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體的史詩和作為觀念的史詩性審美，自20世紀初傳入中國后，經中國學者、作家在理論和實踐層面的不懈努力，經歷了“史詩性審美在中國”到“中國的史詩性審美”之轉變，逐漸形成中國的史詩性審美傳統。作為中國社會形態、生存情境的一種編碼形式，史詩性審美廣泛存在于各種文學藝術形式中。它以對生活廣度、深度、厚度的反映，對民族性格的挖掘及所激發的莊嚴崇高的審美效果等特質，與中華民族的自我認知、民族身份和民族精神的建構產生深刻關聯，并始終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修辭功能。

呈現豐富文化景觀

中國有無史詩，是20世紀初中國學界曾熱烈爭論的問題。經過百余年的發展，中國作家和藝術家以中華民族的歷史實踐為題材，在不同歷史階段創作出不同形態的史詩性文本。中國的史詩性審美在種類、媒介和受眾等方面均呈現出多元化景象。

在現代文學史上，史詩性作品一度成為表征民族國家敘事最受歡迎的敘事體裁，先后涌現出多種史詩模式：茅盾創立的“子夜”模式，巴金、老舍代表的“平民史詩”模式，蕭紅、蕭軍、端木蕻良等開創的“土地史詩”，及敘述革命斗爭、反映人民普遍覺醒和抗爭的革命史詩。這些史詩性書寫，面向中國厚重的歷史，將民族精神、民族事件、民族性格等作為描寫對象，記錄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歷史，具有客觀性、整體性、全景性、民族性等史詩性長篇小說的基本特征。史詩性書寫成為現代文壇上最富感召力的中心符號。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保衛延安》《創業史》《紅旗譜》等一系列史詩性長篇小說紛紛涌現。這些后來被稱為“紅色史詩”、社會主義史詩的作品著眼于時代的宏大主題，反映國家經驗，喚起人們對社會新制度的認同和對未來的向往，充滿理想、浪漫、崇高氣息。這些“紅色史詩”最終成為特定時代“革命文學的理想形態”。

在20世紀80年代的詩壇上出現了“文化史詩”運動。海子等一大批詩人通過對民族歷史和傳統的想象創作文化史詩，觀照隱含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著力探求華夏民族獨立于世界的文化和精神資源，創作出具有“宏大想象”“宏偉敘事”與“深度思辨”的現代東方史詩。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史詩性書寫在長篇小說領域占據了重要位置，“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中就有不少具有史詩性風格，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塵埃落定》等。這一時期的作家在創作理念、手法上不斷探索創新，以文化史、人性史、生命史、民間史來進一步豐富史詩性書寫，突出國家民族敘事下的個體生存敘事，更為全面地呈現中華民族復雜多樣的生存景觀。

在影視領域，史詩電影、電視劇為滿足人們對于歷史感、宏大時空、民族性、英雄性、崇高感等史詩性元素的強烈而持久的審美需求提供了更為豐富的文學、文化文本，使“史詩性”審美擁有了更多受眾。近年來，中國影視領域出現了越來越多史詩性作品，比如從文學作品改編成的電視劇《白鹿原》、以生活化視角講述周恩來總理故事的《海棠依舊》、將民族創業史與個人抗爭傳奇史融而為一的《闖關東》等。

鑄就文學審美理想

回顧20世紀以來中國豐富的史詩性文本，我們提出中國史詩性審美傳統說。這既能有效概括分散的史詩性審美現象，又可與中國文學抒情傳統說互為補充。這一命題的提出，可將抒情與敘事、詩與史、審美性與思想性有機融合，進一步優化史詩性書寫，從而鑄就更為完善、豐富的文學理想和審美理想。

20世紀70年代，海外漢學家提出“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說。這種觀點認為中國是一個抒情詩的國度，“心與物游”“感物吟志”“以詩寫心”的抒情性審美取向是文學主流，對客觀世界的描摹和對事件的敘述則在抒情之后，為抒情服務。“抒情傳統”說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中國古代文學的精神傳統和文化理想，但遮蔽了中國的敘事傳統。

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發展跌宕起伏，這已遠不是篇幅短小、優雅精美的抒情詩所能充分反映的。聞一多認為，中國文學不能再固守于抒情詩，只有走出抒情、吸納敘事才可能找到生路；王國維也很早就表示，雖然中國的敘事文學有一定缺陷，但他期望未來的中國文學家在敘事文學方面有所作為。捷克漢學家普實克認為，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基本邏輯是從抒情走向史詩，創作現代民族史詩成為創新中國傳統文學體裁系統的重點和方向。由此，“史詩性”書寫伴隨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的發展歷程，逐漸發展成一種穩定的審美傳統。

當然，抒情性和史詩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抒情傳統和史詩傳統對于現今的中國文學和文化來說應是二重奏，以抒情性遮蔽史詩性，或以史詩性遮蔽抒情性都是偏頗的。史詩的兩端——史，強調真實反映廣闊的生活；詩，強調作品的文學性、審美性。真正優秀的史詩性作品追求“有情”與“事功”、“抒情”與“敘事”、小我與大我、形式的藝術性與內容的真實性的結合。努力實現抒情性與史詩性并舉，實現詩與史、抒情和敘事的融通，以此審美理想為參照，中國文學和藝術創作才能達到新的高度。

塑造民族文化記憶

史詩不僅是一種文學形式、風格，更蘊含著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精神密碼。作為一種民族國家敘事，史詩性作品講述“我們的故事”，表達“我們的情感和價值觀”，確認“我們的身份”，建構“我們的自我意識”。史詩性審美因此可以通過文化記憶的方式塑造民族身份，將分散的個體凝聚為具有共通感的“我們”。

史詩性文本往往通過對中華民族重要歷史事件的呈現，通過對不同個體在時代背景下共同生存經驗的描述，將“現在”與“過去”貫通，將無數個小我動員、聯系起來，讓人們直面民族的美德、思考民族的命運，從而獲得深度的審美體驗。

史詩性審美追求整體性審美景觀，既包括中華民族社會、經濟、政治、日常生活的整體性，也涵蓋民族整體性的精神價值圖景。史詩性書寫不是再現一個片段或橫截面，也不是表達個體一己的情感，而是努力尋繹能將零星片段聯系起來的生活世界的整體性，強調發掘一個民族借以超越經驗現實的精神價值的整體性。

史詩性審美一方面要客觀呈現民族的歷史和現實，從重大歷史事件到日常生活場景，從歷史人物到普通百姓，再現真實生活；另一方面在藝術性上追求卓越的結構、生動的典型人物形象、富有表現力的語言，從而創造民族文學的典范之作。

中國史詩性審美已成為世界史詩性審美共同體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深潛于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講述中國故事，尋繹中國精神，塑造中國形象，都是中國史詩性審美的題中之義。“中國不乏生動的故事，關鍵要有講好故事的能力；中國不乏史詩般的實踐，關鍵要有創作史詩的雄心。”期待當代作家將中國發展的歷史和現實轉化為高水準的史詩性作品，滿足讀者對史詩性審美的渴望，滿足全民族對描繪時代總體精神和民族精神特質作品的渴望。

（本文系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史詩性’審美的百年演化研究”（18ZWA00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