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中華文化在全球的影響與日俱增。講好中國故事，成為衡量當前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指標。作為一個軟實力資源大國，中國在發展中從來不缺乏故事，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在于如何講。

國際傳播體系在21世紀的前20年中發生了根本變化。在全球化不斷深化、社交媒體對人們信息接受習慣深刻改變的背景下，各類主體都成為敘事的主體。中國故事的受眾接受習慣和場域特征也在發生重大變化，因此，不斷提升敘事能力和認同建構能力以適應當前國家發展和全球語境的需要，依然任重道遠。

把握世界變局 應對敘事挑戰

中國擁有十分充沛的敘事文本。從歷史到當代，中國故事的元素十分豐富，橫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領域。無論是哪個領域，中國敘事都有很強的吸引力。伴隨中國在全球社會領導力的不斷提升，中國故事的敘事文本也為世界各國所關注，包括如何解讀中國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中西方文化系統性差異、未來中國與世界關系的趨勢等，但是我們對于這些故事的挖掘和加工并不盡如人意。

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結束的時候，世界體系發生了許多不確定性的變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受眾的角度上看，人們所擁有的話語權、表達意識以及觀念沖突都是空前的。從傳播主體上看，除了民族國家之外，跨國企業、非政府組織、個人都具備了更加自覺的傳播能力，其影響力甚至在一些具體議題上把握了主導權。敘事的主體變得多元了，以民族國家為唯一單位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生產，就受到了社區、族群與個體的沖擊。民族主義與全球價值的觀照和對立同時出現，族群認同和國家認同的觀照和對立也同時出現，這些都使得受眾更容易受到片面信息的影響，從而忽視宏大主題的敘事，轉向與自身高度相關的“后真相”敘事。從傳播的渠道和效果上看，社交媒體平臺的成熟，對于傳統媒體而言，已經不僅是補充而近乎顛覆了，這就帶來了傳播內容如何重新適應傳播渠道的問題。例如，文字內容無法完全適應電視媒體，文字和電視也無法適應碎片化、實時化和高互動性的社交媒體。從21世紀開始，越來越多的人已經因為社交媒體的使用，從整體上改變了信息接受的習慣。他們更加主動地搜索信息、尋找觀念的認同感，并熟練地通過碎片化信息去構建自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這些挑戰的核心在于，我們正在重新面對一個被“安全化”了的世界。哥本哈根學派對于話語安全化的警告，再一次成為國際傳播中的話語對立形態。由于受眾、主體和渠道的多元化，安全化能力變得更加復雜多元，文明對話從高遠現代性的追求變成對馬斯洛底層需求的捍衛。在這種情況下，傳統意義上具備優勢地位的西方敘事在被逐漸打破。西方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價值理念，正在與當前抬頭的民粹主義、單邊主義、小群體認同、情緒性政治等現象發生巨大沖突。很多西方政治人物被裹挾在這樣的觀念沖突中，他們從根本上認同傳統西方價值，卻不得不關注和吸引更加清晰化、個體化甚至民粹化的選民群體。在國際傳播中，出現了一個價值體系穩固、增長目標匱乏、接受空間有限、“后真相”現象泛濫的受眾群體。這樣的群體，代表了中國故事對外傳播最大的挑戰。在傳播活動新的不確定時代，我們更需要重新認真思考中國故事的建構方式以應對挑戰。

講好中國故事

在西方建構方式逐漸退場，而中國的建構能力仍然沒有形成的時候，我們最應該關注的問題是如何建立中國敘事與受眾認同之間的對接。全球各國的身份認同，主要包括文化認同、公民身份認同和制度認同。其中，文化認同常常被認為是核心。文化認同不僅僅是共同的神話、起源和傳說，更是風俗習慣、交流方式和生活觀念，這其中浸潤著人們的經驗、努力和恐懼。

就文化認同來看，全世界的身份認同不是唯一的，但每一個國家的敘事都是全球文化認同的多元組成部分。一個良性的全球文化，應當是多種文化認同的綜合體。

講好中國故事，要重視敘事中的多元化方法以及多元中的統一。中國故事是顯性多元、隱性統一的。顯性的多元意味著中國的復雜性和發展性，隱性的脈絡是中國的獨特價值和魅力。新中國成立以來取得的偉大成就，大大沖擊了工業革命以來西方的優越感，也打破了20世紀西方世界的優勢敘事。這種情況下，以西方文明為代表的現代化世界體系，容易用刻板的同一律簡單描述中國，將其歸納為一種概念，并與世界對立。如果中國故事是復雜多樣的，就容易打動當前陷入困惑的全球受眾，畢竟每個人、每個社會都是在復雜性中找到自己的認同的。

中國故事既要有獨特的認知價值，也要有共同的風云和艱辛，能讓受眾在新媒體平臺的中國故事里，不僅讀到異域山水，也讀到美麗鄉愁。

中國故事所面對的域外觀念挑戰，實質上也是對我們自信心和認同感的一次檢驗。在不斷提升敘事能力、建構多元認同的過程中，我們應注重塑造恰當目標，科學評價受眾，在歷史和現代的多樣性中尋找借鑒。

（作者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