有在燉湯的老柴雞那里才是優秀品質，而文學畢竟不同于雞湯。如果有一天，我們只會欣賞、并且不斷鼓勵青年作家變成那種“老柴雞”式的作者，那只能說明，我們時代在精神力的層面已經衰弱成了一個剛剛出院的病人。

（李壯，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

注釋：

①張定浩：《關于“城市小說”的札記》，《上海文化》2014年第11期。

②［匈］盧卡奇：《小說理論》，燕宏遠、李懷濤譯，商務印書館，2012，第19頁。

③［英］戴維·弗里斯比：《現代性的碎片》，盧暉臨、周怡、李林艷譯，商務印書館，2013，第19頁。

④［美］喬納森·卡勒：《結構主義詩學》，盛寧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第156頁。

⑤李壯：《“當下性焦慮”與“虛偽的材料本位主義”：有關青年創作的一種反思》，《上海文學》2019年第9期。

⑥［意］吉奧喬·阿甘本《何為同時代？》，王立秋譯，《上海文化》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