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斯坦納去世的那一天，我并沒有轉發悼念新聞，而是重讀他的《語言與沉默》。他是一位批評家，更是一位文體大師和人文主義者，他這輩子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批評作為一項文學藝術，而不只是小說等門類的附庸。他的批評就像雷蒙德·錢德勒寫的偵探小說一樣，抽絲剝繭，雄心勃勃，在不乏幽默睿智語言的同時，又流露出蒼涼的嘆息。

《語言與沉默》是一本容易寫垮的書，因為斯坦納面對的不是文學新人，而是荷馬、莎士比亞、卡爾·馬克思、君特·格拉斯、列維·斯特勞斯這樣的經典作家。他們不只有詩人、小說家，也有劇作家、社會學家、媒介分析者這樣傳統文學批評不會照射的領域，斯坦納玩心大發，要用一張網把他們容納進自己的文學世界，可這也是棘手的麻煩，若不做到勢均力敵，讀者只會記住荷馬、莎士比亞，而不會理會他喬治·斯坦納，評論經典作家的書已經爛大街，鼓吹圣賢的陳詞濫調連廁紙都嫌貴，斯坦納有什么辦法，能在舊瓶子里玩出新意？這是一本理論批評著作最大的挑戰，而現在人們知道，斯坦納不但完成了任務，而且極其出色，如今人們翻開這本書，首先想到的不是別人，正是這位不走尋常路的批評家。

來源：澎湃新聞

把一本批評著作寫成文學作品，直到今天仍被閱讀而不至于速朽，斯坦納是怎么做到的？問題的關鍵，在于他對文學批評的定位。

關于文學批評，斯坦納引用了一段詩人龐德的話：

“談到《尤利西斯》的時候，龐德宣布，‘我們受制于語詞，法律刻寫于語詞，文學是保持語詞活力和精確的惟一方式。’利維斯補充說，只有批評才能擔保文學完成任務。利維斯認為，批評是‘人文核心’（the central humanityiy），是技術、道德、社會價值的展覽者和守衛者。”

斯坦納把批評作為一種高貴的藝術，他沒有低著頭哈著腰佝僂著背去做批評，而是敢于冒犯權威，在寫作中保持批評和被批評對象之間的平等。諸多文學批評的問題，是批評家害怕得罪權威，所以不敢痛下狠嘴，而是扭捏著身子，佯裝圓滑，說一些看似有理實則不痛不癢的片湯話。這些批評很精巧，猶如學術論文一樣規范，但在里面沒有“人”，只有“術語”，沒有“作者”，只有“主義”，讀者不買賬，因為它們不過是陳詞濫調的拼貼，而非創新的藝術。

《語言與沉默》打破速朽的原因在于它重視腔調。讀者閱讀它，無論是辛辣點評還是筆鋒婉轉，都能感受到作者的誠懇、用心和他所經營的“腔調”。喬治·斯坦納并不想把這本書寫成古板的圈子內讀物，而是像小說家一樣練習自己的風格，把這種風格應用到批評實踐中，這種喬治·斯坦納風格，是一針見血和華麗掉書袋之間的結合，也是作者致力于以語言為基礎來展開的文學議論。斯坦納之所以重視語言，是因為語言乃是人類展開自己的交流乃至生活方式的源泉，語言不但決定著文學的質量，也深刻影響著一個社會主流的思考方式和意識形態。

在書中，斯坦納敏銳地指出：“在我們時代,政治語言已經感染了晦澀和瘋癲。再大的謊言都能拐彎抹角地表達,再卑劣的殘忍都能在歷史主義的元詞中找到借口。”他致力于辨析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同時指出文學與歷史和政治的緊密聯系，他破除了那類文學可以獨善其身的想法，而是冷峻地告訴世人：沉默的引誘——認為藝術在某些現實情況下微不足道、無濟于事―—也近在眼前，集中營的世界，是在理性的范疇之外，也是在語言的范圍之外，如果要說出這種‘不可言說’的東西，會危害到語言的存在，因為語言本是人道和理性之真理的創造者和存載者。一種充溢著謊言和暴力的語言，不可能再有生命。”

斯坦納格外關心奧斯維辛的歷史，對納粹的批評成為書中的一條隱線。他注意到納粹等熱衷于擴張的統治組織如何征用語言，通過對語言的改造，來加強民眾對他們的信任。在回顧納粹德國的統治時，斯坦納說出了一個令人悲觀的事實：一個人晚上可以讀歌德和里爾克，可以談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會去奧斯維辛集中營上班。與此同時，一個人可以在高等學院接受啟蒙主義教育，享受尼采和海德格爾的啟迪，但這不影響他面不改色地操控對“他者”的屠殺。

二十世紀的大屠殺，往往是理性進入到一個極端產物，看似是烏合之眾和劊子手，背后卻不乏哲學家、知識領袖的身影。理性訓練可以讓一個人更成熟，也可能讓他變得更冷漠，對他者的生存困境更加無動于衷。

《語言與沉默》

《語言與沉默》適合與另一本書對照來讀，這本書是哲學家齊格蒙特·鮑曼的《現代性與大屠殺》。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鮑曼從工具理性和官僚機構運作的角度分析了大屠殺“如何成為可能”。他首先梳理了猶太人流亡的歷史和西方反猶主義的由來，指出由于宗教信仰和習俗的特殊性，猶太人長期處于“無民族的民族”狀態，被污名、被驅逐，在歐洲的土地上只能作為“永恒的邊際人”而存在。但是，鮑曼并不認為猶太人的特性是造成大屠殺的根源，他質疑兩種對納粹屠殺猶太人的陳詞濫調。一種是猶太人特殊論，即僅僅將此事作為針對猶太人的特殊事件；另一種是將其視為廣泛社會現象的一個極端，并最終把責任歸咎于幾個政治強人身上。針對這兩種觀點，鮑曼提出質疑：“大屠殺究竟是現代性語境下一種極端性的失敗現象，還是其本身就是現代性的產物？”

在《現代性與大屠殺》的扉頁上，鮑曼引用了作家喬治·奧威爾在1941年出版的《英格蘭，你的英格蘭》里的一段話：“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高度文明化的人類在頭頂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們作為個人對我沒有絲毫敵意，我對他們也是如此。常言道，他們只是在‘施行他們的職責’。我一點兒也不懷疑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善良的、遵紀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從未想過去殺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們中有人處心積慮地放置一個炸彈將我炸成齏粉，他也決不會因此而寢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國家，有權利赦免他的罪惡的國家。”

鮑曼全書論述的就是現代性與大屠殺之間的關系。大屠殺并不外在于現代文明，納粹式的大屠殺就是現代文明的產物。現代文明締造的科層制、發達官僚主義和先進技術，為大屠殺中大部分人的道德豁免提供了條件。鮑曼的論述令人想起漢娜·阿倫特對“平庸之惡”的解釋。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對艾希曼的審判在耶路撒冷進行，審判一直持續到5月31日，艾希曼最終被判處絞刑。當時，阿倫特以《 紐約客》特約撰稿人的身份，現場報道了這場審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于艾希曼審判的報告》，提出了“平庸之惡”的概念。“平庸之惡”的關鍵在于作惡者的無意識——他們不認為自己在作惡，而只是在完成任務或隨波逐流。有時候，他們甚至是出于對工作的負責而參與到集體的惡行，阿倫特希望人們意識到，“平庸之惡”是一種更普遍的惡行，沉默和附庸并非道德的豁免權，當集體之惡發生時，沉默或者趨炎附勢也在加劇惡行。

如今，奧斯維辛已成歷史，但“平庸之惡”并未遠去，在大量人群成為雇傭勞動力的社會背景下，“平庸之惡”的一種普遍反應是“打工者心態”帶來的道德豁免。人們在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時，常會以“我也沒辦法，這是我的工作”、“我也是被逼的”、“我只是打工的”為借口，來謀求道德中立的位置，使自己不受到良心的譴責。然而，斯坦納和鮑曼在回顧二戰歷史時都發現，這種明哲保身的心理、自我安慰的語言恰恰是大屠殺里的雇傭人員的說辭。納粹德國把迫害這一整體惡行，切割成一道道工序，每個工序由專人負責，他們沒有全程參與到迫害中，但他們成為迫害流程的一分子，他們中的很多人，可能不是最后的劊子手，手上沒有沾染鮮血，但實際上，正是他們的舉報、捉捕、虐待、拷打，乃至準備關于清洗的物品，一步步把受害者推向深淵。而在接受審訊時，他們的借口就是:“我也是被逼的……這是我的任務……”這就是現代性的屠殺，集體暴行被工具理性和程序化，那個所謂的惡，被推脫到虛無縹緲的集體，或者幾個代表者身上，而大多數參與其中的人，因為逃避了追責，沒有懲罰，也就無所謂深刻的懺悔。

針對這種明哲保身的心理，斯坦納提出一個詞叫“意識的孤島化”。當一個人在一項活動中只把自己當做零部件，他只想完成任務、保全自己，而不再去思考基本的是非善惡，不關心他人遭受的殘酷，他的意識將逐漸變得孤島化，在孤島化意識的指引下，人們傾向于思考“安全”，而不是思考“創造”，人們選擇更保守的策略，而不是開放地去接納不同的語言。

斯坦納同時在《語言與沉默》中指出：“科學可能中立。這既是它的優點，也是它的局限；正是這種局限學歸根結底還是‘微不足道’。科學不可能告訴我們，現代社會的，暴行根源何在。”有趣的是，這一說法同樣與鮑曼不謀而合。他們在重審大屠殺時通往了同一條路，那就是對現代科學和工具理性的反思。當20世紀的科技革命帶來人們對科學的崇拜時，他們卻多次提醒科學和理性存在的局限。如果人們放棄是非善惡的判斷，不加反思地擁抱技術和工具理性的神話，那么人們就只會是一個機械的人，而不是一個健全的、體察他人處境的善良人。

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鮑曼曾引用穆齊爾的小說《沒有個性的人》，暗示科學與理性并不能抓住人類的本質。《沒有個性的人》是一本堪比卡夫卡《城堡》的巨作，書中的主人公烏爾里希是奧匈帝國籌備皇帝在位30周年慶典委員會的一個小小秘書，他努力進取，渴望出人頭地，故事開始時的1913年8月，他32歲，正處于人生的迷茫期。他先后嘗試過當軍官、工程師和數學家，但都以失敗告終。后來，主人公反省道：在一個整體的秩序中，自己只是一個循規蹈矩的零部件，一個缺乏自由和自主的人，也即小說的標題所揭示的——他是一個沒有個性的人。而這正是現代文明科層制對很多人的塑造，閹割個性，量化量產，人們把聽從指令、完成任務作為生活的第一要務。

穆齊爾寫道：“今天……已經產生了一個無人的個性的世界，一個無經歷者的經歷的世界。”最終，主人公烏爾里希意識到：“對他來說，可能性比平庸的、死板的現實性更重要。”

鮑曼援引《沒有個性的人》，是希望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勇于反抗平庸，重拾自我的個性，在技術理性之外，重新思考實踐精神和人文主義。不要相信權威和技術告訴你的神話，而是從實踐中解放智慧，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社會學還是文學，都可以通過“細膩”、“共情”來給予讀者生活的啟示，而這也是對時下“文學無用論”的回應——文學并非無用，而是對工具理性的反抗。寫作者很多時候像一個種下種子的人。文學不是最終實現理想的那一個，但文學往往是種下可能性的東西。因此，現如今熱心于文學事業的人，不必氣餒。身為作者，我們可能不是最后看到春天到來的人，但如果我們都自暴自棄，春天是永遠不會到來的。一代人的理想在上一代人的交付之中生根發芽，如今，作者很大程度上完成的是交接棒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