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下的批評界和理論界，一個極為明顯而普遍的癥候是闡釋中國的“焦慮”。現如今，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亟需一種新的理論范式和批評方法來扭轉當前的理論焦慮。在這個背景下，周志強教授的新著《寓言論批評——當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論綱》反思當下文學藝術批評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并構建一種新的批評范式，即寓言論批評，用來闡釋當前的文學藝術作品。

作為一種新的批評范式，寓言論批評的構建首先要追溯到文化批評的地位和功能。在書中，周志強將文化批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具體地說，作為一種新的批評范式，文化批評致力于對社會文化議題的研究，嘗試對現代社會進行改造，特別是希望通過改造觀念的方式來改造社會。如此一來，文化批評似乎“天然地”帶有一種批判的傳統。這里所說的批判，“既是繼承了康德的傳統，致力于知識的判斷和德行的分析，同時，更是充分發揚了馬克思主義社會批判的傳統，將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置換’為文化的批判”。

文化批評的政治性建立在對現代社會敘事危機的充分理解和把握的基礎之上。問題的關鍵在于，現代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和矛盾并不是直接呈現在我們的面前。相反，它們經過了重重的偽裝和掩飾而愈發令人捉摸不透。馬克思畢其一生，旨在揭開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流通和積累的秘密。同樣，文化批評也要穿過紛繁復雜的表象來揭示事物的真相，暴露出現實背后的“真實”。這就意味著，文化批評不僅要有直面社會危機和矛盾的政治性，還要有回到具體問題上的想象力。

文化批評旨在構建真實的文本，這種“真實”并不是指細節的逼真，而是說合乎歷史邏輯前提下的總體性的真實。作為總體性的文化批評，改造自社會學的想象力，建立在世界物化圖景之上的批判、解放和召喚。它不僅要站在公共的立場上思考文化的問題，更要從抽象的層面上反思政治經濟體制的結構性困境。文化批評有了總體性意識，即認清自身所處真實境遇的同時，還要解決如何實現這種總體性的問題。

這就不得不提到本雅明。經本雅明重新闡釋后的寓言已經上升到新的美學高度，其背后的內涵是世界總體性的瓦解。換言之，盧卡奇的總體性已經不再適用于當下主體消融、現實模糊的語境。這倒不是說總體性無法用來闡釋當下的現實，而是說它恰恰反向證明了，為應對現實形象的碎片化和片面化，總體性必須得以重新賦形。從這個角度說，將寓言引入文化批評無疑是對總體性的一次全面改寫。一方面，文化批評只有建立起總體性的意識，才不會陷入到對細節真實的考究，才能在政治經濟學的層面上確立起對結構性問題的思考和總體性的批判；另一方面，當下語境中的文化批評又要借助具體的形象來通向廣闊的歷史與階級意識。

不妨說，寓言論批評不承認文本本身可以自足的表意，而是需要借助外在的另一套編碼系統來重新激活文本的意義。寓言論批評將所見之物視為辯證意象，通過將表面現象翻轉過來的方法，通向社會歷史的內在邏輯，從而抵達內部隱藏著的更真實的存在。這一點在書中具體的批評實踐中體現的尤為明顯。比如，在分析網絡官場小說的一章中，周志強指出《權力巔峰》看似是在意淫般地幻想如何和權力腐敗作斗爭的故事，實則是“用反霸權的方式充分體會霸權的快樂的一種寫作倫理”。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周志強在書中創生出大量的概念用來闡釋當前文學藝術和大眾文化，事實上，這也是他文化批評的一個重要特點。“傻樂主義”“怨恨電影”“嘻劇”“聲音政治”“聽覺中心主義”“倫理退化癥”“青春戀物癖”“卑戀情結”“多語性失語癥”“寓言現實主義”等全新的概念被發明，極富沖擊力地刷新著我們原有的認知，旨在揭示大眾文化真正的秘密所在。在我看來，這種“概念焦慮”的背后是作者面對當下飛速發展的大眾文化的某種隱憂，特別是如何認清這些紛繁復雜的表象內部的本質。如果說既有認知和理論無法有效地對接和闡釋當前大眾文化的發展，那么為什么不可以用另辟蹊徑的方式重構我們的經驗呢？進一步說，“寓言論批評，也可以看作是通過概念的爆發力將人們從具體的生活經驗里拖拽出來的方式。每一次詞語的發明，都是一次擊碎同質化歷史意識的過程，也是一次為當下的生活打開外部之門的行動。”應該說，運用“概念星叢”來重組我們的認知乃至情感結構，不僅是作為寓言論批評的策略性調整，更暗含了作者引爆既有觀念進而重構認知圖繪的野心。這些，都體現出一位文化批評者的學術品位和擔當。

總之，周志強教授的新著《寓言論批評——當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論綱》面對當前文學藝術新變，提出了一種全新的批評范式和方法。這對當前苦于理論與現實錯位的批評界而言，無疑找到了一條路。有趣的是，周志強在后記中戲稱自己對文獻材料的考據頗不感冒，好在對于梳理和闡釋偉大思想家的“盈余”充滿興趣。但在我看來，周志強能融匯黑格爾、馬克思、弗洛伊德、拉康、盧卡奇、本雅明、齊澤克等思想家為我所用，這種恢弘的理論氣勢不得不令人敬佩。再加上他對于當前文學文化現場的敏感，這種直面文化研究和批評現場的學術意識和擔當無疑是最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