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歷經百年跋涉，其實也到了蛻變或突破的關鍵時刻。一切的檢視和展望，都是為了邁出新的步伐，深度參與新時代現實敘事的精神鑄造。這是詩歌發展的必然，也是詩人行走無法繞開的歷程。這涉及到當下與歷史、現實與內心等諸多關系，但核心只有一個，詩當是生活本質性的體現。無論是在現實中行走，還是在高空飛翔，總無法脫離大地。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得極為透徹，“藝術可以放飛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腳踩堅實的大地”。生活這片大地，是一切詩歌的起點和歸宿，這不需要質疑。正如海德格爾所說：“作詩并不飛越和超出大地，以便離棄大地，懸浮于大地之上。毋寧說，作詩首先把人帶向大地，使人歸屬于大地，從而使人進入棲居之中。”新時代的廣闊生活，就是詩歌無法也不能離開的大地。敏銳地探入生活內部，立于時代潮頭，進而抵達精神高地，自古以來、古今中外的偉大詩人，莫不如此。

寫好新時代，以詩歌的方式呈現新時代的生活紋理和精神脈絡，是詩人的使命，也是詩人之所以為詩人的基本素能。如何堅守純凈的詩歌理想，以獲得最大程度的審美之功？如何以詩的方式與現實對話，呈現復雜而多樣化的生活？如何忠于現實忠于內心又為新時代繪出傳神而充滿力量的精神圖景？這是一個宏大的命題，指涉生活與詩歌的互動。在我看來，詩歌回家，是我們首先要面對且亟待解決的問題。顯然，這里的“家”是一個多重性的復合概念，包括詩歌的本質、詩人的本真，以及對于生活的尊重和熱愛，等等。

與詩歌一起回家，就是要回到內心本真。詩與詩人的關系，原本應該很簡單。《毛詩大序》記載：“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南宋嚴羽《滄浪詩話》云：“詩者，吟詠性情也”。是的，詩與詩人當是坦誠相見，實現最大限度的統一。可惜，現實遠非如此。我們在追求真誠，在真誠寫詩的詩人，并不占多數。內心話語與詩中的文字，常常只是親戚關系的，甚至是仇人關系。文如其人，許多時候恐怕只是我們的一廂情愿，或只針對少數詩人而言。詩的純真，詩的遼闊，詩的高尚，詩的無功利，這背后的詩人，在做人方面，有時恰恰相反。我們尊重藝術的特殊性，從內心到外在的詩，會經歷種種的增減、變異，這不可避免。如同我們在生活中，心中所想與事實行為間常常也是無法吻合，甚至會完全背離。一個詩人與自己的詩盡可能相近，在當下是件難事。哪怕這已然是普遍性的存在，我們也不該漠視，甚至認為是理所當然。無論是詩歌理想還是流派思潮，出發點是詩人理應最大可能、最大限度地忠實于內心本真。“小我”的迷失，終究無法建構“大我”。如果對自己都沒有足夠的真誠，那么“以人民為中心”，也無法真正在創作中得以實現。

詩人回到內心本真，其實是給詩人在提升境界和精神方面提出了要求。如果詩人自己都不能活在自己的詩里，那么詩的力量將是極為有限的，是蒼白的虛弱的。文學是對現實的真切觀照，詩人當是“出色的現實和靈魂捕手”。而這些首先取決于詩人自身的心靈之光、生活的態度，以及觀察和思考世界的立場與方法。詩歌所傳達的堅硬的風骨和高蹈的精神，源于詩人的心靈之家。寫詩是與世界的對話，是向大眾的表達，更是詩人向內的自我修為。湯養宗有一首詩為《去人間》，也有一部同名的詩集。他是在以詩人的名義去人間言道說禪，喚醒沉睡。這是他的勇敢和自信所在。同時，他也覺得真正的詩人必須生活在人間，必須在人間營養詩歌。記得湯養宗曾說，“寫詩，是我做得最認真的一件事”，如此，寫詩是他的重要生活。當一個人真正把詩歌當成生活的重要部分，并有足夠的詩歌能力，那么，他的詩歌就值得我們認真閱讀。如今，我們處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新時代，詩人有責任讓自己與新時代同呼吸，將生活的真實與靈魂的真實進行有效的對接。這其實是一個基礎性而又老套的話題，即詩人首先是人，寫詩得先做人。直面現實需要勇氣，直面自己更需要勇氣。在此，我想說的是，詩人只有直面自己，寫下的詩才是真誠的，才會有對現實的真切把握，也才能有力量。只有知行合一，心跳與腳步同頻同振，詩與人同魂同體，才可能有偉大的詩和同樣偉大的詩人。也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感受新時代的“新”，書寫出新時代的“新”，才能無愧于我們這個時代，無愧于詩人的職責，無愧于詩的神圣。

與詩歌一起回家，就是要回到生活現場。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文藝工作者應當“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這是新時代的使命，也是新時代詩人的使命。不了解生活，不領受新時代的氣場，詩歌不可能出新。應當承認，因為種種原因，我們對現時的生活，對新時代廣闊的圖景，知之甚少，缺乏廣度與深度的體驗。新時代的話語已經全方位地參與我們的生活，而我們的詩語遠遠沒有跟上。具體的、個人化的生活，自然是體驗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樣的體驗有時被我們或多或少地屏蔽或遺忘。作為詩人，理當有清醒的體驗意識。我堅信生活的積累和主動性的參與，終將會激發詩情和詩性。

我寫詩之晚，晚得我自己都覺得驚訝。2017年5月20日，這在我的詩歌之路是一個值得記住的日子，這一天，我寫下了平生的第一首詩。此前，我創作散文小說，關注文學評論，偶爾也寫詩評，但從未寫過詩，也一直認為自己寫不了詩。2016年10月，我奉中國作協之命，到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臨潭縣掛職，助力脫貧攻堅。雖說我的人生和工作經歷相對而言，并不簡單，但臨潭之行，之于我的意義還是相當豐富。我出生在農村，高中畢業后參軍至武警部隊，摸爬滾打了很多年，從師級單位的副團崗位轉業到中國現代文學館。在軍旅生活的25年里，我一直在基層，在城市的郊外。經歷過幾次調動，當然也包括轉業，一次次進入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群。但這些基層生活和陌生狀態，都遠不及在臨潭的三年。人到中年，一切似乎都固化了，我到臨潭，看似是一粒石子投進平靜的水面，其實是一粒石子砸進了我的心湖。臨潭在高原，在藏區，在我的生活經驗之外，當然這對許多人而言也是極為陌生之地。我回到了鄉村，這與我童年體驗留下的記憶鄉村是完全不同的。名為副縣長，但因為是掛職，沒有實質的分工，其實是極邊緣化的角色。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使我真切地進入生活現場。我回到西部的自然之中，回到鄉村這一我人生的底色，在田間地頭和鄉親們相遇相識拉家常。是的，我從虛空回到了現實。這對我極為重要，尤其是人到中年，有了這樣的契機，更是難得可貴。我總覺得，不是我學會了寫詩，而是在生活中遇見了詩。

是的，詩就在生活里，等待我們去尋找。我的體會是，日常生活固然是體驗，但生活真相遠比日常生活豐富。尤其在新時代，日新月異的變化，是我們始料不及的，甚至遠遠超乎我們的想象。為此，我們只有向下再向下之后，才有可能上升再上升。中國作協副主席吉狄馬加說過：“我們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波瀾壯闊的時代，需要用詩歌去擁抱新時代、見證新時代、書寫新時代。這就要求詩人們將個體生命經驗融入到民族復興的偉大歷史進程中去，找到更好的交合點。” 他的長詩《大河》和《我，雪豹……》給我的印象相當深刻。大河即黃河，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詩人在向黃河致敬，也在整理自己的文化和情感。而《我，雪豹……》則是詩人回到內心，以歌詠英雄和新時代圖景的方式，爬梳自身的精神譜系。向上掀起精神高度，向下膜拜似大地一樣厚重的歷史文化，向內傾聽靈魂本真且純粹的呼吸。他在喚醒沉睡的文化，重拾古典審美，挑亮黑暗中的燈光，自信地走在新時代的大路上。是的，“擁抱”是首要的，只有擁抱，才能感受到新時代的溫度，才會有血脈相連的體察。新時代是一個時間概念，也是具寫的生活狀態。如果我們把新時代真正地當作我們生活的家，才能讓新詩常新，我們的詩才會有“親切之感、真切之暖、詩性之力”。

與詩歌一起回家，就是要回到詩歌的新時代審美。我們談論詩歌時，不能離開詩歌的疆域，不能離家出走。詩之所以為詩，總有詩所獨有的審美范式和品質。新時代的中國詩歌，是新時代的審美，是中國的審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這是我們詩歌的精神家園和靈魂所在。新詩在成長階段，接受多文化的熏陶是必須的，但這樣的熏陶，只有充分內化，才可能有益于成長。事實證明，只有外在形式的模仿和他者精神的生吞，而不顧我們自身的文化，寫不出屬于我們自己的詩，寫不出具有強壯生命力的詩。

我認同李少君關于建構新時代詩歌主體性的主張。“現代性最主要的概念就是主體性，尤其對中國這樣一個后發現代化的國家，1949年新中國成立，恢復了其主體性，但走向全面的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還需要艱苦的努力和扎實的建設。新詩也是如此，我們要克服西方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邏輯，尤其是主客割裂對立的思維，中國傳統強調天人合一，民胞物與，主客合一，在文學上詩歌上，就是強調人民性和主體性的結合，這樣的詩歌道路，才是中國詩歌的現代性方向。”在這里，李少君的主張十分鮮明，闡述精確而深刻。讀李少君的詩，常常會以為在觀摩一幅幅中國畫，時而工筆精繪，時而寫意飛翔。他以文字映射一個個畫面，便有了意味，詩就成了“有意味的詩”。個性化的畫面感，營建了個性化的情境，繼而形成富有質地的意境，詩意自然蕩漾開來。這樣的詩，如果讀者積極進入其中，主動性地閱讀，便能讀出美，悟出某些哲思。傳統性、本土文化性的深植，領受現代性的詩學，這應該是中國當代詩發展的主要路徑。李少君正是這樣一位在堅守中不斷前行的詩人，且不斷地收獲著。

回家，是為了內聚精氣神，愛我們這個時代。當然內心對時代充滿愛，對人生充滿敬重，我們的詩才會有光芒。

回家，是為了守正，是為了再出發。丟掉中國文化的意境，極端地強調新詩的“新”是機械式的外來，我們將會窮途末路，這已經是許多詩人的共識。

回家，是從肉身的漂泊和精神的恍惚中回到堅實的大地，回到新時代的生活里，把書寫新時代的精神作為人生和詩歌的共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