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18年10月，一種可以殺死五千萬至一億人口的新型流感病毒在歐洲肆虐，美國作家凱瑟琳·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險些因此喪生，這段意識模糊的經歷被她稱作“幸福的愿景”。患病的那些日子，她產生了一種自己被轉移到天堂的錯覺，那里的風景接管了她的身體，讓她擺脫了痛苦和恐懼。令人欣喜的是，她幸存下來，并將她的創傷體驗轉化為之后的中篇小說力作《蒼白之馬，蒼白騎士》。這本小說是直接針對大流行病創作的少數文學作品之一，在這場大流行病中，美國喪生人數的總和比在20世紀、21世紀所有戰爭中喪生的人數的總和還要多。波特說：“這種經歷簡單地分割了我的生活，以某種奇怪的方式改變了我，我花了很長的時間走出來，再次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近期暴發的新型冠狀病毒也一如既往地以奇怪的方式改變著我們所有人。這是一個打破固有模式的突發事件，生活和文化將以此被分割為之前和之后。生活的改變隨之而來，雖然很難明確表達這些改變，但感官上的細節將被我們編織到思想和身體中——口罩，因擔心和疲勞而褶皺的醫生和護士的臉，禁行標識，防腐劑的氣味，空蕩蕩的街道，成堆的棺材——隨時有可能在未來觸發我們的意識回歸現在。我對這種經歷有著不可思議的熟悉，在過去的5年中，我一直在寫一本書，試圖描述1918年至1919年大流感時期的感官和情感環境以何種方式滲透到戰爭文學作品中。現在的情境重新喚醒了我對上個世紀的大流感的感知，仿佛一個世紀前的畫面和聲音再次浮現，讓我既害怕又抗拒。

當我們爭先恐后地尋找病毒擴散的脈絡時，大流感與新冠病毒之間的比較也在蔓延。我們從醫學的角度發問，哪種病毒更嚴重？它們是否以類似的方式傳播？它們如何改變此時彼刻的公共生活？是否有可以借鑒的經驗或可以避免的錯誤？兩種病毒在暴發時的一些區別已經很明顯：1918年至1919年的大流感殺死健康年輕人的速度驚人，盡管它具有獨特的傳染性，但它更像是一種我們熟悉的病毒，而非新的威脅，這意味著它更容易被消滅——至少在開始時是這樣的。時機也很重要：大流感發生后，世界上最致命的戰爭接踵而來，這一重疊大大減少了人們對大流感的關注，盡管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喪命于大流感的人更多。5年內人類經歷了兩次大規模死亡的浩劫，那時的人間已經被亡魂和悲痛淹沒。

從上個世紀的大流感中生發出的文學作品在深刻地與我們的當下進行對話，為藝術可以發揮作用的領域提供準確的聯結，在情感世界中，身體的感知與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之間的交談難以言表，但過往的時刻總會以一些方式回蕩于現在。

波特在小說《蒼白之馬，蒼白騎士》中用夢幻般的語言描述了病毒對人體的入侵，而對戰爭的表述則更加簡單、真實，她在這兩種語言風格中自如切換。書中的人物皆因誤讀了自己的處境而面臨挑戰，戰爭中的男兵、女平民、敵人和盟友都陷入了思維的固有模式，認為士兵的死亡就是最后的結局。然而他們忽略了現實的變化，真正的敵人是無形的，女性因為不平等的待遇而受到威脅，沒有人認為家庭婦女和前線的士兵處境同樣危險。最令人憂心的士兵流轉于餐館、劇院、醫院和工作場所，即使他們之中的一人生病了，他們仍然會和周圍的人擁吻，分享同一根香煙，這就是對現實的誤讀而帶來的后果，波特將人們為此承擔的風險和震撼心靈的情感捕捉下來。

現實并不只在大流行病中才會發生轉變；現實根本就帶有不確定性，無法確定就是現實。如今的新冠病毒尚未解讀的信息也意味著我們不知道自己在故事中所處的位置，或者甚至連這是什么樣的故事都不清楚。感染人數到達曲線峰值了啊？悲劇的范疇是什么？目前的經濟狀況真實嗎？我們現在了解那些可能致命的錯誤了嗎？敘事的不確定性也會使我們許多人向小說和電影（即使它們是關于災難的）尋求可能性，這些文藝作品允許我們延展出另一個故事，如同在陰影中我們坐在一個已經知道結局的地方。現代主義文學給出了另一種呈現，它們直指戰后或者大流行病后世界的無情和支離破碎。英國文學家托馬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TS Eliot）和他的妻子在大流感期間不幸染病，他擔心自己的思想被疾病影響，懷著這種心情，他寫下了《荒原》。這是一首包羅萬象的長詩，傳達了那個時代背景下宏大的精神世界。它把不確定性變成了一種氛圍，它是彌漫的霧氣，是死亡的景象，是無處不在的生死，也是荒唐的言語。

葉芝（WB Yeats）的抒情詩《第二次降臨》更加深入地解讀了現實的不確定性，無形的威脅存在于人的意識中，無孔不入。周遭形形色色的社會問題都開始令人生疑，人類的身體也脆弱不堪。他親眼目睹了懷孕的妻子在大流感中危在旦夕，幾周后他創作了《第二次降臨》。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每天都有人因為大流感病毒在床上溺亡，因為他們的肺部充滿了液體，導致鼻子、嘴巴和耳朵突然出血。當然這首詩的混亂和恐懼感不僅來自于病毒這種不可名狀的、無形的威脅，還來自于很多其他的原因，比如戰爭、革命和愛爾蘭的政治暴力，失控的政府狀態如同血腥的潮汐一般將無辜者淹沒。

病毒的隱匿性同時也促生出另一種情感，擔心將可能致命的病毒傳染給另一個人，我們可以稱之為傳染性內疚。病毒的傳播性是眾所周知的，但傳播途徑又很難被明確，確實令人憂心忡忡。美國作家威廉·麥克斯韋在小說《他們像燕子一樣來了》中回憶起自己懷孕的母親在大流感中喪生的傷痛，書中主人公被各種各樣的假設困擾著：如果他們早些把孩子們帶出學校？如果他們搭乘的是下一班火車而不是這一班？如果他們那天沒有進入房間？這種內疚卑微地存活于腦海中，得不到解決且無法解決。一個觸摸、一次拜訪、一次被忽略的手部清潔……由于這些無心之舉對摯愛或者陌生人造成的傷害而產生的內疚，可預見地接連出現。小說《蒼白之馬，蒼白騎手》中的主人公在深夜的夢魘中驚醒，一支支無形的箭一次次地射向她心愛的人，她百般試圖阻止，但一次又一次地死去。

正如我們每天目睹的那樣，由不確定性和恐懼醞釀出的毒酒流進了尋找替罪羊的殘忍套路，將無形的病毒虛構成可見的敵人。排外主義編造的“中國病毒”“西班牙流感”把一整個群體推到了被譴責的位置上。醫學意義上的傳染性、疾病和污染演變成帶有歧視性隱喻的道德不潔和危險。20世紀早期的恐怖文學作家霍華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在戰亂和大流感之后寫下了自己的偏見和對同性戀的恐懼，認為移民部落和叛逃者正在侵蝕雅利安人的純正血統。在大流感席卷了他的家鄉羅得島州之后，洛夫克拉夫特的故事里充斥著從大流感和戰爭中死而復生的僵尸人物，他們打算進一步對世界進行破壞。在病態氛圍和根深蒂固的偏見之下，洛夫克拉夫特塑造出一種可以不受懲罰、肆意虐殺的怪物，此舉提醒我們，有一種對病毒威脅進行擬人化的描寫，不過是危險的套路，以偽裝那些含有惡意歧視的不良動機。

然而，真正感知以上種種情感的還是我們的身體。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一生疾病纏身，心臟也在大流感中受損。她的論文《論生病》探究了疾病和身體是如何被排除在藝術和意識體驗之外的。我們一直在否認一個事實——“整天整夜，身體都在被干預。”在急性疾病中，世界既可能削弱也可能夸大身體的痛苦，一部分體驗之所以被隱藏起來，是由于身體自身深刻體會到的疏離感。正如伍爾芙所寫，“那些身軀獨自顫抖……在孤獨的房間里與病毒抗爭”——這是容易被忽視的感受。1918年大流感后的文學作品對身體對抗病毒的內部斗爭進行了編碼，記錄下病毒可能破壞人體內部感知的方式，以及發燒、疼痛和對死亡的恐懼將現實變成虛幻世界的方式，它們有時直接表達，有時零星閃現，又或者像一道回聲從遠處傳來。

我們的身體和文化終將被影響。此種經歷將如何在我們的細胞中、記憶里、大街小巷上延續？大流感給人類留下的陰影，對死亡的持續認知，仍然在回響。伍爾芙筆下的女主角病愈后穿行在倫敦的街頭，她脆弱的身體、無力的心跳以及遲鈍的感知讓病房的景象、聲音和氣味再次飄回到她的意識里，從那一刻起，她知道她將以另外一種方式感知倫敦。無論是旁觀者，還是當局者，我們的身體此時都很忙，忙于記錄現在的“戰疫”，讓歷史的回聲在未來的某一天響起，以資借鑒。

（作者系美國里士滿大學文學教授，本文譯自2020年4月8日《巴黎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