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美國當地時間2020年5月4日，普利策獲獎名單公布。其中，2017年曾獲得普利策小說獎的美國非洲裔作家科爾森·懷特黑德再次獲得普利策小說獎，這次獲獎作品是小說《鎳幣男孩》（The Nickel Boys），小說通過兩名生在Jim Crow的佛羅里達州男孩被判在一所噩夢般的學校就讀展開。這部小說去年也曾得到美國前任總統奧巴馬的推薦，他評論道，這本書“是一本必讀之書，它詳細描述了種族隔離和大規模監禁如何撕裂人們的生活并造成了今天的連鎖反應”。

2017年，科爾森·懷特黑德曾接受過澎湃新聞專訪。本文發表于2017年5月6日。

十七年前，科爾森·懷特黑德意識到，如果把那條著名的“地下鐵道”寫成真正存在的地下鐵道，應當會很有意思。在美國歷史上，“地下鐵道”是18世紀形成，19世紀中期達到鼎盛的一個由秘密路線和安全屋構成的網路，據估計，有十萬美國黑奴借由這一網路，在廢奴主義者和盟友的幫助下，逃往禁止蓄奴的自由州，或鄰國加拿大。“地下鐵道”只是一個比喻，強調這一網路的秘密性，它并不一定是地下，甚至不一定是鐵路，在后期，這一名詞還可以指代幫助逃奴的廢奴主義者。總之，它象征一條通往自由的小路。而懷特黑德試圖讓它成真：有地洞，有軌道，有站長。

但他也意識到自己還未做好準備。“就純粹的技巧方面而言”，當時的他還不夠好——“鑿入奴隸歷史是一件恐怖的事兒，我那會兒覺得自己作為一個個體還不夠成熟”。

十七年來，這個靈感跟著他，“似乎把你唬得最厲害的那個靈感，你一直在躲避的靈感，正是你需要寫的東西”。2016年，小說《地下鐵道》出版，懷特黑德獲得當年美國國家圖書獎，次年獲得普利策小說獎。他對澎湃新聞記者說，“那些你擺脫不掉的念頭，那些一直跟著你的念頭，證明了其自身的價值”。

《地下鐵道》講述了生而為奴的少女科拉從佐治亞州種植園一路途經南卡羅來納州、北卡羅來納州、印第安納州瓦倫丁農場，最后抵達北方，獲得自由的故事。科拉的母親梅布爾在她大約十一歲時逃離了莊園，再無音訊。正是在梅布爾的“成功”的激勵下，科拉同意了同伴西澤的逃跑提議；加上朋友小可愛，三人一起逃離了莊園。然而不久后，三人的命運便產生了分歧。

逃亡故事有一個天生的便宜可占：好心的讀者懷著對女主人公的同情，對她未知但必定多舛的命運牽掛在心，看到任何一點蛛絲馬跡都會荷爾蒙飆升，故事讀起來自然好看；然而如果作家過于依賴逃亡的懸念，懸念本身反而會變成陳詞濫調，讓人哈欠連連。而懷特黑德在懸念的拿捏上有分寸有克制，節奏張弛有度，在科拉線性的逃亡之旅中常常出乎意料地穿插一些其他人物的小傳、回溯、揭秘，給這本選材、用語上頗有“古意”的小說增添了現代色彩。

懷特黑德對澎湃新聞記者坦言，西澤、梅布爾等人的“小傳”是他在虛構土壤上進行的試點測驗。“誰的故事更說得通，西澤還是小可愛，埃塞爾還是馬丁？（有了答案后）我將他們擴寫，追求最大化的戲劇、主題和結構上的效果。是緊跟著佐治亞章節揭露梅布爾的去向，還是把她挪到更后面？怎么樣寫最有助于整個故事？”

《地下鐵道》的魅力，以及閱讀它所帶來的滿足感，來自于它層次豐富的現實肌理，光譜式的全景掃描，以及對標簽和固有印象的粉碎。

于是我們得知，在“蓄奴”之下，有無數以個人為單位構建起來的子集：既有特倫斯·蘭德爾這樣的大莊園主，唯利是圖，“當黑色的血就是金錢，（他）知道怎樣把血管切開”；也有西澤的舊主人這樣的小農場主，一個守寡的小老太太，認為奴隸制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惡”，但教授奴隸知識與技藝，許諾在她死后給他自由。

同理，支持“廢奴”的人也各懷動機和理念，南卡羅來納州醫院開展科學研究，誘勸獲得自由的非裔婦女絕育，從而做到“去黑人化”；幫助科拉的地下鐵道站長馬丁的妻子埃塞爾，從照顧科拉的過程中獲得教徒救贖愚昧人群的滿足感；而建立瓦倫丁農場的約翰·瓦倫丁，從白人商販的父親那里繼承到地產，他渴望通過教育，讓黑人獲得精神上的自由。

科拉沿地下鐵道逃亡所經過的每一站，都代表了美國蓄奴-廢奴歷史上各方博弈、思想碰撞的艱難歷程，因此每一站在高度寫實的同時，也是富含寓意的精純象征。虛與實從未如此緊密地相連過，懷特黑德對澎湃新聞記者如此解釋他在歷史與虛構之間的靈活躍遷：“歷史學家得遵照現實。小說家卻不用。這個故事的前提就是虛構的、奇想的——一條名副其實的地下鐵道——因此打一開始，它就不是一本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小說。我希望遵從‘真實’，而不是‘事實’。我又不會被某個‘歷史小說家聯盟’給踢出門去。”

他以同等的勇猛躍入反派們的視角。獵奴者里奇韋的父親是一名鐵匠，既鍛造釘子、馬掌，也鑄造奴隸主禁錮黑奴的鐵鏈。在鐵匠的眼里，鑄鐵是“侍奉神明”。痛苦于無法匹敵父親，里奇韋在十四歲那年加入逃奴巡邏隊，他信奉弱肉強食，認為白人占領美洲大陸，是美國的天命。

里奇韋對“神明”“天命”的誤讀乃至篡改讓人警醒，從而意識到獨立思辨之重要。從古至今，不同的群體像瓜分月球一樣爭奪著語言和文本的解釋權。其中最為突出的例子之一就是宗教。蓄奴者信教，廢奴者信教，黑奴也信教，上帝的膚色，從來不是一個小問題。談起小說中埃塞爾和科拉對《圣經》進行的討論，懷特黑德對澎湃新聞記者說：“在19世紀50年代，人們可以指著同一段《圣經》片段，說這是在支持蓄奴或譴責蓄奴。有的奴隸主認為宗教是一個工具，它給予奴隸關于更美好的來世的希望，因此讓他們變得平和順從；而另一些奴隸主則反對宗教，因為它讓奴隸開始思考自由。”

提起描寫逃奴的黑人文學，就不能不提到托尼·莫里森的《寵兒》。在寫作時，懷特黑德的案前不僅有廢奴主義者哈麗雅特·雅各布斯的著作《一個黑奴女孩的經歷》、曾經受奴役的非裔美國人的口述史、非裔美國俗語字典，也有這本《寵兒》。在他動筆前，他心想，“我已經有三十年沒讀《寵兒》了，讓我來看看托尼是怎么處理奴隸題材的。”他讀了三十頁，對自己說，“我完蛋了——莫里森他媽的是個天才，我可比不上她。”于是合上小說。然而這并沒有將他嚇退。“無論你在寫什么——黑奴、戰爭、家庭——總有比你更聰明、更有才華的人寫過了，并且比你寫得更好。你只能希望你的主意和視角能帶點新的東西進來。”懷特黑德對記者說。

他為這個充滿懸疑和張力的逃亡小說注入了一種知識分子氣質。書中瓦倫丁農場面臨一個抉擇，是繼續留在蓄奴州印第安納，變成眾矢之的，還是向西遷，加入有色人城鎮。農場管理者之一的明戈主張留在本地，不再庇護逃犯，追求漸進式的發展；而雄辯者藍德則更主張西遷，包容逃犯，他認為瓦倫丁農場是一個妄想，但卻是一個有用的妄想，而“一個有用的妄想有時要好過無用的真相”。

明戈和藍德進行的這場以悲劇收尾的辯論很容易讓人動情，它讓人想起民國思想者對中國飄搖命運的思考；二者都是在黑屋中思考突破重圍之出路。

懷特黑德對記者坦言：“明戈和藍德的辯論受到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十九世紀美國廢奴運動領袖），布克.T.華盛頓（美國黑人政治家、教育家）和W.E.B.杜波依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先驅、歷史社會學家）的啟發。保守路線和改革進步路線，哪一個更好，更能帶領黑人崛起？”對于仍然存在種族主義、只是“進步了一點點”的美國來說，這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開放性問題。

在藍德口中，“美國也是一個妄想，所有妄想中最壯觀的一個。”當問及“美國夢”與“妄想”的關系時，懷特黑德對記者答道：“我寧肯讓文字來說話，但很顯然，如果你的建國宣言里說‘人人平等’，那么當女性和有色人種不平等時，這就是一個妄想。只有當美國切身履行其推舉的理念時，我們才離開了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