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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宗恩與胡適在協和醫學院的交集
    來源:中華讀書報 | 虞云國  2020年04月26日09:01

    在1949年前的中國主流知識界,胡適是當仁不讓的祭酒,其學術影響不僅溢出他所擅長的文史哲領域,而且漫延到人文學科之外。李宗恩則是接受西方現代醫學教育的中國第一代醫學科學家與醫學教育家,與胡適在專業方向上幾乎風馬牛不相及。或許如此,即便在胡頌平所著10大冊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里,也查不到兩人交往的痕跡。

    筆者年來有幸協助李維華女士編撰《李宗恩先生編年事輯》,獲讀她搜集到的乃祖李宗恩檔案文獻,頗有與胡適在協和醫學院的公務交集與書牘往來(主要藏于美國洛氏基金會檔案館與協和醫學院檔案室)。其中胡適書信,在耿云志與歐陽哲生合編的《胡適書信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里也未見收錄。茲征得李維華女士同意,特將兩位著名學人的那段交集如實寫出,以為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史留一段雪泥鴻跡(下文凡英文函檔的中譯都迻用了她的譯筆,謹此鳴謝)。

    李宗恩在英國格拉斯哥醫學院完成學業,1923年打點行裝之際,即因導師的推薦而大獲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駐華主任顧林(Roger S. Greene II)的青睞,延聘為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內科助理。歸國不久,他便以熱帶病學的專長而蜚聲中外醫學界。1933年,時任協和醫學院代理院長的顧林找到胡適,希望他找人中譯西格里斯(Henry S.Sigerist)的《人與醫學》(《Man and Medicine》),胡適引薦了顧謙吉。1935年11月11日,胡適為列入商務印書館《中學生文庫》的該書作序時提到:

    我本來希望中基會的編譯委員會可以負擔翻譯的費用,不幸那時編委會沒有余力,就由顧林先生個人擔負這部譯本的稿費。顧謙吉先生是學農學的,他雖然學過生物學、生理學、解剖學,卻不是學醫學的內行。他翻譯此書時,曾得著協和醫學校的幾位教授的幫助。李宗恩大夫和姜體仁先生曾校讀譯本全稿,給了譯者最多的助力。

    現存《胡適日記》此日失記,他所說的“中基會”全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是管理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的機構,自1924年成立起,胡適就參與有關活動,顧林或因此找他薦介譯者的。胡適序里提及李宗恩校讀譯稿,應是他與李宗恩見諸記載的最早交集,但尚難確證雙方是否已有直接交往。

    協和醫學院是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創辦的,太平洋戰爭爆發次年被迫停辦。1946年3月27日,協和醫學院董事會進行改選,胡適出任董事長;推舉新院長與恢復醫院正常運作,成為董事會當務之急。《胡適日記》同日記及此事:“今天大會接收【受】了我的報告,把校長問題暫緩決定,俟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專家考察團到中國去了回來,再交下次董事會決定。董事會改選職員,推我為本年主席。”3月29日,胡適以英文致電新當選的基金會總務長鮑恩(Trevor Bowen):

    年會于3月27日舉行,執行委員會改選,胡適被選為董事長、鮑魯被選為副董事長,你被選為總務長,福美玲為秘書。經討論決定,推遲選舉院長、恢復醫院和招收新生,待洛氏基金會考察團4-5月到北平,做出報告后再決定。

    是夏,考察團在重慶約談了李宗恩,其時他正在貴陽醫學院創院院長任上。次年初,李宗恩赴北平考察醫學教育,據福美齡工作日志(下稱《福美齡日記》)說:“1月27日,和胡適與李宗恩共進晚餐,他要在這里呆幾天。”此日《胡適日記》仍缺,《福美齡日記》或是現存最早記及雙方晤面的文字,但他倆直接交往顯然還早于此。考察團在上年11月提交的報告里認為:“在協和醫學院的發展史上,將責任和控制權轉交的時刻已到。”也就是說,基金會決定遴選一位中國學人出任擁有實權的新院長。胡適約李宗恩餐敘,或即意在考察或征詢這種可能性。

    據1947年3月《胡適日記》:

    (6日)七點半到飛機場,承軍調部美國軍方好意,我與協和醫院校董事會秘書Mary Ferguson與護士學校主任聶女士都搭美國軍用機南下。八點一刻起飛,十二時到上海的江灣機場。住國際大飯店1563號。召開協和醫學院董事會的“提名委員會”。

    (7日)召開提名委員會第二次會。

    (8日)召開提名委員會第三次會。

    對照《福美齡日記》,《胡適日記》太過簡略。那位協和護校主任聶女士即聶毓禪,中國現代護理學的奠基者之一。第一次會議似預備性質,在胡適下榻房間召開。第二次會議仍未提及任何候選人名字。胡適采納了某與會者提議,讓翁文灝或周詒春也來參會,后者原已列入院長候選名單。然而,兩人都政務纏身沒能赴會。但周詒春致函胡適,明確拒絕作為候選人,因為無法從農業部脫身;他建議考慮兩個候選人,如用非專業人士則蔣夢麟;如用醫學專業人士則李宗恩。在三次會議中,主持人胡適的貢獻在于,“決定候選人之前花了相當時間討論了提名的原則,并達成共識,如果可能,下一任協和院長應該是一位中國的醫學專家”(《協和醫學院董事會會議記錄》)。原則一旦確定,癥結迎刃而解。據《福美齡日記》:

    既然周博士謝絕做候選人,大家很快達成共識,沒有其他出色的非醫學專業人士可被考慮,所以決定只考慮醫學家。周博士對李宗恩的提議使他的名字擺在了前面。……其他提到的候選人有沈克非、林可勝(已表示不感興趣)、張孝騫、朱章賡(有人對他的脾氣提出疑問)、陳志潛(據說他是畢業生中最不受歡迎的,但是最聰明的一位)。但大家每次都回到李宗恩,他具有最多最好的資格,不久被一致提名,沈克非為候補。

    3月12日《胡適日記》說:“今天協和校董會正式開年會,終日始畢。舉李宗恩先生為院長,Dr.Alan Gregy為副校長。”所記仍不及《董事會會議記錄》來得嚴謹:“董事會一致通過,李宗恩為協和醫學院第一任中國人院長,格雷格醫生為副院長。”但格雷格事后婉拒了對他的任命。

    據《福美齡日記》,她“回家后為胡博士起草了發給李醫生和格雷格醫生的電報,及一個給媒體的英文稿。胡博士本人在會后立即被媒體團團圍住”。李宗恩之能成為協和醫學院歷史上首任掌有實權的中國人院長,胡適推動的選舉原則顯然功不可沒。

    其時,李宗恩正滯留在湖南返回貴陽途中,董事會電報無法及時送達,他與貴陽醫學院也處于失聯狀態。據《福美齡日記》,3月21日,胡適“同意第二天通過衡陽站長找找他”;3月23日,胡適電話告知,已收到李宗恩22日返抵貴陽后的來電:“對協和董事會給予的信任,我不勝感激。請您給我一周時間認真考慮一下,待把貴陽醫學院的事務安排好后再做最后決定。”胡適指示福美齡:“盡管這個答復相當于接受,最好再等一周,待他的電報到后再召集執行委員會商量副院長的人選。”

    3月31日,李宗恩發來受命電文。4月3日,再次詳函胡適,說明在妥善完成貴醫交接前無法赴任:

    經過一周的深思熟慮,鑒于過去我在協和的愉快經歷以及我對醫學教育的強烈興趣,我認為有責任接受協和醫學院董事會的任命,將我在中國醫學教育領域的一些經驗貢獻給協和醫學院。我1947年3月31日曾發出受命電報,此為確認函。

    接受董事會任命,深感其榮譽和責任。但5月初之前不能離開貴陽。請告知格雷格醫生的意見和到達的時間。

    董事會授予我這樣(為協和醫學院)服務的機會,是我莫大的榮幸,同時也感到責任的重大。您的鼓勵給了我很大的勇氣,能邀請格雷格博士來協作也是董事會的明智之舉。在您的指引下,我會全力以赴。

    在離開(貴陽)之前,我必須竭盡全力確保這所大學(指貴陽醫學院)能夠繼續下去。我已經寫信給周詒春博士,闡明誰可以來接替我的位置。我希望這個人此前就與貴醫有關聯,并能全力支持這里的老師。否則的話,這個學校很可能會毀于一旦,這將給中國的醫學教育造成極大的損失。一旦收到周博士的回復,我會立即正式提交我的辭呈。不過交接工作也需要一些時間,所以恐怕我5月初之前是無法動身離開的。

    您4月1日的電報昨天剛剛收到。我希望格雷格醫生能改變他的決定。如果他能來北平,將對我們初期的工作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若有新消息,請及時告訴我。

    我在得到南京的消息之前不能離開,所以現在還不需要款項。同時,煩請福美玲女士寄給我一些(協和醫學院)歷史、行政、組織和課程方面的資料,這樣我可以早做準備。

    前幾日在當地的一份報紙上,我看到一個消息好像說顧林先生去世了。如果消息屬實,您給顧林太太發吊唁函的時候,請幫忙轉達我的慰問。

    4月30日,胡適以協和董事長身份致函中華醫學基金會主席帕克(Philo Parker),匯報了選舉的過程,表達了復校的決心,信函頗長(詳見《李宗恩先生編年事輯》,美國《亞美導報》出版,2019年),茲僅摘錄其評價與支持新院長李宗恩的段落:

    我們決定請一位醫學專家,并一致推選了李宗恩醫生。除了他的能力和做國立貴陽醫學院院長的經驗之外,我們相信他具備把協和恢復到高水準的能力。

    毋庸贅言,李醫生不久上任后,董事會將認真考慮他的建議,根據那時的局勢來重訂開學、復院日期。實際上,他接受任命時已經知道這一情況,所以我們覺得他是可以做到的。

    如上所說,我們的工作將由校長根據有限資源和實際情況來執行。這一點,他將享有協和董事會的絕對支持和信任。

    顯而易見,在李宗恩出掌協和醫學院上,胡適不僅盡力促成,而且深感快慰的。

    1947年5月31日,李宗恩飛抵北平正式上任,與胡適在協和開啟了協和院長與董事長的公務關系。6月30日,胡適代表董事會英文函告李宗恩:

    在我今年三月份通知你被選為北平協和醫學院院長的時候,我沒有提到你的薪酬,因為董事會認為你的薪酬將根據修改薪酬的等級而決定。

    現在,我榮幸的通知你,執行委員會于1947年6月27日作出決定,你的薪酬為年薪CNC¥12,000,每年根據董事會的計算調整。也請你上交7月1日的離開貴陽之前的旅費和生活費用的賬目。

    我們了解到,因為我們迫切的需要,你沒能完成交接就離開了貴陽。所以我們準備支付你回貴陽處理交接事宜的往返旅費。學院也會支付你的家屬從貴陽到北平的旅費。

    我代表董事會,再次感謝你在這一關鍵時刻執掌學校的管理工作。在你的領導下,我們相信復校后的協和醫學院將和過去一樣,對中國的醫學教育起到重要作用。對此,我們給予你我們的信任和支持?

    7月19日,協和董事婁克斯(Harod H. Loucks )致函帕克時轉述了胡適的看法:“北大、燕京、清華和協和現在堅持辦學對鼓舞士氣極為重要。”

    然而,就在李宗恩接手協和前一天,新華社刊發社論《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國共雙方已全線交戰。盡管時局蜩螗,李宗恩對協和復校后重執中國醫學教育之牛耳仍雄心萬丈。8月30日,他就年度財政預算致函胡適時說:

    我接受董事會委我以院長一職的思想主導是我對發展中國醫學教育的信心。中國醫學教育在戰爭后期走向低谷,亟待重振。過去曾是中國醫學教育楷模的協和醫學院(PUMC),戰后應重新取得這一領先的位置。……基于我對未來的中國醫學教育的憂慮和對協和醫學院應起的作用了解,我愿為之一試身手。如果失敗,我準備隨時引退。

    在通貨急遽膨脹、法幣飛速貶值的金融危機下,李宗恩仍奢望協和員工不僅應“有不必再為溫飽操心的工資收入”,而且“在物價漲勢中所受到的損失得到補償”。當時,外匯兌換已經嚴管,為將基金會劃撥的美元以較高的兌率換成中國貨幣,李宗恩不得不仰仗胡適的人脈,找到中央銀行總裁張嘉璈,希望他為協和的外匯兌換與財政困難施以援手。這年12月21日,李宗恩已定好飛赴美國公務訪問的機票,但17日仍趕到南京去見胡適,由其牽線去中央銀行銀行部協商,對方承諾按市場價為協和兌換美金,同時提供一筆月息3.6%、為期半年至一年的貸款,但還貸時須以美金按市場價70%的匯率結算。李宗恩既感到月息過高,更唯恐兌換率下調,協和吃虧太大,沒有當場表態。但在南京見到胡適與周詒春、翁文灝時,都勸告他“也許不得不這樣做”。次日凌晨,李宗恩與胡適同乘夜班火車抵滬,鑒于胡適隔天飛回北平,有可能見到主事者,當即修書請他帶給福美齡,讓她在說項停當后盡快來滬,落實自己行程在即而無暇處理的兌換細節,因兌換必須在上海進行,“而這又是對我們的生存至關緊要的財政問題”。

    胡適抵平不久,12月22日復函張嘉璈:

    你幫我們渡過難關的提議很有意思。我相信貴銀行部主任在我們院長李醫生路過時和他談過。不過,他要乘飛機去舊金山,沒有足夠的時間做出決定,所以我讓董事會秘書長福美齡小姐,代表我們立即到上海。她一來上海就到你辦公室來,希望你安排她見沈先生或其他人?

    借助胡適的斡旋,李宗恩暫時紓解了財政困境,但整個協和的運行前景卻不容樂觀。

    1948年,3月14日,胡適任理事長的歐美同學會按例舉行年會,改選三分之一的理事與監事,李宗恩等五人當選新理事。5月26日,在歐美同學會第四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上,胡適連選為理事長,李宗恩與梅貽琦等四人選為常務理事。

    同年3月27日《胡適日記》記載:“中研院選舉院士的結果,——先后五次投票的結果,——選出院士八十一人。”胡適與李宗恩分別當選為人文組與生理組的院士。他倆也都參加了在南京雞鳴寺中央研究院召開第一屆院士會議,出現在那張著名的院士合影里。

    然而,面對著大變局,且不說歐美同學會那樣的同人社團,找不到作為理事長的胡適與常務理事的李宗恩之間的共事記錄;即便同為首屆院士,也未見雙方在中央研究院再有任何交集。在天翻地覆的政權易手前,學術退縮至無足輕重的一隅。

    1948年12月16日,福美玲致函皮爾斯,報告董事長胡適昨日離平的細節:

    為防止難民進入,城門已經關閉,胡適博士和他的太太有兩次試圖出城去機場,都未果,終于在昨天下午飛走了。

    12月28日,協和同仁婁克斯作為中華醫學基金會代表致信帕克說:“胡適博士一周前離開北平,此前一直和學校保持緊密聯系。”這與李宗瀛在《回憶李宗恩》里的說法倒可以進行拼綴:

    中共進入北平之前,胡適之先生曾動員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學者去臺灣。不少人拒絕了,宗恩也是其中之一。

    李宗恩“決心留在國內辦醫學教育”,“想對國家對同胞繼續有所貢獻”,他與胡適的直接交集就此告終。婁克斯還向帕克匯報了圍城期間李宗恩出色表現:

    當你在一個被包圍和內戰中的城市里,看到這樣一個繁忙、正常運行的醫院和學校時,會被深深地感動的。學校仍有電、熱和水,而整個城市除了電話之外,已經停止供電、供水、供暖。除了協和醫院以外,大多數醫院已經不能工作了,只因為協和醫院可以自給自足。

    我相信能有李宗恩醫生做校長,協和非常幸運。他的崇高理念和領導方法,確保了協和在這一經濟和政治局勢未卜的時期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

    新中國成立不久,朝鮮戰爭導致中美徹底交惡,一個由美國財團資助的協和醫學院當然不可能繼續超然存在。1951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正式接管協和醫學院。在次年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人民日報》刊出了李宗恩的《我和協和醫學院》,與他當年自述大有今是昨非之惑:

    洛氏基金委員會聘我做協和醫學校校長,我答應下來了。這更充分表現出我對于為誰服務的問題是沒有考慮過的。我認為這樣可以更進一步地發展我的“事業”。

    及至一九四七年協和復校,我又負責協和的行政工作,這樣協和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而我個人對協和的影響也不小。檢討起來,解放以后協和所以進步慢,我是應該負相當的責任的。

    這份檢查中,李宗恩只字不提胡適的影響。及至1954年10月全國開始批判胡適,他的這一把持終告失守。12月25日,李宗恩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在政協二屆一次全會上作檢討性發言,也不得不點名批判胡適:

    一九四七年我就被選為協和醫院的院長,負責籌劃協和醫院的復校工作。當時美帝國主義為便于實施其文化侵略的政策,設有協和董事會,董事長就是鼎鼎大名的戰犯胡適。但是美國壟斷資本家們還不放心,又派了一些披著科學家外衣的美國文化特務如婁克斯之流來協和監督和實際執行其政策。由于當時人民解放戰爭已進入反攻時期,華北局勢有突變的可能,美國帝國主義分子是看到了這一前途的,因此,美國國務院就決定即使華北局勢有變化,美國文化特務和戰犯胡適之流必須退出的時候,還希望能夠繼續保持協和這一文化侵略據點,作為其卷土重來的基地,至少也可以在新中國繼續產生影響。在這惡毒的計劃下,我便被認為是它執行其計劃的一個比較合適的代理人。

    李宗恩自我上綱上線也確實夠觸及靈魂的,總算涉險過關。其后,新政權遴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相當于院士)時,他以前朝院士而名落孫山;反右運動時劃為“右派”。1958年3月6日,他在日記里記道:“《人民日報》登出撤銷本人的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的兼職。”科學規劃委員會是隸屬國務院專門制訂全國科研計劃的咨詢性機構。五天以后,胡適也看到臺灣某報駐東京記者的相關報導,特地將剪報粘貼在3月11日的日記里,這位記者報導說:“此八個被清算的科學家均曾受西方教育,其中包括有費孝通博士、李宗恩博士,及曾昭掄博士等”。這是胡適文檔里與李宗恩的最后交集。不久,李宗恩降級降薪,下放昆明醫學院。

    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臺北主持第五次院士會議,心臟病猝發而死;四天以后,李宗恩寫下安排后事的幾封遺信,也許當天,也許不久,在昆明辭世,至今尚不清楚他比胡適晚死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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