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整整一年時間，將山西30多個鄉村供銷改革試點中走訪了近一半。

走訪的初衷，是書寫供銷社從誕生起，在年輕共和國的物資積累以及城鄉經濟聯動發展中，如何創造并一路發揚“扁擔精神”“推車精神”和“籮筐精神”。如今這部作品已基本定稿。

為了探究當下供銷合作社兼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運營情況，我走訪了多位農戶：閆某，1964年出生于山西省某縣閆家社，是土生土長的農民，可又不甘心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時刻想著“折騰”。他曾長年在供銷社工作，算得上是一個“老供銷”了，兼做收購、加工和推銷的生意，如玉米、辣椒等。后來供銷社自上而下轉型搞承包，他就承包了村里的供銷社，主要銷售農資，包括肥料、種籽、農藥、地膜等。大約在1997年，供銷社進行轉貸經營，把貸款全部由供銷社轉到個人頭上，也就是說，轉為個體經營性質。他就攬下了，一直到今天。

閆某告訴我，做什么事情都講究天時地利人和。村子不大，人口大約1500多人，人均土地2畝，但地理位置比較特別，在文水、平遙、介休、汾陽四縣（市）交界處。連著四縣（市）地界，也意味著這里離各個縣城都比較遠，人們平日里購買日常用品、農資化肥，去縣城不方便。在村里搞好一個供銷社，貨物齊全些，服務態度好些，生意應該不差。他當年抱著這樣的想法承包了供銷社。現在，他生意做得著實不小，不僅有村里人照顧生意，還有汾陽、文水、平遙、介休等地的客戶找他，有四五千萬元資產。

閆某對供銷社發展的歷史如數家珍。按照他的理解，從計劃經濟慢慢向開放的市場經濟轉型，每個改革階段，農村供銷合作社都是在陣痛中發展，是艱難的，也是必要的。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遍地開花的小商品經濟“船小好調頭”，而供銷社還被計劃經濟捆綁著，想動不能動，供銷社里的一些東西，價格比外面的高很多，沒人要；眼看保質期到了，想降價處理，供銷人員又不能擅自做主，就只能眼睜睜看著商品變霉發臭，最后扔掉，造成了很大浪費。這種情況下，原來紅紅火火的供銷社連看虧損，工資都發不起，最好分流解散。

可以說，整個供銷系統，包括商業系統被市場經濟沖擊得稀哩嘩啦，冰消融散。有人茫然不知所措。也有腦筋好的下海折騰去了。經歷了這些，讓他明白不能等靠要，要拚搏、要奮斗，奮斗得來的果子是香甜的，是任何人搶不走的。

在這種情況下，就有了轉貸經營、個人承包。話說回來，供銷系統雖然很大沖擊，但還不能徹底消失，例如戰時物資調配等還需要它。所以，國家在2013年，對供銷系統采取了非常明確的策略，那就是穩住縣級，力保鄉級，放開村級。

這里多多少少留有計劃經濟的痕跡。在這個基礎上，又成立農村專業合作社和農村供銷合作社，都是農民自覺自愿加入一個團體進行合作。這一形式比較靈活，10戶、20戶、100戶都行，都是按照股份制形式參與。一樁生意完了以后，大家就分開了。

閆某深有感觸地對我說，“農村供銷合作社也好，農民專業合作社也罷，都是立足三農，為農村、農民、農業三農服務的。反過來說，如果農民不喜歡、不接受某一種合作形式，那就說明它是不合理的。”

他介紹說，目前這一運營模式和開展的項目是多方面的，如土地流轉，農產品加工、儲備、收賬、出口等。就農作物種植而言，現在農村土地越來越少，留守勞力也越來越少，農業以精耕細作為主。發展得好的肥料生產廠家都會為農民考慮得十分周全，在提供肥料的同時，也配備了測土儀、農藥化驗器等，還經常派農業技術員來指導幫助農民如何合理使用農資。他和云南的云天化、山東的氮肥廠都有多年合作，廠家服務很到位，而不像過去只銷售化肥，現在的運營模式是鏈條式的，一條龍服務，做不到這一點的廠家會失去市場。

采集土地標本后，經過土測，需要用什么肥料，化肥廠家就會給出一個配比的具體方案；同時廠家操控著核心技術，通過監控，盯著化肥經銷商配比例。一點假都做不得，把這塊土地需要的化肥送到農民手里。品質保障，這便是農民眼中的實惠，也是廠家在市場中能走下去的關鍵。

最后，我們還談起了農村的“空村”現象，現在好多青壯年勞力外出打工后，農村以老人兒童留守為主。多年在外打工的農民工，已經適應了城市生活，越來越不想回來，想讓子孫后代都留在城市里。所有，有些老鄉一年到頭都不回來，電話里告訴閆某要種什么，他便種上，再負責打理，服務費成本，對方在手機上轉紅包給他。

從供銷社的演變，到農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再到“空村”現象，都值得我們深思，接下來我將繼續行走并思索。

作者簡介

王秀琴，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傳記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山西省電影家協會編劇委員會委員，創作小說、紀實、劇本四百余萬字，作品見于《中國作家》《滿族文學》《當代小說》《延安文學》《西部》《黃河》《野草》等。主要長篇有：《天地公心》《大清鏢師》《真水無香》《王文素傳》《帝國的憂傷》、小說集《婚馱》等八部；另有影視文學劇本多部。山西文學院簽約作家，首屆“三晉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