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 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著名漢學家王德威主編的《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在哈佛大學出版社推出,該書由美、亞、歐三大洲的一百多位學者歷時五年編撰而成,敘述了從1635年至2066年的“中國現代文學”，全書由161篇短小精悍的文字所組成，別具一格，引人注目。本文是該書中的篇章之一。

1905年1月6日（光緒三十年臘月初一），京師大學堂優級師范科學期已結束。經過數月的艱辛，林傳甲（1877—1922）已編訂完成授課講義，并依照大學堂規定呈繳報告于學術委員會主席。講義末尾寫了：“文乃一國之本，國民教育之始。”爾后他在編撰的文學史前言重申此一觀點：“中國文學是我們國民教育的基礎。”這也是《中國文學史》一書的主要觀點，學術界普遍認為該書為第一部中國學者寫成的《中國文學史》。

林傳甲出生于福建省，早年就學于湖廣總督張之洞（1837—1909）創建的西湖學院。在這所體現了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理念的學校，林傳甲接觸了地理、數學和其他西方知識，同時接受科舉考試訓練。1902年，他通過福建省鄉試，考取舉人，卻在北京會試中落第。1904年6月，林傳甲遠赴北京，擔任京師大學堂優級師范科中文教習。當時京師大學堂正處于變革之中，張之洞的《奏定大學堂章程》數月前甫獲慈禧太后（1835—1908）批準，它是影響晚清教育發展三大章程的最后一個。林傳甲來到大學堂不久旋即授課，他發現舊章程已失去意義，而剛頒布的新章程尚未提供實際指導，因此他依照自己對課程體系的理解規劃教學。他的講義是一系列古怪元素的組合，或曰是一種妥協，例如講義需要為一門新學科提供定義，也要符合培養實用文寫手的目標。這些目標恰到好處的體現了“文”這一晚清知識分子思想中不斷變化的概念。

中國傳統中“文”的涵義甚廣。廣義而言，可以指任何形式的 “紋理”，如：“天的紋理”（天文）指天文學，“地的紋理”（地文）指地形學；“人性的紋理”（人文）意指文化；同時也意味著書寫語言。在寫作意義上，“文”的涵義包括實用性，如官方檔案；消遣和鑒賞目的如賦、駢文；及表達個人內在情感的詩歌。“文”也意指高質量的文章、辭章，這些都是純文學。就狹義而言，“文”指“散文”，是與“韻文”相對的概念。因此，“文”兼具實用性和非實用性（甚至趣味性），且就更寬泛的意義而言，也可視為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但在前現代時期，小說和戲劇并不被視為“文”的一部分，到了改革已勢不可擋的晚清，“文”的意義變得更為復雜。中國知識分子關于“文”和“文學”的觀念，存在著巨大的模糊和曖昧性，這在教育現代化的過程中體現得最為明顯。

京師大學堂——中國第一所現代綜合大學——是1898年百日維新的產物。在光緒帝的支持下，康有為和梁啟超啟動了改良計劃，梁啟超受命籌辦一個西式大學，用以培養具備現代知識的人才。但當慈禧太后奪回大權后，改良計劃因而功敗垂成，唯獨籌辦大學計劃得以保留。1902年，慈禧太后敕令高級官員、教育家張百熙（1847—1907）修訂國家教育制度。此后張百熙掌管京師大學堂，直至1904年迫于政治壓力舉薦張之洞繼任。林傳甲入校之際，張百熙的課程目錄才剛實施。相較于之前的改良主義者梁啟超的設計，這份課程目錄更偏重中國文學，梁啟超的課程視文學為一般性的研究領域和練習寫作技巧的科目。

盡管張之洞是保守派政治家，但他計劃藉中國文學學程將傳統中國文學推廣至世界，將 “文”或“文學”的研究，從定義含糊的概念轉變為獨立的知識體。該學程兼容并蓄，結構合理，包括一系列經典文學課程，如“歷代文章流變”、“古人論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以及西方文學史、世界歷史等國外相關課程。但大學面臨著各式各樣的問題，不僅難有合適的教學材料，對舊教學體制下的學生也沒有過渡期安排。林傳甲負責教授學生第二階段的中國文學學程，他發現學生對第一階段課程并不熟悉；更精確地說，他們欠缺中國文學史的知識。為補救這一缺失，林傳甲準備了新講義，并開設專門課程。他因而成為后世研究者眼中，第一位撰寫文學史的中國人。

因無前例可循，張之洞設計的中國文學史課程缺乏具體范本。意識到這一事實，他在章程中暗示教師備課時，可參考日本人的中國文學史著作。林傳甲因此從日本學者笹川種郎（1870—1949）的《支那文學史》（1898）中汲取靈感，他所寫成的文學史講義被認為是中國文學史的開拓之作，但許多人質疑該書的立足點。這本著作主要討論詞源、語音和散文（主要為古文和駢文）風格的歷史變遷，對通俗小說和戲劇避而不談，詩歌著墨亦少。林傳甲認為小說、戲劇為下里巴人之作，文學價值乏善可陳，詩歌則缺乏實際用途。林傳甲的文學觀一再被批評為過于傳統和教條，原因在于晚清之際中西思想交匯，有趣而新穎的觀念層出不窮，作為一本代表性論著，林著欠缺人們所期待的活力和原創性。

就在林傳甲授課講義即將完成之際，一名蘇州學者開始著手另一部后來成為名著的文學史。當時，東吳大學副校長孫樂文（1850—1911）建議編寫大學自用講義。因此，同校文學教授黃人（1866—1913）開始著手撰寫一部翔實的中國文學史。與林傳甲認為“文學是一國文化之精髓”的信念相似，黃人指出：“保存文學，實無異保存一切國粹，而文學史之能動人愛國、保種之感情，亦無異于國史焉。”但這一位自詡為摩西的人物，想象文學的方式卻與林傳甲大相徑庭，他的文學觀念比林傳甲“西化”得多。他的著作大量借鑒日本學者太田義雄（1880—？）的《文學概論》（1896），此書借鑒了許多西方的文學論述觀念。黃人以極大的熱情向國人介紹西方以情感、美學價值所定義的文學觀念：“美為構成文學的最要素，文學而不美，猶無靈魂之肉體……美則屬于感情，故文學之實體可謂之感情云。”這一論述有助于厘清“文學”的邊界，也可視為對這門學科的另一種界定。

1910年，林傳甲的講義以《中國文學史》為書名出版，或許為了說明該書的頗有來源，封面附“京師大學堂講義”字樣，此后該書歷經多次重印。黃人的著作原為課堂授課之用，后拓展為一部29卷的專著，于1926年印行，但流傳不廣，數十年默默無聞，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引起文學研究者的注意，其人其書所受的關注與日俱增。如今，林傳甲仍被視為中國文學史寫作的草創者，但更具學術價值的則是黃人的著作。黃著在當時可謂相當前衛，書中觀點與現代讀者對文學的認知頗具共通性。不同于林傳甲，黃人不僅肯定小說和詩歌的價值，且認為這些都是“最純粹的文學形式”。在“明朝通俗小說”的導言中，他對小說如何反映當時普遍存在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社會弊病有所剖析。他指出“文學為言語思想自由之代表”，依據此理念，他把文學的人文主義價值置于重要地位。

1905年，林傳甲離開京師大學堂，游走各地擔任地方官，并專注婦女、兒童教育以及地名的研究。短暫的大學教習生涯過后，他再也沒寫過任何關于文學的著作，晚年編撰了許多關于浙江、江蘇、安徽等各省的地名詞典。45歲時，林傳甲病逝于吉林省教育官員任內。林傳甲沒有文學雄心，講義主要是為了貫徹張之洞的教學大綱。這是一段歷史的巧合，林著借用了日本學者的書名，予人一種擬編寫一部貫徹的、系統性的中國文學史的期待。然而，這一期待是錯置的，因為作者從未有此意。但就某種程度上而言，或許可以從此書出發，反思張之洞藉由將“文”制度化以維系傳統文化的謀慮。張之洞的思考不乏創新之處，但除了從日本引入文學術語，在面對如何在現代世界中重構“文”這一點，他是失敗了。

文學是黃人持續一生激情的志業。因此，他也從事其他豐富多彩的文學活動，如撰寫《小說小話》，編寫《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出版文學雜志《小說林》，并譯介多種外國文學作品。這位多才的學者于1913年去世，年僅47歲。同年，國民黨領導人宋教仁（1882—1913）遇刺，孫中山流亡日本，發起針對臨時大總統袁世凱（1859—1916）的 “二次革命”。黃人是一位具有強烈愛國情懷的知識分子，據說當時混亂不堪的政治形勢，最終令他狂疾發作，脆弱的身體也進一步惡化，導致英年早逝。

“文乃一國之本，國民教育之始。”相同的理念催生了兩部截然不同的文學史論著，因作者對“文”的觀念不同使然。林傳甲的著作與京師大學堂密切相關，代表了主流文人的立場。與此相對，黃人任教于一所由美國南方監理會（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建立的具有西方背景的大學，因此通過西方視角檢視中國文學，對他而言并無不妥。黃人的超時代觀點卻也引發了一系列的提問：何謂“現代化”中國文學？等同于“西化”文學嗎？中西文學文化間的共同點何在？現代性下的傳統文學價值和角色是什么？這是即將到來的五四知識分子所不得不正視的“大哉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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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3、Milena Dole?elova-Velingelová,“Literary Historiography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1904-1928): Constructions of Cultural Memory,” in The Appropriations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ed. Milena Dole?elova-Velingelová and O. Kárl (Cambridge, MA, 2001), 13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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