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孤懸于龐大的“新女性寫作專輯”之邊，這意味著什么？讀罷《敦煌》才發(fā)現，《敦煌》其實與近些年來頗受關注的敦煌這一文化象征空間關涉不大，敦煌不過是小說情節(jié)的一個轉捩點，換成任何一個地名大概都是成立的。事實上，《敦煌》與“新女性寫作專輯”里的作品一樣，是對當下女性生存處境的一種探求，是對兩性關系的再想象，亦是對艾偉一以貫之的“罪與罰”主題的再追問。

但似乎也略有不同。女作家們大多從女性視角出發(fā)，或關注對于女性而言“到底什么是獨立、自由”，或構建對于藝術與生活之美執(zhí)著追求的女性形象，或聲援在性侵中遭受創(chuàng)傷的女性，可以視作女聲獨唱。艾偉則敏銳地意識到，性別議題并不單獨存在，只有將之還原到兩性關系的互動、僵持與拉鋸中，才能顯露一二。此外，他并不認為任何一個性別并不具有先天的道德豁免權，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考察具體個體的具體處境，以及面對這一處境的情感與行為抉擇，才能理解真實不虛的性別處境，進而認識一個人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敦煌》在構成了“女性寫作”的鏡像的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極端情景下性別關系的有效的標本。

一開始出現在《敦煌》里的小項，是一個天真的女孩子的形象。像許多這個年齡的女孩子一樣，她缺乏戀愛經歷，向往轟轟烈烈的愛情，熱愛記日記。她還有一個有豐富戀愛經驗的已婚女友。乍看小項就像我們身邊的女孩子一樣，但小說在這里埋下了機關。這樣一個美麗可愛的女孩子，竟然從未真正地經歷愛情。不僅是她，相對更為成熟老練的周菲在婚前也沒有人追，反而是婚后追求者眾多。這是小說得以成立的前提條件，某種意義上也泄露了當下性關系的秘密：婚姻不再成為情感關系的終點或者目的，相反，婚姻外的被傳統(tǒng)道德所反對的情感關系成為許多人、特別是男性的追求和向往。小項就是這樣傳統(tǒng)道德的持有者，她反對周菲的婚外性關系，立誓要守衛(wèi)婚姻的純潔性。這里透露出敘事者小小的嘲諷：未經考驗的道德誓言終究是飄散在風中啊。

在經過傳統(tǒng)的相親之后，小項進入了婚姻狀態(tài)，完成了普通人的生活。也許是過于平順，小項始終覺得未曾經歷狂風暴雨式的愛情洗禮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她對于激情之愛始終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激情之愛的狂熱追求是自《包法利夫人》以來被不同的小說文本反復書寫過的敘事傳統(tǒng)。為此評論家還專門為此生造了一個詞來概括這一傾向，即“包法利主義”。所謂“包法利主義”，就是“人所具有的把自己設想成另一個樣子的能力”。有趣的是，“包法利主義”的主體，大多是女性。《敦煌》沒有因襲《包法利夫人》特地指出閱讀，特別是庸俗的浪漫主義小說對于這一類女性根深蒂固的影響。但是小項和周菲，就她們的職業(yè)和趣味而言，歸在文藝女性大抵是不錯的。像包法利夫人一樣，即使沒有合適的對手共同上演激情之愛，她也不惜在想象中幻化出一個理想的情人來。老練的讀者如世事洞明的周菲一樣，一眼看出韓文滌另有追求，在實現職業(yè)野心以前與以后均不足以成為理想的情人。但這完全無法阻止小項在想象中自編自導自演一出浩大的愛情正劇。在想象中，她都被自己感動了。

在女性對于愛情的想象中，身體并不占據十分重要的位置。就像小說所寫的，“她偶爾會想象一下和他肌膚相親，但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想念。她賦予韓文滌無數高尚的品質（沒有緋聞成了他高貴品質的一種），她告訴自己她愛慕和崇拜他是因為對這些高尚品質的認同。她由此生出人生的暖意。”但是，男性似乎并沒有表現出太多對于精神之愛的興趣。對于他們來說，愛情，早晚會具體化到身體上。這才是兩性關系的核心。因而，敘事者安排小項的愛情遭遇了尷尬的挫敗，正劇變成了鬧劇。但是，必須得有這一出“愛情”作為鋪墊，想象中的精神之愛才會迅速過渡到身體之愛上。

于是，我們眼睜睜看著曾經以道德衛(wèi)士自居的小項迅速領受并服膺了男性對于兩性關系的宣示，沉溺于身體所帶來的歡愉中。這是女性對于自己身體的首次發(fā)現，但絕不是像某些不切實際的理論說的那樣，是對個人主體性的肯定。相反，她仍然是被動的接受者，是一種性別關系和性別秩序的臣服者。她所發(fā)現的身體并不是她自己的，至少并不完全是。因為無法將她與盧一明的身體關系納入到她所認知的愛情軌道上來，無法以愛情的名義將之合法化，加上之前殘余的道德感，對于丈夫陳波，小項略略感到愧疚與自責，但仍然試圖與盧一明建立穩(wěn)定的情感關系。她不知道的是，她將為此付出極大的代價。

現在回過頭來看小項的丈夫陳波。在小說剛一出場的時候，他是手藝精湛的外科醫(yī)生，是一個理想的婚姻對象，而且對小項充滿了感情。閱人無數的閨蜜周菲都贊同這一點，只是“手心冰涼，好像是個沒有體溫的人”這一細節(jié)隱隱預告了陳波之后的病態(tài)與瘋狂。將陳波設置為有心理疾病的人，這一點頗值得玩味。一方面，作為一個“非正常的人”，他令人驚悚的所作所為被視為一個病人的歇斯底里，讀者也因此獲得了旁觀者的安全的距離，某種意義上，這使得小說所反映的生活成為一個特殊的個案，削弱了小說的普遍意義。另一方面，正是陳波的“非正常”，小說可以放大觀察的倍數，讓一個出軌事件得以在最極端的狀態(tài)下呈現出來。這提醒我們，將病人作為小說的主角確實是一把雙刃劍。另外，還可以想象一下男作家和女作家不同的處理方式。如果是女作家來講述這個故事，大有可能將小項的出軌限制在心理層面，而不是實實在在的發(fā)生。對于艾偉來說，盡管是陳波的病態(tài)與非正常造成了恐怖的黑暗，但是這出悲劇的源頭是小項碰倒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更何況，造成陳波病態(tài)的原因部分來源于童年時期他所目睹的女性的不忠貞。男性和女性的分歧，大約就在于此吧。

之后陳波對于小項的各種虐待和暴力簡直讓人不忍復述。只能說，我們仿佛跟隨小項一起，一步步走進冰冷的深淵，感到無力逃脫。在這一點上，艾偉展現了一個優(yōu)秀作家的敘事水平，平淡、甚至有幾分分冷漠，其中卻有著瘆人的殘忍。在這期間，小項不是沒有努力擺脫陳波的控制。離婚后與留美博士秦少陽的情感是最符合小項想象的那一種。但遺憾的是，小項不夠決斷有力，抵擋陳波的威脅。周菲關于男性和女性相愛相殺然后和解的循環(huán)論說服了她，讓她相信可以與陳波重新開始。作為女性讀者的我此時既深深懷疑又不可避免地抱著一線希望。這就是女性的軟弱吧——相信希望總是存在的，現實總不至于密不透風。艾偉以小項被孤身放逐輕而易舉地摧毀了這種廉價的樂觀。

艾偉似乎還嫌這種順理成章的深淵還不夠，在此過程中設計了兩重反轉。一重反轉是來自于盧一明的遺孀送來的一封信。在信中，盧一明以溫柔而多情的語調將當初的身體交往解釋為不可承受之情深。這完美地吻合了小項對于當初追求熾熱而不可達成的感情的想象。“愛的窮途末路”這是一個足以撫慰女性的說辭。對于小項也是如此。她甚至愿意為此踏上敦煌，以獲得更大的安慰。然而，就是在敦煌，小項的認知再次被顛覆了。盧一明的故事簡直就是陳波和她的故事的翻版。愛情、背叛、恨意、兇殺，構成了愛情故事的另一面。我們無從考證到底哪一種為真，不過，從自身經歷出發(fā)，小項大概會更相信后者吧。這是這部小說的神來之筆，艾偉得以將一個充滿偶然性的故事加固為普遍的情形。

最后，順便說一句，我實在不喜歡小說的結尾。敦煌已然負載了眾多流行的話語標簽，艾偉竟然又讓小項去了拉薩！靈魂出竅，闊大的仁慈的聲音，龐大的尊嚴……這些感覺經過多次描述，已經被蒙上了層層帷幕。它不足以有效地表達出此時此刻的小項。是的，我甚至不相信小項會去拉薩。不是所有人去一趟拉薩就會獲得靈魂的重生的。好在，那個陌生的短信讓小說不再停留于此，而是具有了開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