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以“通論”“總論”“概論”為名的書籍應該闡釋某個主題的原理和價值。但在這本關于遺忘的通論里，作者卻否認了遺忘的可行性，反過來強調記憶的重要性。出于各自不同的理由，書中的人物參與了個人或集體的遺忘，但作者的觀點卻是人需要記憶來實現理解，進而原諒，最終達到自我救贖。盧多需要薩巴魯喚醒她壓抑多年的情感，喚起她塵封已久的記憶，從而打破讓她動彈不得的遺忘之網。而對本書作者阿瓜盧薩來說，文學事業就是他的薩巴魯，他選擇了將自己的身份與寫作這一行為交纏，便是為了對抗遺忘，實現他個人和社會的救贖。

若澤·愛德華多·阿瓜盧薩，1960年出生在西非國家安哥拉，父母分別是來自巴西與葡萄牙的移民。他的母親在萬博市的國立中學教授文學和法語，而身為公務員的父親則為鐵路上的工人們擔任短期教師。年少時，阿瓜盧薩常常會隨父親沿著鐵路旅行，一去就是兩三個月。多元的家庭背景，加上與各個地區人民的親身接觸，讓阿瓜盧薩體會到身份的流動性和認同的復雜性。因此，在他的創作中，對身份的探究是最為核心的問題。各式各樣的群體概念界限模糊又交叉重疊，為了找準自己的位置，他沒有選擇像文中的盧多一樣封閉自己，而是盡其所能，親身以腳步丈量葡萄牙語世界的遼闊，再用紙筆揣摩全球文學傳統的廣博。他的足跡遍布葡語世界的各個角落，而他的創作也并不局限一地，而是包含東帝汶、印度果阿等極少出現在文學地圖上的地點。作為一名多產作家，其寫作范圍涵蓋報紙專欄、書評、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戲劇和兒童文學。與此同時，他還積極參與社會議題，對政治腐敗、種族歧視、拼寫規則等問題發出自己的聲音。

近年來，有多位葡語作家的文字得到引進，從而與中國讀者見面。他們風格各異，如薩拉馬戈和安圖內斯善用長句搭建框架，米亞·科托通過重構語詞推陳出新，克拉麗絲則借助女性哲思發人深省。相比之下，阿瓜盧薩的作品行文平實，主旨鮮明，故事性強，閱讀難度并不高。但是，如果僅僅讀過阿瓜盧薩的單部作品，就容易忽略這位安哥拉作家的一大特質，那就是其創作宇宙中的互文性。在旅行小說《果阿陌客》（Um estranho em Goa）當中，面對記者“為何寫作”的提問，敘述者回答說是因為他想知道結局。對于好奇心旺盛的阿瓜盧薩來說，傳統意義上的小說結尾并不代表人物和故事真正的結局，發生在“全書完”之后的精彩需要借助其他文本進行補完。在1997年的小說《克里奧爾國度》（Na??o Crioula）當中，作家就續寫了弗拉迪克· 門德斯的故事。弗拉迪克是個花花公子旅行者的形象，最初由葡萄牙現實主義大師埃薩· 德· 奎羅斯創造。在自己的小說中，阿瓜盧薩填補了原著一筆帶過的情節，詳細描述了他在安哥拉和巴西之間尋找真愛和心安之處的旅程。在此之后，隨著阿瓜盧薩本人作品不斷增多，其內部的互文愈發明顯，用葡萄牙著名書評人托爾卡托· 塞普爾維達的話說，阿瓜盧薩“正在創造一個獨立的虛構世界”。不同作品之間共享的宇宙，就此成為這位多產的旅人在遺忘幽谷里孜孜以求的一點微光。

因此，這篇文章希望能帶來更新鮮的信息，通過介紹《遺忘通論》與作家其他作品的內在對話，期待向中文讀者勾勒出一個更為立體的阿瓜盧薩。

1、作為上帝的壁虎

“‘我死了，’熱雷米亞斯想著，‘我死了，那只壁虎是上帝。’”（《遺忘通論》，第59 頁）

在阿瓜盧薩的名作《販賣過去的人》（O vendedor de passados）當中，主要敘述者就是一只小壁虎：“我什么都能看見。在這家里我就是黑夜的小上帝。白天，我睡覺。”動物敘述者一般用來展現畸形社會中人的異化，尤其是由人變成的動物，卡夫卡《變形記》中變成甲蟲的格里高爾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在《販賣過去的人》中，比壁虎更具“變色龍”性質的其實是形形色色的新貴階層。在社會動蕩、記憶斷裂的背景下，這些人找與壁虎同居一室的文圖拉偽造身份，從而在社會地位和財富的再分配中提升自身的話語權。而在《遺忘通論》中，傭兵熱雷米亞斯誤將壁虎當成上帝，則發生在他重獲新生之時。由于瑪達萊娜的搭救，大難不死的傭兵雖然失去了言語能力，卻在土著居民身邊找到了存在的意義，成為部落和牛群的保護者。同樣是改頭換面斷尾求生，兩書人物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他們對待記憶的態度，因為熱雷米亞斯沒有擁抱遺忘，而是在最后向盧多坦承自己殺死了她的姐姐和姐夫，從而獲得了對方的原諒，也由此與記憶達成和解。

2、監獄里的女詩人

“在庭院里，他發現一位備受尊敬的女詩人坐在緬梔樹蔭里，她的名字在歷史上和民族主義運動聯系在一起。和他一樣，詩人也是在獨立后不久被捕，被控支持一股知識分子批評政黨前進方向的潮流。小酋長詢問瑪達萊娜的下落。她幾個星期前被釋放了。警察沒能證明她和任何指控有關。‘真是不一般的女人！’女詩人補充道。她建議小酋長不要離開監獄。在她看來，這次暴動會很快被鎮壓，逃犯被抓后會被酷刑折磨然后槍決，‘會有一場血洗。’”（《遺忘通論》，第76 頁）

這位女詩人指的是《雨季》（Esta??o das chuvas）一書的主人公莉迪亞· 杜· 卡莫· 費雷拉，一位阿瓜盧薩虛構出來的女詩人及歷史學家。與《遺忘通論》聲稱以真實人物日記為底本類似，《雨季》也模糊了現實與虛構的界限。盡管事實上莉迪亞并不存在，而是許多現實人物的結合，但阿瓜盧薩塑造的這個形象太深入人心，以至于甚至有人對作家表示，自己曾在現實生活中見過莉迪亞。在接受《巴黎評論》采訪時，唯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葡語作家薩拉馬戈曾經表示，我們會把原本只是文學創作的經典形象當成真人，就好像世界的總人口增加了一樣。這樣的人物不單是對他們創作者的最高褒獎，同時也承載了與其他作品的互文可能。在《遺忘通論》中，這一經典人物已經不再需要莉迪亞這個名字，“小酋長”離開前與她長久擁抱，則讓人感受到跨越文本界限的溫情。而盡管《遺忘通論》并非如敘述者所宣稱的那樣根據真實事件改編，但在此書出版之后，莫桑比克有一對同樣與世隔絕數十年的夫婦被人發現，從而再次證明阿瓜盧薩把握政治時局與人性選擇的能力。這位文字的魔法師似乎擁有非凡的能力，能夠讓人物在虛構與真實的網絡中任性穿插。

3、秘密警察蒙特

“蒙特不喜歡審訊。就在今天他還回避了這個話題。他避開的內容包括回憶七十年代，那時候為了保衛社會主義革命，他們被允許—用政治警察喜歡使用的委婉說法—稍微過點火。他對朋友們坦承，在獨立之后恐怖的數年里，在審訊派系分子、和極左有關聯的青年過程中，他對人性有了足夠的了解。他表示，童年幸福的人心理防線更難被打破。”（ 《遺忘通論》，第71 頁）

對熟悉阿瓜盧薩的讀者來說，殘暴的秘密警察蒙特是個老熟人了。同樣是在《雨季》中，莉迪亞入獄時就曾遭到蒙特“稍微過點火”的審訊。他一直在說自己不喜歡暴力審訊，但“總有人要做這事兒”。在2007年的小說《我父親的妻子們》（As mulheres do meupai）中，蒙特也以類似的形象出現。除了擔任特務和私人偵探作為主業，他還是詩人和企業家，業余時間喜歡收集蝴蝶和甲蟲。就像《辛德勒名單》中彈鋼琴的納粹軍官一樣，這些暴力機器的個人藝術造詣愈高，愈能體現人性的割裂。蒙特在葡萄牙語中意為“大量，大堆”，暗指在因內部斗爭而異化的社會中，如蒙特與納粹軍官般割裂的人物絕非個例。唯一能讓讀者在共情之余聊以慰藉的是，蒙特和他現實中的原型一樣，都擁有一個戲劇般的結局：被電視天線砸死。

4、記者丹尼爾· 本希莫爾

“丹尼爾· 本希莫爾收集安哥拉的失蹤故事。任何種類的失蹤都行，盡管他更偏愛飛行器的失蹤。比起被大地吞噬，永遠是被天空拖走更有意思，就像基督耶穌和他母親一樣。”（ 《遺忘通論》，第115 頁）

在2017年的新作《不情愿的做夢者團體》（A sociedade dos sonhadores involuntários）當中，阿瓜盧薩將《遺忘通論》中的次要人物丹尼爾· 本希莫爾提升到主角的位置，并對他的背景故事展開細化。丹尼爾年輕時因為發表批評祖國的文章丟掉工作，其后逐漸脫離社會現實，變成腐敗政權的沉默幫兇。但在女兒入獄后，丹尼爾又經歷了從妥協到抗爭的新一輪轉變。雖然這本小說因政治議題壓倒文學性而頗受非難，但作者選擇原有人物進行擴充的手法值得一提。阿瓜盧薩想要表達的并不是對非凡英雄的贊頌，而是普通人團結起來就能帶來變革。從舊時代故事的收集者到新時代故事的參與者，丹尼爾的轉變也許正是阿瓜盧薩對安哥拉社會轉型的期許。

5、消失的“新希望”

“編輯部沒有人對新希望消失的消息感到不安。主任馬塞利諾· 阿松桑· 達· 博阿· 莫特發出一陣大笑：

‘那部落不見了？在這個國家什么都會消失。也許整個國家正在慢慢消失，這里一個村莊，那里一個小鎮，等到我們留意時就什么都不剩了。’”（ 《遺忘通論》，第120—121 頁）

在阿瓜盧薩出生后，他的祖國安哥拉先是經歷了1961年至1974年反抗葡萄牙殖民統治的戰爭，獨立后又旋即陷入長期內戰與動亂之中。革命與政權交替帶來的希望之光愈來愈昏暗，很多人不再相信祖國有走上正軌的可能。在地圖上消失的小部落“新希望”正是這個動蕩社會的縮影。

在完成《遺忘通論》的次年，阿瓜盧薩發表了反烏托邦小說《天上的生活》（A vida no céu），對“消失”這一概念展開進一步的探索。在這部作品中，遭遇空前災難的地球只剩下數百萬人，幸存者生活在少數幾個浮空城和氣球組成的村莊當中，穩定的大地僅僅存在于老年人的記憶之中。人們通常向往天空而鄙夷塵世凡間，而《天上的生活》顛倒了這一關系，隱喻著非洲人不應只艷羨其他大洲的富足，而應腳踏實地耕耘自己的祖國，這才是非洲發展的新希望。

我國的文學傳統自成一體，視野大多內向而非放諸域外。被時代的大潮驚醒之后，在從救亡圖存走向民族復興的歷程中，我們依舊吝嗇于關注長期貧窮落后的非洲大地，似乎只有光鮮亮麗的歐美與東洋才是唯一值得重視的文化產出者。然而，在我自己的閱讀體驗中，反倒在非洲葡語文學身上體會到最意外的親切感。無論是政治道路上的曲折反復，還是在文化問題上的交鋒爭鳴，萬里之外非洲人民的所思所想似乎都能在我國的歷史進程里找到對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讀者與學者也應當參與到阿瓜盧薩等非洲作家所創造的文學宇宙中。無論是要海納百川，還是要推動自己的文化走出國門，都無需只盯著高高在上的西方國家。網絡時代用技術將我們連接在一起，但想要達到更高層次的理解乃至大同，還需要將我們各自書寫的篇章相互勾連，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希望中國讀者與《遺忘通論》的邂逅，能夠像盧多與薩巴魯的相遇一般彼此成就。

(本文為《遺忘通論》后記，小說中文版日前由世紀文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