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顏煉軍一直記得他攙扶著詩人張棗走出中央民族大學(xué)西門的那一幕，那時的張棗忍受著病痛和呼吸不適，給他們上了好幾次課。那天大雪初停，張棗拉著學(xué)生顏煉軍去吃了碗熱氣騰騰的桂林米粉，這成了他們的最后一面。兩天之后，張棗查出肺癌，晚期，隨后趕赴德國圖賓根治療，第二年，也就是2010年3月8日，因病在德國去世。

“張棗是個好老師。”多年以后，顏煉軍已從中央民族大學(xué)博士畢業(yè)，也走上講臺，成為大學(xué)教授。2020年4月10日，在思南書局組織的“春秋來信——張棗逝世十周年”的線上紀念活動中，顏煉軍作為嘉賓出席，與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讀者共同懷念他的老師張棗——一位“中國當代詩歌的奇才”（《悲情往事》，北島）。

顏煉軍回憶，在德國留學(xué)、生活多年，張棗講課的風格也非常德式，永遠契合主題，不講廢話，即使被學(xué)生打岔到別的地方，也能很快回到自己的軌道。張棗是顏煉軍的代理導(dǎo)師，寫博士論文時，顏煉軍將第一章給他看，張棗便給他起了“象征的漂移”的題目，此后答辯、出版，顏煉軍都用了這個題目。

“他是一個特別的老師，很會鼓勵學(xué)生，甚至和學(xué)生稱兄道弟，特別細心，永遠讓你覺得他替你著想。”顏煉軍說。線上的交流看不到任何表情、神態(tài)或動作，只有沉緩的聲音通過信息終端一條條播放出來，即便如此，也能感受到他對張棗的感情。張棗病逝后，顏煉軍花了很大功夫來編輯和出版他的詩作和散文，張棗此前正式出版的詩集只有薄薄一本《春秋來信》，顏煉軍在編輯《張棗的詩》的過程中，尋求了詩人柏樺、陳東東等張棗好友的幫助，翻檢出許多沒有收錄進《春秋來信》中的詩作。

2018年，顏煉軍在倫敦訪學(xué)期間與張棗多年的好友、詩人胡冬見面，他說過一句話，讓顏煉軍印象十分深刻，胡冬說：“在我認識的人里面，沒有哪個像張棗那樣活得不開心。”張棗的好友柏樺也評價他“一貫是一個很寂寞的人”。在德國時，張棗長期失眠，他甚至與好友陳東東和傅維說過要比賽失眠。他獨自喝酒，在漫漫長夜里枯坐，等待天明時精確的德國時間再次開啟：“不用時鐘，你看見誰走過，看熟了，也就知道現(xiàn)在是幾點幾分了。他們的腿甚至像秒針般移動……一切都那么有序，一眼就望到了來世……”（《枯坐》，張棗）

在德國“枯坐”的日子里，張棗十分渴望有人可以“對飲”，就像在重慶讀書時他與柏樺相距三、四十公里的“談話節(jié)”（張棗在四川外語學(xué)院，而柏樺在西南師范大學(xué)），山城復(fù)雜的交通常常讓兩位朋友的碰面充滿曲折，也更珍貴。張棗在《銷魂》里寫到兩個好朋友每次見面都要說好幾噸話，談?wù)撔膼鄣脑掝}——詩藝的機密，他們每次見面都不敢超過三天，否則會因交談而休克。

后來的一次對談中，張棗對顏煉軍說，出國最大的困難就是失去朋友，這是最慘烈的部分。因為他每時每刻的寫作進步，與朋友和知音的激發(fā)、及時回饋非常有關(guān)系。那時，他們剛寫完一首詩，甚至就可以坐火車連夜到另外一個地方確認這首詩的好壞。

顏煉軍說，在張棗90年代前后的很多詩作中，可以發(fā)現(xiàn)有許多關(guān)于夜晚的詩，如《與夜蛾談犧牲》《卡夫卡致菲麗絲》等，以及他的一篇散文《枯坐》，都與他長期失眠、面對黑暗有關(guān)。

窗外的迷霧包裹了大地，又黑又冷

來吧，這是你的火，環(huán)舞著你的心身

你知道火并不熾熱，亦沒有苗焰，只是

一扇清朗的門，我知道化成一縷清煙的你

正憐憫著我，永在假的黎明無限沉淪

（《與夜蛾談犧牲》）

前往德國的痛苦，不僅是遠離知音的激發(fā)與朋友們對相互寫作的及時回饋，還有因離開母語和故土帶來的文化與精神上的困境。曾長期旅居歐洲的詩人宋琳分析過詩人寓居海外的精神處境與寫作的關(guān)系：“由于置身西方現(xiàn)代性觀念發(fā)源之地，文化的可通約或不可通約之悖謬處境，為這些詩人制造了必須通過寫作去實現(xiàn)精神突圍的困境。”這些困苦就像天鵝“摸到我的跟前”，“蹂躪著”年輕的詩人。

白天的天鵝，令人嘔吐

我含淚的、二十四歲的四肢

被你蹂躪得何其疲倦

好像我再也不能

回到遠雷清脆的世界

你吮走了天下的雨露

只留下干涸和敵人

在炙熱地圍繞我的身邊

（《白天的天鵝》）

希臘神話中，天鵝是天神宙斯的幻象，如“麗達與天鵝”的故事中，宙斯化身為天鵝強暴了人類女子、斯巴達的王后——麗達，“這次神對人不負責任的強暴，隨后釀成了許多人間悲劇。”顏煉軍曾在《象征的漂移》一書中詳細論述過“天鵝”這一意象，張棗化用了這個在西方已經(jīng)被充分闡釋的元素，巧妙地變?yōu)閷ψ陨砝Ь车陌涤鳎禾禊Z“吮走了天下的雨露”，只留給他語言或文化的“干涸和敵人”。這對他是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漢語到底能不能在這樣的情況下生存下去？”

1986年，張棗前往德國讀博，出國不僅意味著更好的教育，而且更靠近他隱秘的夢想：“我特別想讓我的詩歌能容納許多語言的長處。”張棗在川外學(xué)的是英語，但他認為現(xiàn)代漢語對英語的依賴度過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英語甚至讓漢語變得庸俗，他希望德語的陌生和疏離可以幫助他去“發(fā)明一種母語”，實現(xiàn)“一個新的帝國漢語”。

“從漢語古典精神中演生現(xiàn)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啟示”，這是張棗對自己詩歌觀念的總結(jié)。與傅維第一次見面時，張棗拿出《鏡中》給他看，傅維一下子感覺到了這首詩同時蘊含的古典與現(xiàn)代：“梅花”“窗外”“南山”等意象，圍繞著“騎馬”“游泳”等日常生活場景，有人指出“皇帝”一詞也許與張棗頗為崇尚的美國詩人史蒂文斯的《冰淇淋皇帝》有某種內(nèi)在聯(lián)系（《詞語的鏡像——讀張棗<鏡中>》，錢文亮）。談詩歌題材時張棗說用西方詩歌的技巧在漢文化中選擇題材，視野就會很開闊，他用長沙話做了總結(jié)——“這下我用的武器就先進了撒，曉得不。”

在顏煉軍看來，張棗的《大地之歌》也許與德國猶太音樂家馬勒創(chuàng)作于1908年的交響曲《大地之歌》有一些淵源，至少受到了某種啟發(fā)。當時猶太人在歐洲的處境已開始飄搖，馬勒在作品中流露了強烈的異鄉(xiāng)情結(jié)和流亡感，張棗的《大地之歌》也有與之回應(yīng)的感情，他“逆著鶴的方向飛”，要回到一種中國式的現(xiàn)代化場景中，要回到“電信局的中心機房，和落在瓷磚地上的幾顆話梅核兒”的生活里。

那些場景、那片母語的土地承載著張棗的詩歌來源。10歲時，張棗有段時間跟著在汽修廠值夜班的外婆一起生活，外婆是舊時代少有的讀過書的老人家，最喜歡的詩人是白居易。某天外婆抱怨起張棗夜里睡相糟糕：“真是‘嬌兒惡臥踏里裂’啊。”在聽了外婆的解釋后，他覺得“嬌兒”用得真好，一下子呈現(xiàn)了他和外婆的關(guān)系，但他也覺得疑惑，為什么這樣的動作可以變成詩歌？“這句詩恰當?shù)孛枋隽宋覀儺敃r所處的那個世界，讓我一下子感到世界的不一樣，體會到了詩的愉悅。這種愉悅是觸及靈魂的切身體會，當然就激發(fā)了我對詩歌的追尋。”張棗曾在訪談中回憶自己的詩歌來源時說道。

張棗在寫作中一直追尋著古典意象和母語的文化傳統(tǒng)，但他也深刻認識到個人寫作的危機來自于母語本身的危機——古漢語中暗喻的缺失，使詩歌和語詞的想象路徑分明，作品中的‘我’不是那‘虛構(gòu)的了另一個’，經(jīng)驗之我與抒情之我被混為一談。他認為五四運動的深層動機正是尋找母語的暗喻，而現(xiàn)代漢語更深的成熟應(yīng)該跟那些說不出的事物聯(lián)系起來。這也是為什么張棗認為現(xiàn)代詩是不能朗誦的，因為意思晦澀、幽僻，朗誦——聽眾是聽不懂的，但他也認同朗誦一首現(xiàn)代詩并不是完全沒有意思的，“要看誰，在什么樣的氛圍里朗誦。反過來有時候氛圍又是可以通過朗誦營造的。”（《美麗如一個智慧》，傅維）

寂靜春夜，希望張棗能像那只逆著方向的鶴，向東飛翔，“分分秒秒地向東”（《親愛的張棗·引言》，柏樺），聆聽到他的詩句、他的詩意、他的至苦至樂，永久地在“在活人的肺腑間被潤色”（《悼念葉芝》，W.H.奧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