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秋，霍亂在俄國大規模爆發。由于周邊道路封鎖，普希金從9月至12月被困于波爾金諾村。他在此遠離紛擾，專心創作，收獲甚豐——完成了四部小悲劇、兩首童話詩、一篇敘事詩，以及《別爾金小說集》《葉甫蓋尼·奧涅金》的三章，還有一部中篇小說、29首抒情詩、13篇評論、17封書信。這段創作豐產期即文學史上著名的“波爾金諾之秋”。

眾多作品中，小悲劇《瘟疫流行時的宴會》與普希金本人處境密切相關，投射出詩人對當時俄國疫情的切身體驗。

《瘟疫流行時的宴會》源自普希金翻譯的英國詩人約翰·威爾遜的詩劇《鼠疫城》片段，他根據情節為劇中人物創作了兩首即興曲，其內容或反映了困于疫情時空的詩人之所見：“如今教堂空無一人/學校也緊閉著大門/莊稼熟過了頭/黑暗的樹林也寂靜無聲/村子像火神光臨過的房屋——處處一片荒涼/只有墓地沒有沉寂空蕩……不時有死人抬過/活人長吁短嘆/膽戰心驚地祈求上帝/讓死者的靈魂安息/要不停地尋找空地/那座座土墳/像受驚的羊群/緊緊地挨在一起。”

當時俄國的社會現實為詩人的生動描寫提供了依據。連年戰事——對波斯、土耳其的戰爭（1826—1828，1828—1829）及鎮壓波蘭起義（1830—1831）已致死傷無數，疫情又加重了肅殺之氣。1830年8月底，下諾夫哥羅德集市上來自四面八方、成千上萬的趕集人中出現了一批感染者，人群很快亂作一團，這情景正好被途經此地前往波爾金諾的普希金看到。他在回憶錄中寫到一個女人倉皇逃竄的狼狽相：“可憐的趕集人！她就像被抓住過的小偷那樣逃跑，還來不及清點她的錢包，就把一半貨物丟撒得滿地都是！”

然而盡管擔心感染，老百姓對政府封村檢疫的做法還是不夠理解，一時間怨聲載道。普希金認為，“他們寧可接受不可知的災難，也不要他們所不習慣的束縛”。為了緩解社會恐慌、提振士氣，1830年9月29日，尼古拉一世親臨莫斯科，普希金為此發表未署名詩《英雄》，以拿破侖遠征埃及時探望鼠疫患者作比，盛贊沙皇的仁慈：“我對天起誓：誰面對死神/挺身而出對付惡病/使垂死的人恢復活力/我發誓：他就是天庭的友人/不管混濁的塵世做出/怎樣的判決……”詩人也在年底寫給故交伊麗莎白·希特羅沃的信中表達了自己的遺憾，“畢竟他（沙皇）不能同時巡幸流行瘟疫的十六個省，民眾灰心喪氣，義憤填膺”。其實普希金對這種民情的背后有更深入的觀察，1831年7月，他在日記中寫道，“較之其特征非常接近中毒的神秘的疾病，老百姓對自己的糧食、對具有威脅性的貧困和饑饉更為不安”。

疫情肆虐，但普希金始終保持著樂觀昂揚的戰斗精神，以自己當時勢如井噴的創作為個人寫作生涯、為俄羅斯文學留下了極其輝煌的一筆。正如詩人在即興曲中所表達的豪邁生死觀：活著，何必畏懼墳墓的黑暗；死亡，只會激發生命的熱情。既為防控需要，何不坦然居家，暢飲歡歌！他達觀的人生態度，明亮如其詩語——“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將過去”，不是嗎？1831年春天的一封信中，他安慰希特羅沃不必擔心，“應當相信，流行病并不那么厲害，就是在老百姓中間也這樣。彼得堡空氣通暢，而且還有大海……”

如果說知行合一是作家在特殊時期從事書寫的最佳姿態，那么契訶夫的行為書寫可謂為世人樹立了典范。

作為醫生的契訶夫聲望卓著，被選為莫斯科省謝爾普霍夫縣衛生委員會成員。1892年霍亂期間，他主持轄區的防疫工作，為征召醫士、籌集物資多方奔走。在8月寫給好友蘇沃林的信中，他不無自豪地戲稱自己是“一流的乞討者”，也的確如此——他成功為所在醫療區爭取到七個板棚，其中兩個設施齊備；還從鄰近的工廠主那里要來石灰、硫酸鹽和各種消毒用品供轄區25個村子使用，為地方自治局節省了大量開支。管理工作之外，契訶夫全神貫注于醫務，“現在我為地方自治局盡職，請別把我當作家看待。一心不可二用”。他的盡職即是奉獻，不計報酬且盡心竭力。據他10月致信蘇沃林時的自述，“從8月到10月15日，接診了500位患者（有憑證的），總共可能不少于一千人”。

從契訶夫7月寫給朋友林特瓦列娃的信中，可以了解到當地的醫生情況和醫患關系：“這里的地方自治局工作人員都是知識分子，同事們能干又有學問，農民們也養成了就醫的習慣，未必需要勸他們相信在霍亂中醫生是無辜的。他們大概不會打我們。”言語看似輕松，然而這種平靜局面實屬可貴。除了說明醫生素質優良，還說明當地的衛生教育工作取得了成效，農民信任真正的醫生——對比1880年9月薩馬拉省地方自治局制定的《衛生委員會準則》，其中還有條文提示出現可疑病癥時“禁止找巫醫治病”。

由于人們缺乏科學認知，謠言常與瘟疫伴生，至今仍然如此。在當時，霍亂感染者死后肌肉失水收縮，讓目擊者產生尸動的錯覺，有人就此懷疑醫生將病人活埋。還有人言之鑿鑿稱醫生下毒，卻不知道“毒藥”其實是含氯石灰（漂白粉）。當局失信，疫情難解，食物短缺，物價上漲，社會恐慌情緒不斷累積。6月中旬，塞瓦斯托波爾發生暴亂，很快波及全國。圣彼得堡的醫療設施遭到破壞，諾夫哥羅德一百多名官員和醫生遇害。暴亂使“霍亂”顯得更加駭人。契訶夫在7月寫給蘇沃林的信中提到，“危險被言重了，霍亂并不像人們描繪的那樣可怕，但這個字眼中有某種可憎的、令人感到壓抑和玷污的東西。要是這病換一個名字，或許人們就不那么害怕了吧。但還是感覺不好”。

隨著疫情局部改觀，事態逐漸好轉。“已經完全聽不到關于暴亂的消息了”，8月1日契訶夫在致蘇沃林信中表達了自己對亂世之徒的憤慨，言語中照見著醫生作家的高尚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