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宏醫生在一次訪談中提到，他會在差旅途中讀一些和自己專業相關的文學作品，比如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我很有興趣了解一下，張大夫是怎么看待書中提到的霍亂疫情的應對舉措的。在小說的最后，男主人公和船長合謀出了一個鬼點子，以輪船故障為由讓所有乘客下船，然后在船上升起黃旗——按當地慣例，這個信號的意思是該船發生了瘟疫，處于自我隔離狀態，這樣一來，我們的男女主人公就能不受打攪地在他們的愛之船上享受戰勝了時間和空間的純美濃情了。我估計張大夫是不會認可這種為了滿足小資愛情而偽造疫情的做法的，因為這樣做可能會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張大夫可能會對小說的另一個人物更感興趣——女主人公的丈夫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

烏爾比諾醫生是小說中第一個出場的人物。他生得偉大，死得雖不算光榮，還是享受了偉人式的厚葬，不僅有哥倫比亞共和國總統發來唁電，城中百姓也紛紛上街為他送葬。他最為人稱道的貢獻，就是青年時代在法國完成學業，回到他出生成長的那座加勒比海濱古城后，“運用全新的有力手段，制止了本省最后一次霍亂的流行”。小說有專門的一個章節詳述他這項豐功偉績。

如果我們把烏爾比諾醫生抗擊霍亂疫情的經歷當成一個獨立的故事，從結構上說，這算是一個為父復仇記。父親為邪惡勢力所害，兒子在悲憤中苦練武功——當然也免不了時不時享受一下聲色犬馬，年輕人嘛——然后學成歸來，子承父業，打敗了殺父仇人，并且與心上人終成眷屬，事業愛情雙豐收，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這是迪斯尼電影《獅子王》和港劇《大時代》的故事套路，在這個“烏爾比諾醫生抗疫記”中也一樣，只不過殺父仇人不是人，而是霍亂弧菌。

胡維納爾·烏爾比諾的父親馬克·奧雷里奧·烏爾比諾醫生是霍亂肆虐時代的“民間英雄，也是最受人矚目的犧牲者”。他憑借醫生身份的權威領導了抗疫之戰，英勇投入前線，不幸感染上霍亂，然后又采取了自我隔離的悲壯之舉，最后跟其他病死者一起被混葬在公共墓地。胡維納爾·烏爾比諾在多年后翻看當時的記錄，發現“父親所采用的方法仁愛多于科學，在很多方面都有悖醫學原理”。為父報仇，在同樣的敵人面前，兒子自然應當做得更出色。

時為十九世紀下半葉，二十八歲的胡維納爾·烏爾比諾在巴黎接受了當時最先進的醫學教育，帶著鄉愁歸來。他帶回來的最重要的東西，與其說是醫術，不如說是科學——也就是說，“賽先生”。要戰勝一種殺傷范圍巨大的傳染病，并且是徹底地戰勝它，光靠臨床醫術是不行的。傳染病的流行和當地人的衛生習慣有著很大關系，而這些糟糕的習慣又往往被籠罩在迷信、神話、偏見的外衣下，要破除這些東西，必須請出賽先生。他的父親更多是靠著一種中世紀騎士式的獻身精神與瘟疫作斗爭的，而賽先生是毅然決然地拒絕中世紀的。

首先，胡維納爾·烏爾比諾接管了父親的診所，把書柜里那些歷史悠久的醫學書替換成法國醫學新一派的著作。這是科學精神的體現，因為科學史的規律就是新知識必然取代舊知識，科學的歷史是不斷否定前人的歷史。接下來，他開始在醫院里推行現代醫學觀念，在這家醫院里，人們仍然相信把床的四條腿擱進四只裝著水的罐子里，就能預防疾病爬上床來。他的努力遭到了同行的猜忌和嘲笑。再接下來，他開始關注城內的公共衛生狀況：殖民時代西班牙人修建的污水溝必須填平，代之以封閉的下水管道，排水口應改設在偏遠的垃圾場；貧民窟窮人露天大小便的習慣是爆發流行病的隱患，他在市政府開辦強制學習班，教窮人自建廁所；人們用慣的石制凈水器是培養各種有害微生物的溫床，水中那些令人們心懷敬畏的“精靈”實為蚊子的幼蟲，在他的推動下，城內修建了保證飲用水潔凈的高架水渠；面朝海港、毗鄰屠宰場的公共市場是臟亂差的集大成者，馬爾克斯寫得五光十色：“剁碎的腦袋，腐爛的內臟，動物的糞便，在陽光下靜靜地漂浮在一片血沼澤中。為了這些食物，兀鷲常常跟老鼠和狗爭搶得無止無休，時而穿梭于掛在棚檐下的索塔文托美味鹿肉和閹雞之間，時而躍過擺放在席子上的阿爾霍納春季菜豆。”要拿華南海鮮市場跟它比，怕是小巫見大巫了吧？烏爾比諾醫生的想法是：第一，把屠宰場遷走，第二，重建一個有彩色玻璃穹頂的市場。經過多次碰壁后，他的想法最終部分地實現了。

在馬爾克斯之前完成的著名作品《百年孤獨》中，同樣有關于來自西方的現代文明如何為拉丁美洲所接受的書寫，那些片段讀起來往往令人忍俊不禁。比如，何塞·阿爾卡蒂奧·布恩迪亞看到現代機器造出的冰塊，把它當成時代最偉大的發明，再比如，馬孔多的居民初識電影，看到一個大活人在一部電影里死了接著卻在另一部電影里活過來變成了阿拉伯人，覺得受到了嘲弄，遂將電影院的座椅砸了個稀巴爛。在這里，馬爾克斯筆下的同胞們、鄉親們接受的不是科學，而是器物，是現代科學結出的果實。這些果實的培育者、制造者是西方人，拉美人只能稀里糊涂地、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接受和消費這些東西。當現代科學的發明成果迅速地充斥了他們的生活環境，他們也迅速地適應了這些現代生活的器物時，他們的思維和觀念卻是進化緩慢的。他們并沒有真正地、徹底地接受現代文明，從而成為現代人。馬爾克斯是用一種冷面笑匠式的筆調對拉丁美洲的現代化做出批判的。相比之下，《霍亂時期的愛情》對同樣主題的處理要顯得更樂觀一些，現代文明的進入從器物層面上升到了科學層面，于是切切實實地為身在百年孤獨深淵中的人們帶來了更美好的生活，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在他不懈的社會活動中成了正能量的化身。

烏爾比諾醫生在關注城內公共衛生狀況時，已經預見到霍亂的卷土重來，并且在專業應對策略上做好了準備。他在法國時曾師從當時最杰出的流行病學家、疫區封鎖理論的創始人阿德里安·普魯斯特。回國不到一年的時候，有一回被學生請去診斷一個三天前抵達此地的“渾身泛著罕見藍色的病人”，他“只在門口看了一眼，便認出了他的敵人”。烏爾比諾醫生對患者做了流行病學調查，說服當局發出警報，并強迫病人來此地時搭乘的客船進入隔離狀態，然后當城內出現另一起確診病例時，按照烏爾比諾醫生制定的防控措施，該病例的家人被分別單獨隔離起來，整個街區也被置于嚴格的醫療監控之下。往后，雖然仍有病例出現，但霍亂沒有像以往那樣演變到大爆發的地步。快到一年時，疫情基本已經得到了控制。烏爾比諾醫生憑借防疫工作中的出色表現得到了當局更穩固的信任，他當初提出的改善公共衛生狀況的建議終于被采納和執行。從此，霍亂雖然沒有在該地區完全消失，但已經實現了“可防可控”。胡維納爾·烏爾比諾帶著勝利將軍、成功男人的光環開始情場上的征服，經過一番苦戰，再次大獲成功。以世俗的眼光來看，烏爾比諾醫生是完美無瑕的白馬王子，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我們的女主人公費爾明娜實在沒有理由不接受他。我們的男主人公、苦戀費爾明娜的弗洛倫蒂諾這回算是遇上了最強大的情敵。從小說故事發展的邏輯來說，烏爾比諾醫生的男神形象為小說男女主人公終成眷屬的可能性設置了極大的障礙。烏爾比諾越是英雄偉岸、無可挑剔，弗洛倫蒂諾那偏執狂式的愛的阻力就越大。弗洛倫蒂諾越是不想放棄追求，他的愛情圣徒的形象就越為高大。偉大的抗疫英雄成全了更偉大的愛情英雄。

細讀下去，我們發現，偉大的抗疫英雄在家庭生活中是個狗熊。在頭腦守舊、思想專制的母親、妹妹和不甘受傳統禮教束縛、追求內心獨立和自由的妻子之間，為了保持家庭的穩定，他更多遷就于前者，讓自己回歸到一個正統天主教徒、傳統紳士的角色，于是，對我們的女主人公費爾明娜來說，婚姻生活成了永無出頭之日的地獄苦刑。因此，費爾明娜在丈夫死后能梅開二度，也就顯得合情合理了。

這樣看來，烏爾比諾醫生的身上也有一定程度的悲劇性。一個出身名門的進步青年，能處理好禍害蒼生的瘟疫，卻處理不好婆媳關系；能醫治廣大同胞的身體，卻拯救不了廣大同胞的靈魂——他從法國帶來的新思想為本地社會帶來的變革僅止于醫學衛生層面，在這座自始至終散發著中世紀氣息的哥倫比亞古城里，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森嚴的社會等級、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歧視、腐朽的貞操觀念變化甚微。我們可以在拉丁美洲思想史背景上來重新審視烏爾比諾醫生這個小說人物。他的經歷折射出實證主義在拉丁美洲的命運。實證主義起源于法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拉丁美洲受到熱烈歡迎，因為實證主義有著科學理性的崇高面目，鼓吹“秩序與進步”，既能契合拉丁美洲財富增長、革新生產和生活方式的需求，又能維護穩定的社會結構，不像其他一些主義那樣呼喚受壓迫的人們操起生產工具去鬧革命。正如威亞爾達在《拉丁美洲的精神：文化與政治傳統》（The Soul of Latin America: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一書中所指出的，實證主義是這樣的一種意識形態，“既能夠為現存權力結構提供合理性解釋，又能夠證明他們對改革模式的思想、社會、政治和經濟的領導是正確的，而且還是普世的、進步的和必然的”。威亞爾達發現，實證主義強調知識分子和精英在推動進步、促進文明的過程當中的領導作用，與拉美思想繼承的柏拉圖式“哲人王”理念不謀而合，另一方面，實證主義與深植于拉丁美洲靈魂中的、強調秩序和等級制的天主教思想可以實現比較完美的對接。在留法精英烏爾比諾醫生的身上，我們正可以或明或暗地看到實證主義的種種表現。他有科學權威的加持，能在社會面臨衛生健康問題時成為獨尊一方的領導者，政治當局尊重他、信賴他，甚至邀請他分享政治權力，只是他自覺地與權力保持距離。他頭腦里有先進的思想，卻不得不與本地強大的舊式思維相妥協，做一個恪守傳統規范的天主徒，最終與講究出身血統、愛榮譽勝于愛金錢的本地精英沆瀣一氣，不可避免地重新成為本地統治階級的一員。他拒絕參與政治，或者說是以消極的姿態對待政治，事實上成了傳統政治秩序的受益者和不自覺的維護者。在愛情和婚姻方面，從誠意上來看，他也是不合格的。大概是為了懲罰他，相信革命也相信愛情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小說開頭就為他安排了一個有點兒滑稽意味的死亡，又在小說末尾賜予他的情場對手弗洛倫蒂諾以甜美的好運，仿佛是在暗示我們：唯有真愛，才能真正拯救百年孤獨的拉丁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