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規矩由人定，也將由人破。

最近，網絡文學的江湖發生了一次大震動。4月底，網絡文學頭部平臺閱文集團換帥后，突然陷入爭議：一是，平臺和網絡作家的合約被指“霸王條款”；二是，新商業模式將推廣免費閱讀。這兩大問題直接關系到數百萬網絡文學作家切身利益。

有網絡作家公開展示合約，文中出現“網絡作家需要無條件將所有版權交給閱文，閱文運營版權，無需網絡作家的同意”“網絡作家必須獨自完成作品，不能獲取任何個人和組織的幫助，否則，被視為違約”等信息。眾多網絡文學作家表示，這無異于把作家和平臺的合作關系變相為勞務雇傭關系。

此外，過去閱文集團采用“訂閱+全勤+勤奮寫作+道具分成+月票獎勵”的模式，作家多勞多得。絕大部分普通網絡文學作家的收入，主要依賴于讀者訂閱付費分成和平臺全勤獎。免費閱讀意味著，除了寥寥幾百個可以靠影視等IP運作拿可觀版權分成的“大神”之外，數百萬處于職業金字塔腰部以下的網絡文學作家將失去穩定收入。

5月6日，閱文集團與多位作家參加了首場作家懇談會，就合約中的爭議事項、作家著作權歸屬、創作環節以及整個網絡文學生態中的商業規則等問題展開深入討論。雖然，在集團管理層公開明確“未來我們會考慮提供多版本的合同選擇”“付費閱讀肯定要繼續鞏固并且做大”等表態后，風波已逐漸平息，但人們不由再次矚目網絡文學全產業鏈——這片越拓越大的江湖規矩。

實際上，網絡文學版權問題是長期積累的矛盾。比如，《余罪》作者常舒欣2008年開始創作網文，在2017年跳槽平臺后，遭到原簽約平臺閱文起訴。由于與平臺簽約的是作者，而不是作品，法院判常舒欣敗訴。縱橫中文網總編輯邪月也在微博表示:“閱文的新合同所謂的苛刻,只是老合同的延伸,只是把本來模糊的條款清晰化。”

而在商業模式方面，免費和付費之爭，在于網文市場下半場已經不是網文本身，而是內容IP產業化開發。

2017年至2019年三年中，閱文的版權運營收入占比從9%升至52.9%，已經成為業績的主要支撐，《慶余年》等網文影視化的運作都是典型例子；而在線業務收入占比則從83.4%下降至44.4%，而這還不全是付費閱讀的收入，還包含了線上廣告等收入。換言之，線上閱讀服務本身已經不能為閱文賺更多的錢，除非換算成流量，再換算成廣告等其他收入。

這場爭議，看似是網絡文學作家和企業資本的談判，實際關系到整個網絡文學健康生態的搭建。對于身處其中的讀者來說，免費閱讀看似撿了便宜，作家版權問題也無關切身利益。其實不然。

作家和平臺的魚水關系如若打破，網絡文學創作環境或將失去百家爭鳴的生命力、創造力。如果只是成為頭部作家、頭部平臺的舞臺，這有違打造優秀文藝創作規律，潛在地損害著對審美有要求的讀者、對自身有追求的作家，和健康的文化產業發展環境。

當前，網絡文學IP價值飛速上升，泛娛樂產業矩陣構建。同時，國家對網絡文學重視度提升，網絡作家不僅隊伍壯大、社會地位上升，網絡文學承擔的社會效益責任日益凸顯。但消費者買賬的從來不是一潭死水，或是一條死魚，而是活水里有活魚的活景。

此時此刻，擁有810萬網絡文學作家的閱文平臺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北京大學研究員，創意者經濟的提出者和研究者黃斌曾公開發表文章：“閱文可以選擇成為版權商，成為經紀人；但以閱文在網絡文學中的核心地位，閱文也可以選擇成為網絡文學生態本身。”

小舟爭渡各先去，獨逆風波渾不憂。一個產業生態的構建需要經歷波折，生態也必然是多元的、平衡的。網文行業從一片荒蕪發展到如今局面并不容易。可以確定的是，通過這次風波，平臺與作者們都將找到新的平衡點，我們也將看到更好的網絡文學生態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