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3日，是著名詩人、中國作家協會原黨組副書記朱子奇同志誕辰100周年。因眾所周知的緣由，中國作家協會特發起網上紀念，由中國作家網推出“紀念朱子奇同志百年誕辰”專題，以視頻、圖文等方式回顧朱子奇同志的生平與創作，緬懷前輩，意義深遠。

我和老作家朱子奇同志第一次見面是在1999年6月。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第九屆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北郊的石油干部學院召開。那時我還在部隊工作，臨時為研討會做會務服務。魏巍同志是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的會長，朱子奇同志應邀出席研討會。那一天，出席研討會的文藝界的老領導、老作家、老藝術家們還有林默涵、賀敬之、胡可、曾克、錢丹輝、葛文、雷加、徐非光等等。那是我與朱子奇同志的第一次相識。席間，聽魏巍同志介紹，早年在延安時，他和朱子奇同志一起辦抗日詩歌墻頭報，有戰友情誼、革命友誼，是患難詩友。那次會后，我收藏了魏巍同志題寫書名的《朱子奇詩選》，李琦同志題寫書名的《朱子奇詩創作評論選》等書籍。后來我還參與了由朱子奇、魏巍、鄧力群、袁寶華、李爾重等同志任顧問的《人民領袖毛澤東叢書》編輯工作，我采訪并整理的陳明回憶毛澤東同志的文章《永遠懷念毛澤東》被收入該書。

2012年10月12日至14日，我在朱子奇同志的家鄉湖南汝城參加了《紅旗漫卷諸廣山》電視專題片的審片會。期間，我參觀了汝城籍革命前輩朱良才、李濤、宋裕和同志故居，也走進了由賀敬之同志題寫匾額的朱子奇故居。

在研討會上，我結識了朱子奇同志的兒子朱寧生、女兒朱維平，后來我們也成了多年的好朋友。朱維平大姐還曾送給我一本汝城縣編印的《紅色記憶》畫冊,內有一則《半條棉被》的故事,深深感染了我。故事講的就是我們黨和人民群眾的魚水情。我為此曾撰寫了一篇評論，題為《脫離群眾是危險的》，后被收入我的一本文集里。

故事記錄的是1934年11月6日的晚上，湖南汝城縣文明鄉沙洲村，《半條棉被》的故事從這里開始。那天，當地百姓徐解秀和前來借宿的3位紅軍女戰士睡在自家的廂房里，4個人蓋著她床上的一塊爛棉絮和女紅軍自帶的一條被子。第二天下午3點多，紅軍要開拔了，3位紅軍女戰士把她們僅有的一條被子剪下半條留給徐解秀。這個故事今天讀后仍然讓人唏噓不已。當年看到《經濟日報》記者羅開富寫的這篇報道的鄧穎超、蔡暢、康克清等十幾位參加過長征的女紅軍們委托他人發表的談話也見了報：“悠悠五十載，滄海變桑田。可對那些在革命最艱難的時候幫助過紅軍的父老鄉親們，我們永遠不會忘記。請羅開富同志捎句話：我們也想念大爺、大娘、大哥、大嫂們！”

2016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深情講述了發生在朱子奇同志家鄉汝城縣的這個《半條棉被》的感人故事，就是要教育全黨：走好今天的長征路，必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為人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而矢志奮斗。

朱寧生兄回憶說，父親朱子奇小時候隨祖母長大。祖母常教他父親讀詩詞，背誦岳飛的《滿江紅》，唱《木蘭詞》，這可以說是對他父親進行了愛國主義啟蒙教育。1927年，朱德與陳毅帶領部隊路過家鄉，播下了紅色革命火種。他父親曾兩次偷偷離家出走，去尋找紅軍，都被家里用繩子捆了回去。家里怕父親出事，就把他父親送到南京小叔叔那里看管。小叔叔因公事繁忙，無暇照顧他父親，便把他父親送到了南京教會孤兒院，他父親便成了一名有父母的“孤兒”……

朱寧生兄說，他父親晚年重病纏身，神志模糊，要求再看一眼天安門。他便陪著父親坐車圍繞天安門廣場慢慢行駛了兩圈，他父親疲倦的面容上露出滿意的笑容。我想，朱子奇同志或許也在構思著《我在天安門前走過》這樣一首長長的抒情詩。

朱寧生兄曾提到，朱子奇同志一生中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見，一直想把它寫下來，但他顫抖的手已經拿不起筆來，朱寧生兄便在他父親斷斷續續的述說中記錄下了朱子奇同志記憶中最重要的六次。

我想，這也是朱子奇同志的一份珍貴的口述史料。2012年11月18日，朱寧生兄又安排我采訪了朱子奇同志的夫人陸璀同志，文章《跨世紀老人與她的晨星集》被《黨史博覽》雜志刊登，被數十家媒體轉載。

一位叫陳明仙的老同志撰文說，朱子奇同志為人單純，沒有城府，絲毫不像參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無論對人對事兒，他總是保持著一種朝氣蓬勃、熱情澎湃的樣子。

也正如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深情評價朱子奇同志的為人與為文時寫的那樣——

“回顧朱子奇同志的一生，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位行進在烽火硝煙中的革命戰士，是一位投身于新中國文藝事業發展、致力于世界人民友誼與交流的文化活動家，是一位熱情謳歌祖國與人民的卓越詩人。……朱子奇同志的詩與人，始終秉持著堅定的信仰、燃燒著火熱的激情。這種信仰與激情，將長久地感染并激勵著今天的寫作者和時代的后來人。”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