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兩種文學博弈的啟示

應該看到，網絡小說“陪跑茅獎”是在茅獎評價標準的意義上暫處下風，并不意味著參評的網絡小說沒有可圈可點之處，也不是說網絡文學沒有好作品，在茅獎中永遠無所作為，只有“陪跑”的份兒。事實上，如果換一個“頻道”，在另一個平臺，或者調適一下評價尺度，網絡文學也許是“風景這邊獨好”。第一批“觸網”的老作家陳村就曾說過：“文學有關人的心靈，從來可以由各個道口進入”，“有人一口咬定網上的文學作品都是垃圾，那是精神錯亂，我們應該憐憫他。有人說網上的作品才是文學，那是理想，我們要努力。我看到的情形，站得遠一些說，網上網下作品的好壞比例大體是一樣的，都有佳作和劣作，都離偉大的文學較遠。”網絡只是給了創作者直接抵達最多讀者的路徑，只要文學指向人心的宗旨不變，無論是茅獎、魯獎甚至諾獎，傳統文學能做到，網絡文學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隨著數字化傳媒、AI等新興技術不可逆地持續進步和快速普及，文字傳播的融媒體化、文學作品的網絡化將是大勢所趨，這對文學可能性的認知、對傳統文學與網絡文學發展格局的變化都將是革命性的，就像芬蘭學者萊恩.考斯基馬（R.Koskimaa）在《數字文學》一書中描述的：“數字化或直接或間接地幾乎強烈觸及了文學的全部領域，不過，這僅僅是個開始，就目前具有過渡性質的情況而言，已經可以形成關于文學未來的足以使人驚訝的預言和推測。”

在這樣的語境中看待茅獎視野中的網絡小說，或考察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的長短之辨，或將給我們對未來文學發展的應然性與或然性認知帶來一些有益的啟示。

首先，在應然性上說，兩種文學各有所長又互有所短，即使站在茅獎的立場，也應該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應該在揚長避短、取長棄短的基礎上抱團取暖，攜手共進，實現優勢互補。二者相交，如前表所列，我們可以從文學類型、作品篇幅、故事架構、語言表達，以及文學生產、承載、傳播、經營等外在品相和內在品質方面輕易找出它們的差異，但竊以為，二者根本的不同在于，一個信奉“以讀者為中心”，一個堅持以“文學性”為目標，這是形成二者差異的樞紐，其他的許多不同點大都可以從這里得到解答。譬如，網絡創作以讀者為中心，首先考慮的是讀者和市場，是受眾的廣泛性和他們對作品的感受，需要放大寫作過程的“粘性效應”以壯大粉絲規模，因此“好看”“爽”“YY”，對大眾讀者的吸引力，便成為規制創作的首選。網絡小說的“續更”“灌水”式創作的“越寫越長”現象，以“講故事”為中心話題的“打怪升級”“金手指”套路，以至在作品功能上追求“自娛以娛人”的快樂效應和閱讀“帶入感”等等，無不可以從這里得到解釋。而傳統文學以“文學性”為圭臬，奉行藝術品質優先，追求思想性與藝術性統一，注重作品創新和社會效果，哪怕“十年磨一劍”（如李洱《應物兄》寫了13年，徐懷中《牽風記》1962年就已經動筆寫了20萬字，后來又燒掉重來），也要創作出無愧于歷史、無愧于文學、也無愧于自己良心的“立得住、傳得開、留得下”的佳作，甚至是“墊棺作枕”（陳忠實語）之作。網絡文學要求“快”——寫得快，日更數千上萬字；讀得快，快速瀏覽，掃網“沖浪”；來錢快，付費打賞，轉讓分發，立馬變現。傳統寫作則講求“慢”——慢工細活，精益求精，倡導以工匠精神打造精品力作，因而在閱讀時也需要細嚼慢品，乃至崇尚“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超乎言意之表，品咂文本的言外之意和味外之旨。這樣的寫作追求的是“有補于世”的社會擔當和亙久的藝術魅力，創作者多為“體制內”知識分子，有文學之長，無生存之虞，衣食無憂的生活使他們少有網絡寫手那樣的“著書只為稻粱謀”，不會有“碼子變現”的沖動，惟有以“文學性”去達成“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這才是他們心目中最為期待的文學境界。

兩種文學，可謂“有經有權”，所由形成的兩種創作立場、兩種作品存在方式，以及兩種不同的功能形態和價值目標，似乎“高下立判”，結果毋庸置疑。這是不是就意味著存在即是合理而優劣無爭了呢？其實未必。竊以為，兩種文學最好的發展狀態是實現短長互鑒、優勢互補——網絡文學傳承文學經驗，提升作品質量，在致力于“好看”的同時豐富作品“文學性”價值蘊含，直至讓“文學性”本身變得好看；而傳統文學也需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擴大作品的受眾面，追求思想性、藝術性與可讀性的統一，把文人自娛的“小圈子”拓變為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學場”。我們知道，人類的文學本是起自民間而服務于民間大眾的，魯迅所說的“杭育杭育”派，既是文學的始祖和根脈，也是創作的主體和受眾，因為在“每一個勞動者都是詩人”的時代，文學就是“以讀者為中心”而施惠于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反觀“文學性”觀念的構建則是社會分工下文學專業化、創作職業化的產物，從歷史看，“文學性”只是文學發展的一個特定階段，可以說它是文學大眾本原觀念的一種“異化”。由“文學性”帶來的專業化和精英化，無形中形成了文學的貴族化和“圈子化”，一些作品展現的專門技藝和“敘事圈套”，已經把普通讀者拒之門外，文學離大眾越來越遠，導致文學的路子越走越窄，社會影響力也日漸縮小。網絡媒介出現后，千百年來形成的文學專業化分工模式被技術平權所拆解，文學的話語權重新回到普通大眾手中，從此，文學創作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而是人人可為之事，這是對“文學新民間”的意義深遠的回歸和向文學邏各斯原點的一次致敬，也是對純文學創作長期自娛自樂，自矜為“陽春白雪”，實則脫離大眾而“高處不勝寒”的一次歷史性矯枉過正。陳村先生就曾感慨：“文學的全部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它有高峰。許許多多的人在文學中積極參與并有所獲得，難道不是又一層十分偉大的意義嗎？”網絡作家阿菩說得更具體：“網絡文學從一開始就有草根性、民間性、大眾性、人民性的特征，無論是它的情感、它的需求、它的讀者，都是這樣的。它未來的征途，不是諾貝爾文學獎，而是用更真誠的故事，來與全中國的人民群眾，乃至全世界的人民群眾產生呼應。網絡文學的歷史責任也不是去征服西方的知識分子群體，而是要以受世界人民喜聞樂見的形式出海，去與承載了西方價值觀的好萊塢大片抗衡。”

其二，再從文學發展或然性看 ，兩種文學的博弈和互補，將促使網絡文學在化解“茅獎情結”的過程中出現兩種可能的選擇：要么像《繁花》那樣向茅獎式寫作看齊，寫出一部“長得像茅獎”的作品；要么規避或超越“茅獎模式”，創造屬于網絡文學自己的經典，而不在意能不能獲得茅獎。第一種選擇的參照對象明確而清晰，只要你能像《白鹿原》那樣，以道德人格為核心追求，用家族史、風俗史以及個人命運的沉浮史，來呈現一部濃縮性的民族命運史和心靈史；或者像《人世間》那樣通過平民子弟苦難、奮斗、擔當、正直和溫情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展示波瀾壯闊的中國社會巨變的歷史進程等等，你的作品就有望扣響茅獎的大門。每一部茅獎小說內容各異，但無論寫的什么，都得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都必須與民族、與歷史、與人民、與我們的心靈建立起某種意義關聯。當然這還只是題材內容上的要求，其在文學性的藝術詮釋和結構方式、語言表達方面的“套路”就更是筆有妙處、各顯其能了。對標茅獎，精耕細作，這樣的“茅獎煉金術”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繁花》就是榜樣——作品先在網絡平臺首發，完成風格化“續更”，無論網友反應如何都無傷大雅，因為網絡連載的小說只是“試水的毛坯”，精耕細作全在線下加工打磨呢，作家的藝術功力也主要體現在“網外功夫”——經“工匠精神”雕琢出來的作品在抹去“網絡痕跡”的同時，便生生“出落得”像個茅獎模樣了。這種生產方式并無不妥之處，前期生產、后期加工均出自同一作家之手，既無知識產權爭議，也合乎茅獎作品的參評規范（完結本，公開出版），只是這樣的作品還是不是“網絡小說”就不得而知了，因為它走的就是傳統創作的路子（精加工、一次性出版完整本），將自身“嵌入”了傳統文學的生產“槽模”，只要作品夠好，榮膺茅獎是不足為奇的。類似的現象在網文界并非個案。例如，橫掃各大網絡文學榜單的《網絡英雄傳》系列，作者郭羽、劉波為防范網絡盜版，沒有采用常規的“續更”“追更”方式，而是在作品完成后，經打磨“拋光”，讓實體書與網絡同步推出。該網絡小說所達到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相統一的完成度，頗具“精品范兒”“茅獎像”，一批評論家如雷達、白燁、梁鴻鷹、張頤武、何向陽、李朝全等都對該作發表文章給予很高評價，但因為是尚未完成的系列小說，暫時不能單獨申報茅獎，否則也將是茅獎的有力競爭者。另有一些優質的網絡小說，雖非整體打磨再行推出，卻因作者“文青”，功力深厚，創作態度認真，盡管達不到茅獎作品的高度，與一般傳統小說相比依然毫不遜色、圈點可嘉，憤怒的香蕉的《贅婿》、冰臨神下的《孺子帝》、李梟的《無縫地帶》、吉祥夜的《寫給鼴鼠先生的情書》、驍騎校的《匹夫的逆襲》等等，從內容到形式，均屬堪比傳統好小說的網絡上乘之作。

另一種或然性選擇也許更為切合網絡文學創作實際，即繞開“茅獎模式”走“網絡化”創作之路，創造屬于網絡文學自己的經典。“茅獎模式”是一種純文學或精英文學創作規制，網絡創作走進這一模式將消解自己的特點和優勢——沒有了“網絡性”的網絡文學還能是“網絡文學”么？消弭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的界限，只有“文學”的標識，沒有媒介載體的區別，那是文學發展的“未來形態”，當下的網絡文學還是應該在“文學性”與“網絡性”的二元融合中創造屬于自己的精品力作。這種“網絡化”創造模式具有傳統文學所不具備的兩大優勢：一是技術優勢，二是機制優勢。技術優勢不單是說文學話語平權、傳播便捷、成本低廉等，更是指技術性媒介對文學本體的深度切入和審美融合。今天的網絡創作，主要是文字媒介的網絡化，即把紙筆書寫的文字搬到網上，而不是多媒體、超文本等數字化“全媒介支持”的充分利用。這種僅有文字單媒介表達的文本，未能與傳統文學區分開，并不是真正的網絡文學——既有間性主體的交互性，又充分利用視頻、音頻與文字符號的多媒介融合創造的只能“活”在網絡上的文學（或文藝）文本。網絡多媒介和交互性文學生產方式代表著媒介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今日由純文字表意的網絡文學，貌似擁有“網絡性”（如粉絲追更、網友交互），實則不過是傳統書寫印刷文學的“遺腹子”。時至今日，“數字技術本身的藝術性已經開啟，計算機網絡已經將文學推進到了一個新境地，印刷文化時代建構起來的文學創作、文本形態、審美方式、文化邏輯等都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如此，一種擁有審美獨立性和存在方式的網絡文學才真正成為了可能。”

所謂機制優勢，是指網絡創作擁有傳統文學所不具備的大眾海選機制，有研究者將其命名為“金字塔生態系統”。該系統以“零門檻”吸引龐大的作者群體上網圓夢，但是否真正圓得了自己文學之夢，尚需經過網民的閱讀和海選，以贏得從“寫手”到“作家”的資格。他們得經過殘酷的商業競爭獲得“簽約作家”身份，然后才能進入半職業作家→職業作家→網絡大神→白金作家的進階之路。這種“金字塔式”的遴選和淘汰機制靠“粉絲口碑”和“收入杠桿”的硬指標升檔，人為干預度較低，不會有“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發生，“每一個才子都不會被體制埋沒”（王朔語），因而相對公平，當然也十分殘酷。網絡作者數以千萬計，只有少數有才華、能堅持的人才能一步步向“塔尖”攀登。“‘網絡文學沒有遺珠之憾’‘網絡文學沒有懷才不遇’，這種在紙質時代沒有人敢說的豪言壯語，至少在網絡文學成長階段，在網文圈內成為基本共識。”然而，那些登上“塔尖”賺得彭滿缽滿的大神之作能否登上茅獎寶座依然是個未知數，他們即使創造了“網絡文學經典”也不一定能成為“文學經典”，因為說到底兩種文學的評價體系和判斷標準是不同的，這是網絡文學的宿命，也是它的卓異之處。

結語：無論是否對標茅獎，網絡文學都需要邁過現實主義精神這道“門檻”

如果說茅獎評選是文學步入某一規制系統的一種認證儀式，那么，這個儀式前的“議程設置”必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內容約定，即現實主義的精神品質。茅獎評審標準中，無論是“深刻豐富的思想內涵，有利于堅定文化自信，展現中國精神”，還是“深刻反映時代變革、現實生活和人民的主體地位，書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其理論邏輯的支撐點都是一種文學創作的現實主義精神。不管你是傳統文學創作，還是網絡文學創作，都需要致敬這一精神并自覺踐履之。茅獎已歷經十屆，那些常被人提及的茅獎作品，如《芙蓉鎮》（第一屆）、《平凡的世界》（第三屆）、《白鹿原》（第四屆）、《天行者》（第八屆）、《江南三部曲》（第九屆），直到本屆的《人世間》《主角》《應物兄》等等，人們對茅獎作品的綜合評價主要還是集中在是否擁有現實主義精神，或能否用獨特的文學方式藝術地表達這種精神。這樣的精神是茅獎的標的，卻不是茅獎的專屬，而是中外文學傳統的深厚積淀給予每一個時代文學的偉大賦予，它的精神品格已經內化為人類文學的絡各斯基因，是任何一個好的作品或任何一種真正的文學都擺不脫、逃不掉的。當然，文學史和文論觀念史一再告訴我們，文學的精神是豐富的、多元的，不是單一的，更不是教條的，至少，在現實主義精神之外，還有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等等。不過在我看來，現實主義精神不僅是中外文學的主脈，還是其他各種“主義”的根基，是所有文學“圖-底”關系的“底”。屈原的《離騷》，李白的詩歌，王實甫《西廂記》，吳承恩的《西游記》等以夸張、變形、激情和理想化為藝術主調的作品，一般被視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但驅動它們想象與理想的原動力依然需從那個時代、那種現實的苦痛與悲憫中才能得到最終的解釋。卡夫卡、福克納、貝克特等西方現代派的創作，無論是其外在的荒誕還是其內在的批判與抗爭，無不是基于他們生活的歷史語境和現實焦慮發出的吶喊，現實主義的精神圖譜才是這些作品的價值依憑。因為現實主義精神是一種感應時代脈動、關注社稷蒼生、文須有益于天下的承擔感和責任心，而不是“著書只為稻粱謀”的一己功利，或“為賦新詩強說愁”的自娛游戲；并且，從藝術上說，現實主義精神又是一種永無止境的創新精神，它要求文學創作在滿足受眾文化休閑、藝術審美需求的同時，還能開啟文學新聲，引領藝術風尚，探索文學創新的各種可能。可以說，現實主義精神是一切文學的意義“硬核”，不僅是茅獎評選尺度，也是我們評價所有文學作品的價值圭臬。

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絡文學可以暫時缺失茅獎，但卻不能缺失現實主義文學精神；同理，網絡文學要榮膺茅獎，首先就要賦予其作品以現實主義精神品格。今日的網絡文學要想成為人類文學歷史節點的“文學”而不僅僅是“網絡文學”，就需要傳承、光大現實主義精神，而不是遠離或回避它。這也就意味著，網絡文學“陪跑茅獎”的真正根由不在其它，而在于現實主義文學精神的支撐力暫時還“撐”不起文學的殿堂。于是我們說，網絡文學無論是否對標茅獎，都需要邁過現實主義精神這道門檻，并在藝術價值上強健這一精神。比如：

網絡作品注重語言通俗，故事精彩，輕松好讀，具有悅心快意的“爽感”和情感體驗的代入性。但不論創作的哪類文體，構架的什么故事，使用了哪種“金手指”“換地圖”或“瑪麗蘇”的技法，都必須用文學現代性彰顯現實主義精神，不僅要有意思，還要有意味、有意義；作品不僅要有讀者，有市場，有變現能力，還要有藝術創新，追求長線效應和社會效果，既“爆款”當下，還能夠傳之久遠。

作品主人公可能是廢材崛起，屌絲逆襲；或英雄豪情，仗劍天下，修煉霸道真氣，精進獨門武藝；抑或寫凡人瑣事、在市井人生中展現紛紜生活，在宮廷爭斗、歷史穿越里表現愛恨情仇等等，但無論是寫什么樣的人和事，都必須秉持正向“三觀”，讓感覺中蘊含健康的感情，使個性中富含良善的人性，讓生活的質感體現生命的意義。

尤其重要的是，無論是寫現實題材，還是寫玄幻、武俠、魔法、架空等作家想象中的那個“現實”，都需要遵守人文情懷的意義邏輯，以“鼠標下的德性”堅守社會的公平正義，讓心中的知意情滲入現實社會的真善美，借天馬行空的想象助彰顯世道人心的人倫物理，有利于社會的文明進步和青少年讀者的健康成長。

這是現實主義文學應有的精神品格，也應該是網絡文學創作的努力方向。堅守這種精神，已經不是一個“陪跑茅獎”抑或“對標茅獎”的問題，而是網絡文學能否成為“文學”的價值“真問題”和理論“元命題”。

參考文獻

[1]第八屆參評茅獎的7部網絡小說分別是：王海鸰的《成長》、菜刀姓李的《遍地狼煙》、顧堅的《青果》、鄭彥英的《從呼吸到呻吟》、關中土的《中國脊梁》、宋麗晅的《辦公室風聲》和容三惠的《刀子嘴與金鳳凰》等。

[2]第九屆茅獎申報參評的5部網絡小說分別為：瘋丟子的《戰起1938》、卻卻的《戰長沙》、張巍的《太太萬歲》、尚建國的《文化商人》和歐陽乾的《江湖兇猛》。

[3]參評第十屆茅獎的17部網絡小說分別是：打眼《神藏》、丁墨《烏云遇皎月》、董江波《永遠的純真年代》、鳳輕《盛世醫妃》、古箏《青果青》、紅九《請叫我總監》、吉祥夜《寫給鼴鼠先生的情書》、蔣勝男《燕云臺》、囧囧有妖《總有一天你會喜歡我》、李開云《二胎囧爸》、林海聽濤《冠軍之心》、姒錦《孤王寡女》、魏海龍《大西院》、舞清影《明月度關山》、西子情《青春制暖》、蕭西《完美守護養成記》、殷尋《他看見你的聲音》等。

[4]中國作家協會2019年3月11日修訂的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獎條例》，中國作家網：http://www.hbzuojia.com/newzjw/vip_doc/12973293.html.

[5]歐陽婷：《“茅獎”與網絡文學的發展路向》，《小說評論》2016年第1期。

[6]李敬澤：《網絡文學：文學自覺與文化自覺》，《人民日報》2014年7月25日。

[7]阿菩：《對網絡文學觀念要再來一次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在2019年中國網絡文學論壇上的發言》，搜狐：http://www.sohu.com/a/339313585_662549.

[8]《呂氏春秋·去尤其》。

[9]王岳川：《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頁。

[10][美]弗.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190頁。

[11]陳村主編《網絡之星叢書》·序，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

[12][芬蘭]萊恩.考斯基馬：《數字文學：從文本到超文本及其超越》，單小曦、陳后亮、聶春華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頁。

[13]陳村主編《網絡之星叢書》·序，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

[14]阿菩：《對網絡文學觀念要再來一次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在2019年中國網絡文學論壇上的發言》，搜狐：http://www.sohu.com/a/339313585_662549.

[15]筆者曾對網絡文學的概念做出過三重界定：廣義的網絡文學是指經電子化處理后所有上網了的文學作品，即凡在互聯網上傳播的文學都是網絡文學；本義上的網絡文學是指發布于互聯網上的原創文學，即用電腦創作、在互聯網上首發的文學作品；狹義的網絡文學是指超文本鏈接和多媒體制作的作品，或者是借助特定創作軟件在電腦上自動生成的作品，這種文學具有網絡的依賴性、延伸性和網民互動性等特征，最能體現網絡媒介的技術特色，它們永遠“活”在網絡中，不能下載做媒介轉換，一旦離開了網絡就不能生存。這樣的網絡文學與傳統印刷文學完全區分開來，因而是真正意義上的網絡文學。見歐陽友權主編《網絡文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

[16]邵燕君在《網絡文學的“斷代史”與“傳統網文”的經典化》一文中說：“網絡文學之所以被人們解讀為‘通俗文學的網絡版’，其實是出于其作為‘印刷文明遺腹子’的慣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些顯示了網絡文學高度和深度的經典性作品，代表的是網絡文學‘古典時代’的成就。”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2019年第2期。

[17]單小曦：《媒介與文學：媒介文藝學引論》，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209頁。

[18]參見邵燕君：《網絡文學的“斷代史”與“傳統網文”的經典化》一文的第三部分：網絡文學的“金字塔系統”與“網絡類型文經典”的產生機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2019年第2期。

[19]邵燕君：《網絡文學的“斷代史”與“傳統網文”的經典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2019年第2期。

（原文刊載于《當代文壇》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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