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嚴吳嬋霞相識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她寫有一手好散文，兒童小說、童話都很出色，是香港兒童文學界的領軍人物之一，曾擔任香港兒童文藝協會會長，又是香港兒童圖書出版界的專家。有關魯迅與中國兒童文學的話題，并非新鮮話題，有過若干這類論文與著作。但是嚴吳嬋霞的《魯迅與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有其獨到價值。本書七章，分緒論、魯迅之前的兒童文學觀、魯迅的童年與兒童文學、魯迅的兒童文學理論、魯迅與科學小說、魯迅與現代中國童話、結論。作者在論述這些篇章中有兩個不可忽視的特點，一是注重魯迅與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主線索，系統而詳實的考證的可信性、充分性和飽滿性；二是對魯迅給予中國兒童文學的影響，不夸大、不神化，而是實事求是，考究研討的客觀性、直觀性和真實性，論述中魯迅的兒童文學觀念的起伏變化、糾偏、堅持，都說得明明白白，可算是一部魯迅對中國兒童文學影響的直言書。

篇幅關系，這里只就“魯迅的兒童文學觀及其影響”一章做一闡說。這也是本書最重要的章節。其一，魯迅給孩子以“人”的地位的確認。“救救孩子”是魯迅為孩子爭取“人的地位”的吶喊。關于孩子是“獨立的人”的主張，魯迅有許多文字在強調著；其二，魯迅對于兒童文學有關兒童心理、語言、題材、插畫等方面的獨到見解，熟悉魯迅的讀者一概了然，這里簡略。

其三，魯迅的“兒童本位論”對于同時代的作家影響及其實踐中的辯真。應該說，在魯迅的引導下，最忠實地響應的實踐者中，首提的該是郭沫若，就在魯迅1918年5月發表《狂人日記》和1919年11月發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之后，1921年1月，郭沫若發表了《兒童文學之管見》，郭沫若開宗明義就指明“兒童文學，無論采用何種形式(童話、童謠、劇曲)，是用兒童本位的文字……”另一位重要的實踐者就是鄭振鐸，鄭振鐸1922年1月主編《兒童世界》，他的編輯宗旨正是從魯迅的“救救孩子”的呼喊開始的。他說：“兒童比成人得更當心的保養。關于兒童讀物的刊行，自然得比一般讀物的刊行更要小心謹慎。‘救救孩子吧！’”還有一位出色的實踐者便是陳伯吹。陳伯吹1936年早春與魯迅有一次面緣。陳伯吹終其一生為孩子寫作“小孩子的大文學”，恐怕不無魯迅文學觀的影響。

其四，魯迅翻譯科學小說的初衷與演變。本書作者對魯迅最早期翻譯科學小說的動機與翻譯科學小說的手法以及閱讀對象都作了客觀的論說，無夸大之嫌。其中，魯迅正式開始他一生的文學活動，是在1902年負笈日本之后，1903年10月在東京進化社出版了他的譯作法國凡爾納的科學小說《月界旅行》，接著同年12月在《浙江潮》十期翻譯凡爾納的另一部科學小說《地底旅行》。魯迅時年22歲。魯迅譯作的動力來自于“科學可以救國”，他在《(月界旅行)辯言》中說：“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但1904年9月10日，魯迅進仙臺醫專期間，他的思想起了變化，他開始懷疑科學是否真能救國。1906年7月，魯迅中止學醫，離仙臺回東京，專門從事新文藝運動。本書作者指出了魯迅初譯中的幾點誤區，一是對凡爾納其人缺乏認識。他把《月界旅行》的作者誤作美國人倍倫，又把《地底旅行》作者誤作英國人威男。直到三十年后，他在《致楊霽云》的信中有了更正的說法。因他從日譯本轉譯，并非為凡爾納的盛名而譯作。二是魯迅翻譯《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時，并不以少年兒童為讀者對象。他當時對兒童或兒童文學并沒有表示特別的關注。三是魯迅的譯風是應順潮流，即“采章回體小說形式，譯述改寫外國文學作品”。正如魯迅在1934年5月15日給楊霽云信中所言：“我因為向學科學，所以喜歡科學小說，但年青時自作聰明，不肯直譯，回想起來悔之已晚。”另外魯迅對于介紹科學知識是否應“故事化”“文藝化”的認識也有反復。本書作者在這些問題上都作了不同的引證。并且認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便是從譯介外國作品到創作自已的作品起步的。

其五，魯迅的童話主張對中國童話創作的指導性。本書作者論述魯迅對中國童話的發展起的作用，有幾點很值得注意。一是魯迅只從事童話的翻譯，他并沒有撰寫過有關童話理論專著。可是，他在翻譯的外國童話的譯者引言、譯后記和書信、雜文中都論述過他對童話的獨到見解，而這些見解在當時及至今日都為兒童文學界所重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譬如，他關注了1931年關于童話教育功能的大爭論。魯迅在為孫用翻譯的《勇敢的約翰》寫的《校后記》中說下了這樣一番話：“對于童話，近來是連文武官員都有高見了，有的說是貓狗不應該會說話，稱作先生，失了人類的體統，有的說故事不應該講成王作帝，違背共和的精神。但我以為這似乎是‘杞天之憂’，其實倒沒什么要緊的。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員不同，它會進化，決不至于永遠停留在一個點上，到得胡子老長了，還在想騎了巨人到仙人島上去做皇帝。因為他后來就要懂得一點科學了，知道世上并沒有所謂巨人和仙人島。倘還想，那是生來的低能兒，即使終生不讀童話，也還是毫無出息。”這段話魯迅說出了童話的本質特征就是幻想。他在《小約翰引言》中還提出了“童話的魔力”來自于“實際和幻想的混合”的“寫作法則”等等。二是魯迅1935年在《表》的《譯者的話》中首肯了葉圣陶發表于1922年的《稻草人》，他寫道：“十來年前，葉圣陶先生的《稻草人》是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已創作的路的。”這段話銘刻在中國童話進程的石碑上。然而，本書作者還是把對葉圣陶童話的不同解讀展示了出來，并非因魯迅的話而一面倒的同聲。這是學術的良心。三是魯迅對張天翼的文學交往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例證，魯迅與張天翼經常通信，其中有一信中提到張天翼的小說“失之油滑”，算是批評吧。本書作者對于魯迅的批評在論述中又提供了不同的聲音。四是魯迅對當時童話界兩位直接說過評價的葉圣陶與張天翼，本書作者又作了客觀的比較，作者認為：“張天翼的童話為當時的生活于黑暗社會的中國人指出‘一條光明的正路’，這是十年前葉圣陶的創作童話所沒有的。”最后的結論寫道：“在中國現代童話史上，二十年代葉圣陶開辟了創作童話的道路，寫出反映現實社會具有中國特色的童話。至三十年代，張天翼繼承了這個中國自己創作童話的優良傳統，把現實主義童話用諷刺的手法發揚光大，為后來的童話家豎立了一個典范。”

這本專著塵封三十年居然被中華書局總編輯候明慧眼識珠，讓其得以問世，甚是感懷感佩。真真歲月無情，人有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