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過去了快四十年，上海這座城市如魔方般一刻不停變化了千百遍，可是葉永烈的上海故事，是從肇家浜那條泥濘、狹窄的弄堂緩慢開始的。

記憶永遠清晰，評彈的聲音從對門原先是老虎灶的大眾茶館飄出，孩子們嘈雜嬉鬧穿透了只糊了一層膩子的籬笆墻，忽然有人喊，葉老師，儂的掛號信哦。葉永烈從閣樓上弓著腰爬梯子下來，聲音已經遠了，窗戶插銷下面壓著一張信封。鄰居都是工人，來自周邊的大中華橡膠廠等工廠車間。葉老師葉老師，他們這樣恭稱著這條由拆遷戶私房組成的弄堂里唯一的大學生。祖籍溫州的葉永烈和他的妻子，以及在這里出生的兩個兒子，自自然然說著上海話，過著里弄生活。在后來的日子里，葉永烈去北京采訪過無數次，也環游過全世界，但他只有回到上海才感到是回家。

采訪者吳越（左），葉永烈（中），上海作協組織人事處胡斌（右）在“游泳池”書房

復蘇的“小靈通”

葉永烈是一九六三年從北京大學化學系畢業的，讀了六年書，按蘇聯學制，讀出來應該是“副博士”，但是中蘇關系發生變化，“副博士”沒了，畢業后，他被分配到一機部上海電表研究所。葉永烈很熟悉上海。他的父親解放前是溫州商業銀行行長，解放后成為溫州市政協委員，經常提著大皮箱坐輪船出差去上海。他考上北大后，來來回回總是要從上海中轉，父親笑著叮囑他，經過國際飯店仰頭看時，要小心按住自己的帽子。與北京相比，他更親近上海中西交融的風味，不久妻子也從溫州來到了上海，可是葉永烈資歷還淺，分房無望，只能賃居。偶爾一天，葉永烈和妻子在43路公共汽車站頭等車，看到電線桿上貼著“賣房子”，兩人正并頭在看，一位中年婦女走來，引他們走進了那條弄堂，她是居委會主主任，告之，是一位老工人想賣掉私房。那時的葉永烈，恰好存有一筆錢，是少年兒童出版社1961年支付給他撰寫的《十萬個為什么》的稿費。他們高高興興地搬進斗室，學會了用煤球爐燒飯、用籌子去取自來水，星期天和大家一樣雙腳踩在盆里洗床單，平時孩子放學回家就在隔壁鄰居家做功課、吃飯。在艱難的歲月里，這條弄堂給了他們最大的庇佑。

時輪轉至1978年。這一年初夏，葉永烈十幾年前就寫好了的科學幻想文學《小靈通的奇遇》終于在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改名《小靈通漫游未來》。那疊已經在漫長歲月中泛黃暗淡的稿紙，在“科學的春天”里大放異彩，它生動地告訴了人們什么是“四個現代化”，也復蘇了了僵化已久的科學人文思維。一天，攝像機進了葉永烈的家，造成了整條弄堂的轟動。一位名叫富敏的電視臺導演（她后來拍了電視連續劇《十六歲的花季》）前來采訪。不久后的一天，晚飯時分，隔壁的隔壁鄰居匆匆來敲門，來不及細說，把葉永烈拉走，撥開人墻，將他推到一臺24吋的黑白電視機前，上海電視臺正在播放對他的專訪。那時，葉永烈已經是上海科教電影廠的編導，并在科教片領域嶄露頭角，但這是他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自己的形象，一時間如夢似幻。

葉永烈和40年前初版的《小靈通漫游未來》

四十年來，《小靈通漫游未來》長葆青春，衍生出二三十種版本，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仍在不停重印，總共已經發行了400萬冊。

葉永烈收藏著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中，作為時代先聲的三位代表人物——《于無聲處》作者宗福先、《傷痕》作者盧新華和《小靈通漫游未來》作者葉永烈坐在一條長椅上，畫家陳逸飛站立著為他們三個畫速寫。這是1978年這個年頭的一份膠片記憶。

1978年，畫家陳逸飛(中間站立者)為宗福先（左一）、盧新華（左二）、葉永烈（左三）畫速描

葉永烈的“好運”在繼續。1979年，《光明日報》、《文匯報》、《人民日報》先后在頭版頭條或顯要位置發表文章，稱贊葉永烈在逆境中堅持創作，為少年兒童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食糧。《光明日報》在配發社論中還號召知識分子向葉永烈學習。在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的關心下，葉永烈獲得1000元人民幣的獎勵，并指示有關部門給葉永烈提供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以促使他更好地進行創作。

1979年4月23日，中國科學創作協會簡報上刊發的《應重視改善科普作家的工作條件》

1979年7月1日，一張《租用公房憑證》和漕溪路漕溪公園旁邊一間使用面積為32.7平方米的兩室戶的鑰匙送到葉永烈手中。葉永烈首先把一本《小靈通漫游未來》放進了新屋，讓“小靈通”第一個住進去。葉永烈是這條弄堂里十五年來第一個搬家的。這成了弄堂里又一次轟動事件，所有鄰居都涌過來參觀這間配有衛生間的新居，親眼看到了國家對知識分子的關心，也感受到了一個新時代火熱的開端。

葉永烈于1979年7月1日獲批入住的32.7平方米新屋的《租用公房憑證》

1987年的一個早晨，葉永烈在洗漱時習慣性開著收音機，一條字數不長的新聞消息改變了他的后半生。消息說，上海作協將第一次公開招聘，引進一批專業作家。這時的葉永烈，已經被組織部門從上海科教電影制片廠調到了上海科普創作協會，是副理事長，又是上海科協的專職常委，頭銜一大堆 ，但他仍想回到創作中去。沒有懸念地，他成為當年上海作家協會首批8位專業作家之一。

其實，還在科協的時候，葉永烈就已經發表了諸多小說，包括在《收獲》發表的《青黃之間》，在《人民文學》發表的《腐蝕》，都產生了很大影響；而他在《文匯月刊》等刊物上發表的報告文學，更是“寫一篇紅一篇”，讀者追著要看。進入作協后，在小說與報告文學這兩者之間，葉永烈選擇了后者，盡管他寫小說也花了大力氣，也開始結出果實，但他敏銳地察覺到，寫小說的人很多，可是在報告文學領域里，中國當代重大政治題材這片已然開禁的“禁區”還少有人涉足。他決定向高海拔地區進發。

葉永烈的大學同學們恐怕要大吃一驚，這不是他們所認識的那個小心謹慎的葉永烈。早年間，葉永烈因出身不好，總是獨來獨往、少言寡語。一早背書包去圖書館，晚上回宿舍倒頭便睡，遠離一切是非。現在的葉永烈完全轉了180度，專寫重大的文化人物和政治人物。越是別人不敢碰的，他越是敢碰。不是他吃了熊心豹子膽，而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的改革開放給了他寬闊的視野和求真的勇氣。葉永烈相信，時代滾滾向前。

寫什么呢？葉永烈在上海已經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從心里認定自己是一名上海作家，承擔著上海作家的責任。把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全過程寫出來，恐怕就是這份責任中首當其沖的一塊。

葉永烈騎自行車去一大會館，館長看到他說，你們怎么又來了。原來，在葉永烈之前，已經有兩位老作家先后來了解過情況，但遇到繞不開的、當時又無法明確給結論的問題，皆無功而返。葉永烈說自己運氣好，這一次又踩在了鼓點上，一些例如“如何看待陳獨秀”、“共產國際與蘇聯的關系”等重要問題開始松動，葉永烈用信實的史料和當事人訪談，將上述問題一一解決，寫出了《紅色的起點》，又一鼓作氣完成了后兩部作品《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毛澤東與蔣介石》，構成總字數150萬字的“紅色三部曲”，輸出了臺灣版，香港版，以及英文版，法文版，阿拉伯文版。從此，“紅色起點”——這個生動、形象而準確的概括，向全世界告知了上海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作用與意義。

自創“兩確”原則

眾所周知，葉永烈在他所從事的重大政治題材傳記文學中著作累累。在公眾的印象中，他神通廣大而又低調神秘。那么，幾十年來，他在與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回憶、說辭和觀點中，是如何擺正自己的立場與位置的？是如何掌握他手中這支筆的？葉永烈很早就提出了他的“兩確”原則：觀點要正確，事實要準確。一個是史觀問題，一個是史實問題。

關于史觀，他用三個字作了解釋：走正道。見過那么多特殊人物，寫過那么多傳奇人生，他有一個感悟：無論風云如何翻滾，一個人要有堅定的信念，要有政治判斷力，選擇正確的道路是最重要的。為了把握史觀，他比較系統地學習了中共中央文件，尤其是《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經不知讀過多少遍。

關于史實，他的辦法其實很“笨”：一有線索，立刻緊追不放；一旦采訪，絕不放過一個“活口”——在世的當事人、知情人全都要采訪一遍。他從來不肯東拼西湊。任何題材，如果沒有第一手采訪，沒有自己獨到的東西，他寧可不寫。他深知，只有自己采訪的、掌握的材料，才能讓一本書變“活”，更重要是，有權威性，經得起時代淘洗。

在葉永烈眾多的著作中，還有一部特殊的作品，是他向1978這個特別的年份獻禮、致敬與回顧之作，這就是《鄧小平改變中國：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這本以1978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主題的長篇紀實文學，葉永烈早在1987年剛進入作協時就思量過，到1994年開始著手采寫，寫了一部分之后仍放下來，中途輟筆。直至1996年，他放下手頭的其他創作，全力以赴寫，終于寫出了四十萬字初稿，之后又作了大修改、大補充，幾乎重改一遍，定稿時全書為六十萬字。這本書初版于1998年，此后幾乎每隔十年就再版一次，已經成為一部經典之作。時隔四十年，當全國涌起“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熱潮時，曾以這樣一部巨著來還原改革開放橫空出世歷程的葉永烈，也成為 “四十年40人”的受訪人物之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近乎完美的圓。

葉永烈與《鄧小平改變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