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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4月15日，巴西偉大作家魯本·豐塞卡因心臟病去世，享年94歲。這位1925年出生的里約人可以看作是過去半個多世紀巴西暴戾的描繪者，有過警察工作經歷的他以直白、干枯的敘事語言表現巴西城市生活中“暴力”的存在。本文原載于《書城》，經授權由澎湃新聞使用，有刪節 。

1964年3月31日，一場軍事政變推翻了左派總統若昂·古拉特領導的民主政府，開啟了長達21年的軍事獨裁統治。

1968年12月， 席爾瓦總統發布了《第五制度法案》（AI 5），宣布無限期中止國會，并陸續頒布一系列法令增加總統和軍隊的權力，強化新聞審查制度，嚴禁報道任何示威抗議行動。《第五制度法案》的頒布深刻影響了巴西的政治空氣，它意味著軍政府對異己的迫害達到空前殘暴的程度，因此其被稱為“政變中的政變”。懷有民主訴求或左派思想的文武官員、知識分子、社會活動家在獨裁的高壓下潰不成軍，或隱忍沉默，或拿起武器成為游擊戰士。

獨裁時期政治恐怖的風向也實時影響著巴西文學的發展光景。從1964到1968年間，相對寬松的文化管制與新聞審查仍為知識分子留存了較為自由的表達空間，這一時期堪稱巴西民眾抗議文化的黃金年代。

但是，隨著《第五制度法案》的出臺，政治大清洗的開始，一批作家、藝術家、學者或鋃鐺入獄，或流亡海外，不可避免造成了一段時期的文化真空。同時，誠如巴西作家伊格納西奧·德·羅耀拉·布蘭當（Ignácio de Loyola Brand?o）所言，審查者成為“后《第五制度法案》時期”寫作的一個重要新元素。知識分子與審查制度斗智斗勇的前沿陣地首先是報紙，當審查者“槍斃”稿件時，一些報社不會補上備選稿件，而是選擇大板塊留白，將隱藏幕后的審查者曝露于天日之下。

后來，官方不再允許“開天窗”，圣保羅州某報社又在刪稿處登上16世紀葡萄牙詩人卡蒙斯的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明眼讀者一望便知。當與時事風馬牛不相及的卡蒙斯也被禁止，報社干脆在遭到審查的重要版面諷刺性地刊登菜譜。

1970年代，軍政府的的兩大動作對當時的巴西文學界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其一是雷納托·塔帕若斯（Renato Tapajós）的被捕，在其半自傳小說《慢鏡頭》中，作者對游擊抵抗的直接描述讓當局無法容忍；其二是1976年的一道禁書敕令，對兩部1975年出版并暢銷一時、譽滿巴西的著作禁止發行并收繳撤回：布蘭當的《零》和魯本·豐塞卡的《新年快樂》。

聯邦警察部在禁令中指斥這兩部作品包含“有損道德、傷風敗俗”的內容。除此之外，政府爪牙亦不遺余力在輿論陣地中攻訐兩位作家，尤其對于豐塞卡，其創作主題中頻繁出現的暴力與色情元素，更為當權者提供了政治、道德“雙殺”作者的借口。參議員迪納特·馬里茲曾公開貶損豐塞卡的作品稱：“這是檔次極其低下的黃色刊物，即便在這個國家最偏遠落后的角落也很難找到。”

以道德名義打壓文藝作品雖在任何極權社會早已見怪不怪，軍政府當局這一粗暴舉動仍在巴西文化界引起了激烈反響。上千知識分子聯合發表宣言抗議審查，簽字者中不乏文化名流。作家、詩人杰拉多·梅洛·莫朗（Geraldo Mello Mour?o）對豐塞卡的遭禁表示震驚，并諷刺說，如果《新年快樂》有悖倫常、法理難容，當局應當對但丁、塞萬提斯、莎士比亞這些世界文學史上的一流作家也統統拘捕。

在為豐塞卡鳴不平的諸多抗議聲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阿弗蘭尼奧·科蒂尼奧（Afranio Coutinho），這位德高望重的巴西文學院院士于1979年專門撰文《文學中的色情》為魯本·豐塞卡辯護。他在文中開章明義地強調：“評價一部文學作品的首要原則是看它的藝術成就。”而在我們可以稱之為“情色文學” 的譜系中，我們應當區分赤裸裸描寫性行為的低級黃色與含有藝術價值的情愛文學，后者的范疇可以涵括莎士比亞這樣的世界文學巨匠，以及巴西文學的開山鼻祖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

科蒂尼奧引用阿西斯為例進一步闡發道，一部作品是否算作情色文學與其是否使用敏感字眼或是否直接表現性愛場面無必然關聯。阿西斯的《沉默先生》、《布拉斯·古巴斯的死后回憶》與《子夜彌撒》等經典作品都可劃歸為情色文學，乃是因為性與愛構成了推動敘事發展的核心，而非因為作者使用了什么色情詞匯或描寫了什么淫穢場面。因此，那些審查者與道學家所指摘的元素并不必然與文學作品的藝術品質相互排斥，科蒂尼奧借機反問道：“莎士比亞寫下‘whore’與魯本·豐塞卡打出‘puta（婊子）’這個字眼到底有什么區別？”

在解開圍繞豐塞卡的諸般政治構陷與道德誣蔑后，我們方能看清，作者賴以在巴西軍事獨裁時期的抵抗文學中獨辟蹊徑的是其優秀的文本質量與背后尖銳的社會批評。在一個國旗上書寫著“秩序與進步”的國家，一個暴政雇傭審查者粉飾太平的年代，魯本·豐塞卡試圖用最直白的語言，速寫出一幅地下世界的可怖圖景，還原一個墮落腐化、暗流洶涌的巴西。正如德國人指著《格爾尼卡》問畢加索：“這是你畫的？”畢加索回答：“不，是你們畫的。”豐塞卡小說中展現的色情與暴力也無不是強權者的創造。

魯本·豐塞卡一生創作類型多樣，包含短篇小說、長篇小說、電影劇本等等，其中最以短篇小說見長。誠如巴西詩人、批評家卡洛斯·內加爾（Carlos Nejar）的觀察，豐塞卡的熱情（pathos）更多傾注于短片小說的寫作，“因為這是一個簡潔、直接的靈魂，在長篇小說的拖沓中難免生厭……短篇小說是智慧的極限。”

從1968年《第五制度法案》出臺到1979年軍政府開啟民主化進程，這段政治現實最緊張、最黑暗、最恐怖的時期，豐塞卡出版了兩本后來成為其代表作的短篇小說集：《新年快樂》與《索取者》，收錄其中的同名短篇小說就展現豐塞卡筆下的暴力巴西而言最具代表性。

兩個故事都以極端兇殘、冷漠的暴力犯罪為核心，主人公皆來自生活絕望的社會底層，他們雖不屬于巴西龐大的文盲人口，但現實卻無情地把他們排擠到了社會邊緣，于是暴力不僅是他們滿足生存需求的必要手段，更成為了他們抵抗邊緣化的無聲語言。在豐塞卡的大多數敘事中，暴力是這些社會邊緣人唯一可以輕松獲得并自由使用的武器與資源，恰如迪歐尼西奧·達·席爾瓦（Deonísio da Silva）所言，“除了邊緣性，他們一無所有，這就是暴力之路。”

這些作品中，豐塞卡不僅運用極具沖擊力的語言讓讀者領略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現場，并且努力還原出施暴者扭曲、不堪的日常生活。

例如，在小說《新年快樂》中，殺虐上演前，故事先從幾個“主犯”的生活環境寫起：邊遠貧困的街區，破舊污穢的樓道，臭氣熏天的房間，食不果腹的日子……當幾位主角從這樣的境遇里走出，扛著槍走上街頭，接下來發生的一切雖駭人聽聞，卻也盡在情理之中：闖入一場新年派對，搶劫珠寶，胡吃海喝，強暴婦女，甚至打光好幾發子彈只為看看能不能把人粘在墻上。

比描述這一切暴行更有力的，是作者對施暴者心理的準確把握和直白表達。《新年快樂》中，當遭到打劫的上流社會中有人試圖安撫暴徒情緒，讓他們隨便吃隨便搶，只要不傷人，這卻激起了劫匪心中更大的不平與憤怒：

“狗娘養的東西。吃的，喝的，珠寶，鈔票，這些對他們來說都是九牛一毛。在銀行里，他們擁有的多得多。他們眼里，我們不過是糖罐里的三只蒼蠅。”

貧窮、饑餓與性壓抑讓這些絕望的動物必然訴諸暴力，然而報復的快感也不過一時的泡影。貧民窟里走出的歹徒很快認識到一個令人沮喪的現實：一次暴行只能一次緩解他們的饑餓與憤怒，橫亙在這個社會當中的經濟鴻溝遠不是新年派對上的一點吃食所能填平的。槍彈所能搶走的，不過是上流社會的九牛一毛，因為“在銀行里，他們擁有的多得多”。

萬般沮喪之下，施暴者意識到，要實質性傷害到這些遭人嫉恨的權貴者，只剩一種可能——剝奪每個人最基本、最平等的權利：生命。達·席爾瓦對豐塞卡筆下這類人物的總結甚為精悍到位：“殺戮，即生存。”在一個貧富懸殊、民怨沸騰的社會里，當實現公平的一切出口都被堵死，底層與邊緣訴諸暴力則不再是為了搶奪，而是一種絕望的抗議，一種被排擠、踩踏到絕境時不計后果的反擊。

不過，暴力并非窮人的專利。小說《夜游》的主人公工作體面，有家有業。妻子和兒女都清楚他有晚飯后開車兜風的習慣，只是沒人知道，他的樂趣在于，每晚把車開到行人稀少的街區，路上隨機尋找一個行人，將其撞飛后逃之夭夭。如果說貧民窟劫匪的犯罪動機尚可以理解，《夜游》中的汽車殺手則怪異得令人發指。小說以第一人稱視角，描述了一樁荒唐的罪行，一具毫無道德感與同情心的冷漠靈魂。選擇目標下手時，男主人公只是一心在盤算，怎樣撞人自己才能獲得最大的放松與快慰；而回到家中，他不無自豪地撫摸自己的愛車，贊嘆自己的車技，然后若無其事地跟家人道了晚安，第二天在公司還要忙碌。

因此，魯本·豐塞卡為我們講述的駭人故事，并非個別心智不全、仇視社會之徒的極端案例，而是強權統治下巴西社會必然要遭遇的悲劇，一個同時屬于窮苦人與特權派、施暴者與受害者的悲劇。

一方面，以“安全與發展”為指導思想的軍人政權創造了所謂的巴西奇跡，1968-1973年間實現了每年11.2%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均的現象貫穿了軍政權時期的始終，拋棄公平的經濟發展在巴西社會中撕開了至今仍未愈合的裂痕。窮苦底層走投無路，輩出亡命之徒；中產階級為了起碼的體面疲于奔命，整日怨氣滿腹；特權者為了鞏固自身利益，更不惜舉起槍口。

由此觀之，魯本·豐塞卡的“暴力小說”，雖很少涉及制度議題，本質上卻無一不是獨裁這口高壓鍋里此起彼伏的“內爆”現象。豐塞卡用其高超的文學技巧極力表現的，不僅是巴西社會生活中日益尋常的暴力，更有其背后道德與價值體系不可挽回的崩壞。如果一個社會里，不分階層、不分地域，處處可見對“惡”的執迷，那么可以說，它的每一個故事，每一種荒誕，都在指向暴政這一毒瘤。

至于豐塞卡小說中的“情色”，作者的本意并不在嘩眾取寵或污染視聽。喬治·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說，“做愛本身就是一種造反”，一次高潮就是對黨的一次打擊。在作為公共話語場的文學空間里，專治者所極力禁止的，準確說，并不是性愛本身，而是性愛的表達，因此，魯本·豐塞卡作品中露骨的情色描寫，自然構成了對“道德正確”的軍政權最直接的挑戰。

豐塞卡似乎對自己的小說在讀者中激起的反響與爭議早有預見，在選集《新年快樂》的末尾，作者為自己安排了一場虛擬的“采訪”，對于情色、暴力、審查等出版后可能面對的話題給出了正面的回應。“小說”中的采訪者問作者，是否視自己為一個黃色作家，作者直接回答道：“是的，我的書里滿是沒有牙的窮苦人。”的確，“沒有牙的人”在豐塞卡的故事里，既是具體的小說人物，也是一整個社會階層的隱喻。

在《新年快樂》與《索取者》中，故事的主角癩子和“索取者”都“碰巧”沒牙齒。那為什么說是無牙者的黃色文學呢？因為豐塞卡試圖在最后這一篇自白中重新定義“色情”。

世界各地的兒童都聽過這樣一個童話：約翰和瑪麗被狠心的父母丟在森林里讓狼吃掉，但聰明的他們一路留下記號，找回了家，最終又和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豐塞卡說，這才是真正的“色情”，“因為這個故事里充滿了下流、欺詐、可恥、猥褻、魯莽、骯臟和卑鄙”。

判定一篇作品是否黃色下流不應以是否使用“臟話”為標準，因為一個喪失體面卻依然禁忌重重的社會雖藏污納垢，卻在語言上虛偽地避免著某些字眼。

語含機鋒、話里藏刀的豐塞卡，顯然是試圖在內容與語言的兩重層面挑戰與顛覆權力者設下的藩籬。帶著語不荒誕死不休的勁頭，作者進而發揮道：“應該設立‘全國臟話日’。壓制所謂色情文學的一大危險在于，它為審查辯護，并扭曲了這個制度。他們聲稱，有些字眼毒害如此之大，以致完全不可以寫出來。所有阻礙言論自由的企圖都會利用這一論斷。”在選集《新年快樂》“滿紙荒唐言”的末尾，作者至此終于圖窮匕見。

《新年快樂》甫一面世，一年內就售出三萬本，占據暢銷書排行榜數周之久。有人將豐塞卡作品的廣泛接受歸功于其“警察小說”的體例，然而時間證明，豐塞卡的成功是一個不可脫離時代背景孤立解讀的文化現象，需要更多智識層面的關注。

在工業化的社會背景與后現代的文化語境下，當所謂精英文學與大眾文學的分野不再涇渭分明，魯本·豐塞卡在后現代作家與獨裁時期文學的譜系中獨辟蹊徑，脫穎而出，憑借的不僅是獨到的選題與角度，更重要的原因依然在于其對寫作品質與文學語言的追求。同時代的文學批評家們注意到，當整個巴西社會在兩極分裂，雅文化與俗文化彼此疏遠時，豐塞卡卻在努力尋求拓展其話語的作用范圍。

今日，獨裁政權已崩塌廿載，作者已獲得卡蒙斯獎在內的承認，七十年代軍政權對魯本·豐塞卡的道德攻訐與粗暴審查，已成為歷史的一面鏡子，其中映照出的，不僅有國家權力的邏輯，還有寫作者通過文學頑強抗爭的見證。

歸根結底，豐塞卡小說中的色情與暴力元素，不過是被強權者利用的浮淺借口，它的真正鋒芒在于，這些或荒誕或恐怖的故事觸到了當政者的痛處。批評家麥克姆·希爾維曼（Malcolm Silverman）總結道：“在這樣一個令人窒息的地下世界中，豐塞卡創造的人物淹沒在陰謀詭計中，有時甚至是自己設置的陷阱。其中主要的原因，不可避免地要歸于這個墮落腐化的社會，而人性只會加劇它的丑惡。”因此，邊緣人的憤怒與暴力，社會上上下下的變態性趣，成為1964年后巴西城市生活中無法視而不見、避而不談的主題。

無需高談闊論政治的形而上學，也不用歌頌少數頭破血流的志士仁人，豐塞卡用他筆下的里約熱內盧，表征了一個深刻分裂的巴西，一個倫常顛倒的社會，一個水火難容的世界。正如希爾維曼所言，“魯本·豐塞卡所敘述的巴西，是個內戰一觸即發的國度。”在花團錦簇的巴西奇跡之下，豐塞卡用一個個令人讀罷發寒的故事，向全社會嚴肅地發問：這是一個怎樣的巴西？屬于誰的巴西？為了誰的巴西？